四十岁，从来不是青春的暮年

有话硕·2023年10月26日 18:12

当人生角色转换跟不上社会心理发展时，“危机”自然会出现。

01、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变成了“中年人”

不久前，看到朋友圈的一则好友动态，说起周末和一拨半大不大的学生打了一场球，散场时大家互相道别，只听见一句话深深地刺进了耳朵里：“叔叔，我们回家写作业去了！”。动态里配了一张球场的图片，此外，再别无他言。不过隐隐中，似乎道出了他当时的内心独白：“叔叔，嗯~，不年轻了！”，随之而来的是掠过心头的一丝悠悠的冷风。

而刺激我强烈感受到“中年时刻”的，除了总能听到别人称呼自己一声“叔叔”之外，还有每每相伴的“局部性脂肪堆积”，一种多见于男性上腹部和背部，以及女性腰部和上臂部的“中年并发症”。这提醒我，当自己仍然试图以“旁观者”的姿态来评议别人的“中年”时，不知不觉地却已然活成了他人口中的“中年大叔”。

02、“中年危机”是生物现象、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等因素的重重叠加

在 Erik Erikson 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中，大致上把19-40岁以前归属为年轻人；40-65岁以前归属为中年人；65岁以后归属为老年人。

对于每一位“中年人”，如果仅仅只是抱怨自己肉眼可见的体重增加，时不时地担忧“线索性遗忘” 会不会预示着自己变傻，等等这些自然规律，那么“中年危机”也就不会成为如此深刻的社会性话题。

“Midlife Crisis”，Elliott Jaques 把它理解为：We come face-to-face with our limitations，our restricted possibilities and our mortality. 人们将不得不面对自身的局限，有限的可能性以及死亡。他的描述影响了人们对“Ageing、Love and Loss”的理解（Mark Jackson，2020）。如果用一种更通俗的方式表达，那就是，“中年危机”意味着生理的老化、情感的压力和失去的风险。

因此，除了“生物现象”，“中年危机”更叠加着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这两个因素的重重影响：

人际关系：网上有这样一段视频，记录了男主回乡时和发小相见的场景。每次临别，发小总会让男主捎带上一样“礼物”，或是一颗红彤彤的苹果，或是一篮新鲜的蔬菜。对于身体逐渐长大，但认知和心理永远定格在童年的发小看来，苹果是红的，所以是美好的；蔬菜是新鲜的，所以是美好的；把美好的东西送给自己珍视的伙伴，这段关系也是令人感到美好的。

很多文学作品里面，似乎也有类似人物或场景的描写。只不过现实生活中，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从来不会如此简单。

Laura Carstensen 的社会情感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认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们会改变他们的社交目标。简单点说，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围绕那些未来导向的目标展开社交，而不会苛求获得即时的“社交回报”；年老的时候，总会把时间当作包在手帕中的纸币，一张一张数清楚，生怕弄丢了任何一张。因此，满足当下的“情感需求”就成为了唯一的“社交目标”，从而寻求建立更加专注、更加有意义的一段关系。

可中年人，似乎处于一种“两头不靠”的尴尬境地。对于大多数中年人，在大多数时候，似乎可以预见自己未来大多数的可能性，因而无法像年轻人那样不唯功利的唤着“四海之内皆兄弟”；另一面又心有不甘地幻想“未来可期”，因而也无法像老年人那样任凭性情地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中年人总是在小心翼翼地，如走钢丝般地探察着每段关系中微妙的变化，和爱人的、和家人的、和朋友的、和同事的、和上级的，等等等等，并辛劳地维护着它们，同时承受着多种人际关系的压力源。

社会责任：家庭的和谐氛围通常是如何被打破的？只要问一下为人父母的中年人就很容易找到答案：多半是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我们似乎很容易坠入“知识诅咒”的认知偏差中，即：一旦知道了某件事，就很难想象别人为什么“不知道”，也很难站在“不知道”的人的角度，产生“共情”。对孩子们，大人们也是这样，我们认为很简单的题目，在孩子们看来很可能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能力范畴，或者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慢慢地理解。我们总希望自己稍稍点拨一下，孩子们就可以消化吸收，可眼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解还是不见效时，我们的声调就会不由自主地拔高，剩下的只有孩子们眼中的担忧、委屈、甚至紧绷的情绪。但此时，我们需要暗示自己的除了“孩子是亲生的”之外，还要记得“辅导他们”是中年人的责任。

Margie Lachman 曾经总结了进入“Afternoon of Life”（Carl Jung）的中年人应当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包括：

Losing parents and experiencing associated grief
Launching children into their own lives
Adjusting to home life without children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empty nest)
Dealing with adult children who return to live at home (known as boomerang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oming grandparents
Preparing for late adulthood
Acting as caregivers for aging parents or spouses

我们把它们重新归纳为四个方面：

对生命的“迎来送往”；
养育并辅导下一代；
赡养和照顾老人；
铺排好自己和伴侣的“后中年”时期

有人开玩笑说，职场上最容易“拿捏”的就是中年人，其实这只是中年人权衡利弊后在“血性和责任”之间，选择了后者而已。

“幸福曲线”（David Blanchflower）显示，人们从18岁开始，“幸福水平”逐渐下降，到了中年这个年龄阶段（47.2-48.2岁），达到“不快乐峰值”，之后又逐渐增加。在我们看来，这或许是生物现象、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等因素的重重叠加而带给中年人的磨砺。

03、当人生角色转换跟不上社会心理发展时，“危机”自然会出现

电影《人生大事》中，刑满释放的莫三妹被迫子承父业，接管了家里的殡葬店。在一次出殡时，与外婆亡故的武小文偶遇，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两人命运的故事。起初，三妹对小文是各种厌烦，慢慢地却学会了哄小文睡觉，笨手笨脚地为小文梳辫子。在一次参加小文幼儿园的家长活动中，小文轻轻地在三妹的耳边说道：“我晓得，我再也见不到外婆了。但是，我不害怕了，因为我有爸爸了”。事实上，三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从迷茫青年、到自食其力、再到反哺他人的角色转换，成为了小文心中的“父亲”。

Erikson 的理论中，“中年”的核心标识是：Generativity vs. Stagnation—创造与停滞，中年人一面被要求为家庭、工作和社会做出贡献；而另一面很可能因为“自我意识”发展的不足，使得两者产生激烈的冲突，也就是说中年人在被社会性期待应该展现“Care—关爱和责任”时，对人生角色的认知还停留在早前的阶段，没有在该有的年纪做该有的事，这才是“中年危机”真正的内在根源。

04、解开“中年危机”这副锁的三把钥匙

回到电影《人生大事》，有这样一个桥段，三妹在狭窄的居民街道内穿行，从烟盒中摸出一支烟，舔了一下，看到路当间正在烧纸的火盆，顺手钳起一簇着火的纸团，点燃了烟，俨然一副浮躁不羁的生活顽主形象。然而，恰恰是小文看似顽皮、执拗、咋呼的表象背后所隐藏的纯真情感，潜移默化地推着三妹一点点沉浸到生活本真的面貌中，并在30多岁的年纪提前理解了生死、抛弃、选择、亲情等等一系列接踵而至的“中年话题”。这让我们联想到“沉浸生活”，学会接纳各种焦虑、失望、悲伤、抑郁、紧张等等不好的因素，或是解开“中年危机”这副锁的第一把钥匙。

Erikson 认为每个人都要经历生命的八个不同阶段：Trust vs. Mistrust、Autonomy vs. Shame、Initiative vs. Guilt、Industry vs. Inferiority、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Intimacy vs. Isolation、Generativity vs. Stagnation、Ego Integrity vs. Despair。每个阶段都构成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基础，并且每个阶段的结束都以解决该阶段的“危机”为标志。由此看来，不论我们处在生命中的哪个阶段，“危机”的解决都意味着我们始终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而这应当是解开“中年危机”这副锁的第二把钥匙。

Chip Conley 在《How to Overcome the Struggles of Midlife》一文中，给出了一条建议“Let go of baggage”。中年人有两件冗余的“人生行李”，一件行李是“限制性的信念”，除了履行应尽的责任外，没有谁规定中年人一定不可以做什么！例如，四十岁的年纪不适合创业等等；而另一件行李是“比较”，我们要比周围的人掌握更多的物质财富；我们要比周围的人拥有更多的安全感；我们要比周围的人获得更丰富的情感体验；我们要比周围的人受到更多的尊重和被需要。放下和他人的比较，通过“自我比较”来学习生活并不断成长，这才是解开“中年危机”这副锁的第三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