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不会敲门，但噪音会：低空经济的第一场舆论压力测试

技术与资本推动的低空经济已经逐渐从PPT飞上天空，有越来越多的居民逐渐意识到：头顶原本沉默的天空，正在发出越来越难以忽视的轰鸣。

从政协委员披露的多起投诉，到业主群里流传的测噪视频，再到对起降点规划的不安，这是一场已然展开的“噪音战争”。在技术飞跃的背后，是公共空间权利与城市治理能力的深刻考验。

起飞和投诉，都比你想象得更频繁

近年来，深圳出现多起向媒体反映的“噪音吵扰”事件，直升机及低空飞行器频繁低空经过住宅区，带来了显著的噪音干扰。有媒体在某位居民所在的住宅楼，用分贝仪测得，当飞行器经过时，分贝一度接近 70 dB，并在一小时内记录了多次穿越。该居民坦言，飞行声波强烈且不规律，仿佛“空中交通高峰期压在楼顶”，对孩子的休息和家庭生活造成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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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投诉并非孤立。

深圳有政协委员在公开场合指出，仅 2023 年 8 月至 10 月，“民意速办”平台就接收了 700 余起与低空飞行相关的噪音扰民诉求。这些诉求集中出现在人口密集区域，如龙岗、龙华、福田等，显示出在高密度城市结构下，空中活动与居民生活之间存在现实张力。

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中，“高频率、不可预测”的噪音成为居民难以适应的问题。环境噪声研究表明，相较于持续稳定的噪声，这种高频次的持续性干扰，与偶尔飞过的民航客机完全不同，更易引发焦虑，因为它剥夺了人对环境的控制感。

当不知道下一架直升机何时会来、会悬停多久时，这种失控感会转化为持续的紧张与愤怒。

规划与承诺：基础设施扩张能否同步治理？

深圳政府对低空经济的“野心”可见一斑。

根据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2024–2026年）》，到 2026 年，计划建设超过 1200 个低空起降点。 相关报道还提到，到 2026 年将开通载人、载货等多类低空商业航线超过 1000 条。

在启动会上，深圳官方曾透露，截至启动之初，全市已有约 249 个起降设施。由此看出，基础设施的规划扩张速度极快，这意味着未来飞行器数量和航线密度有望大幅上升。

然而，尽管基础设施规划雄心勃勃，对应的噪声治理制度却明显滞后。2025 年 3 月，深圳发布了《宁静小区建设技术指南》，试图将噪音治理纳入城市建设标准框架。但媒体和社区人士指出，该指南对于直升机或 eVTOL 产生的低空噪音，并未给出明确的测量标准和责任落地机制。

与此同时，现有法律框架也未能全面覆盖这种新兴飞行形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规主要聚焦地面噪音源，对空中器械噪音的定性、归责与执法方式仍缺乏成熟制度。

这种“规则缺位”使投诉机制多存在“有投诉但难以执行”的尴尬局面。部分居民甚至质疑：飞行器审批合法，但噪音问题无人监管，这种制度安排是否忽视了一部分人的宁静权。

技术解决方案：安静愿景，现实局限

为回应公众关切，一些参与低空飞行商业化的企业将“技术降噪”视为关键卖点。

他们强调通过优化螺旋桨设计、降低转速、采用涵道风扇等方式，可以显著减少噪音。然而，现实并不完全如宣传所说。

首先，实验室数据与真实场景存在巨大鸿沟，企业宣称的55分贝是在理想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当数百架飞行器在早晚高峰同时升空，个体飞行器的降噪努力将被淹没在集体噪音的洪流中。更关键的是，多数企业仍将降噪视为“技术优化”而非“生存前提”，投入优先级远不及续航和载重。

真实城市环境中，飞行架次、悬停时间和方向变化不可控，多个飞行器高频次起降时，累积声压仍然可能在敏感区域显著影响居民生活。即使个别飞行器降噪表现好，但当整体流量提升，技术优化带来的噪声改善可能被整体频次的增长部分或完全抵消。

其次，技术本身无法规避运营策略带来的干扰。居民反映的焦虑，常因航班密度高、时间跨断点（早晚高峰、夜间残余）而加剧。要真正缓解干扰，仅靠单架飞行器静音还远不够——必须与航线规划、起降点布局、运营时段等制度结合。

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迭代速度可能追不上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起降点数量快速增长、商业航线加密，如果没有配套严格的降噪标准和社区协商机制，技术降噪的边际收益将在规模扩张中被削弱。

公共参与的裂缝：为何居民“无处申诉”？

一个核心困境是：即便居民对噪音感到困扰，他们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依然非常有限。

多位深圳社区人士向媒体指出，在起降点规划或空域布点方案出现时，小区居民往往缺乏正式听证或反馈渠道。物业常以“审批合法”为由回应居民关切，但这并不等同于居民获得了参与规划的权利。

在部分社区中，业主群里不乏转发测噪视频、讨论飞行扰动的内容，有居民甚至提出在社区会议中要求设立常态监测机制。但这些呼声尚未形成制度化渠道——不少地方尚未建立起“起降点规划须有社区听证”之类的公共参与机制。

这种参与机制的缺失，是噪音矛盾激化的关键催化剂。

在低空经济的规划中，普通民众被视为“被服务的对象”而非“权利的主体”。起降点选址、航线设计、时段安排，这些直接影响居民生活的决策，往往由企业与政府部门闭门制定，社区只有被告知权，没有否决权。

当居民发现“合法飞行”可以无视自己的“安静权”时，私力救济便成了无奈选择。

一个良性的治理模式应当是：任何起降点规划都必须经过社区听证会，航线设计需公示并收集反馈，时段安排应避开居民休息高峰期。但现实中，企业担心公众参与会拖延项目进度，政府担心过度监管会抑制产业活力，双方都在默契地绕过居民，直到投诉爆发才被动应对。

社会契约重构：先跟城市签一份“不扰民契约”

要让低空经济真正落地，不能光靠技术自嗨，不能让“合法飞行”成为低空噪音的免死金牌。

例如按人口密度划定噪音红线：学校、医院、居民楼密集区，飞行噪音不得超过55分贝；公园、商业区可以放宽，但也要设上限。

与此同时，也要保证居民在起降点选址时拥有真正的话语权。

结合低空经济规划的发展宏图，未来不排除起降点会在人流密集处设置，让周遭居民提前知道、提前表态、提前否决，这不是走过场的告知，而是实打实的共识。

如果噪音无法完全避免，那是否可以通过建立补偿机制获得谅解。在起降点周边部署实时噪音监测；如果监测超标，受影响社区是否可以获得隔音改造补贴、物业费减免等措施，不能只让居民承受买单的成本。

更进一步的畅想则是，打破部门之间的“九龙治水”僵局，建立跨部门联合工作组，让环保、规划、交通、空管、社区代表、企业坐到一起，明确谁审批、谁监管、谁担责，找到“这事我负责”的主体。

说到底，低空经济要想起飞，先得学会“低声下气”，把居民的安静权放在产业野心之前，把社区对话放在资本狂欢之前，当然，能愿意妥协的企业不见得有那么多。

谁来决定城市上空能有多吵？

深圳的案例并非孤本，而是中国高密度城市共同面临的困境。

上海黄浦江直升机游览项目因居民投诉在2024年国庆期间“开几天被投诉、不得不关停”，成为短期商业化试点忽视社会接受度的典型。苏州虽开始起草噪声控制规范，但其低密度空间给了试错缓冲，而深圳、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并无此奢侈。

从全国范围看，城市化高密度带来“成本外部化”问题：当低空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把噪音、扰动成本转嫁给无关居民时，利益与风险分配不公就会通过社媒和投诉平台表现出来。

截止2024年底，年全国在册管理的通用机场数量仅有496个，仅为美国公共通航机场数量的 11%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的低空经济将在更密集的人口空间中爆发，冲突的激烈程度将远超欧美。

噪音问题的本质，是一场关于“发展”定义权的战争。

在产业叙事中，低空经济是GDP新动能、是交通革命、是技术制高点；在居民叙事中，它是睡眠剥夺、是教育干扰、是生活品质下降。当两种叙事无法对话时，冲突就不可避免。

低空经济想要起飞，必须出让头顶的天空，但也需成为普通民众能接受、愿意分享的公共空间。

否则，这场被噪音撕裂的社会信任，终将在某个临界点彻底崩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低空Future”，作者：元素，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