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经济学奖得主揭示近200年经济突飞猛进的奥秘

人类经济增长史的真正突破发生在1820年前后，距今不过200年时光。

北京时间2025年10月13日，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揭晓，奖项颁给了三位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其中，莫基尔因“阐明技术进步推动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获得一半奖金；阿吉翁和霍伊特则因“提出以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过程推动的持续增长理论”而分享了另一半奖金。

虽然三位学者的研究路径并不一样，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在《新京报》采访中这样解答得奖者的获奖原因：他们因阐释了技术创新与改进驱动的经济增长取代停滞成为经济常态的机制而获奖。三位获奖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乔尔·莫基尔通过大量历史资料证实，技术创新驱动的长期持续增长需依赖三个关键要素：其一，科学与技术必须紧密相连，从而形成正向反馈循环，推动实用知识的持续积累；其二，必须具备有能力的工匠与工程师群体，以便将新理念转化为产品与生产流程。第三，社会必须接受变革，而可能因变革受损的利益集团无权阻止变革。18世纪末以来，这三大要素在英国同时存在。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的原因。

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因构建创造性毁灭的数学模型而获得另一半奖项，该模型与乔尔·莫基尔运用经济史学家工具所记录的过程完全一致。拥有数学模型极大地补充了乔尔·莫基尔的工作，它能清晰区分“创造性毁灭”背后的各类力量和驱动因素，并有助于分析维持这一过程所需的政策类型。政策必须为技术改进提供充足激励，确保自由科学得到充分资助，保护经济免受某些企业过度主导的影响，并帮助因雇主竞争力下降而失业的个人找到新的、更好的工作。

约翰·哈斯勒还表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增长非常有限。尽管有许多重要发现改善了生活条件，但增长趋于平稳。然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情况发生了变化。“持续的经济增长，由不断涌现的技术创新和改进驱动，取代了停滞不前”，哈斯勒说：“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背后的机制，以避免经济重回停滞的状态。”

现代式增长的起源

1946年，莫基尔出生在荷兰莱顿的一个犹太家庭，其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母亲则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本科期间，莫基尔就读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并于1968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耶鲁大学深造。1974年，莫基尔完成博士论文《1800—1850年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增长和停滞》，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开始在西北大学任教，至今仍在该校工作。

作为经济史研究者，莫基尔关注的主题是现代增长的起源问题。虽然在今天的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事实上，真正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完全是一个现代才有的现象。10月13日，莫基尔对路透社说，自己的研究聚焦于“为何我们比曾祖父辈富裕得多、生活好得多”。同时他担忧，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可能失去在科研与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本届政府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攻击，或许是历史上最大的‘自摆乌龙’，”莫基尔说，“这种行为具有自我破坏性，且完全由无关的政治因素驱动。”

而在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的记者会上，阿吉翁的发言，精准剖析了全球经济的现实困局。当现场记者抛出“美国加征关税对增长的影响”这一问题时，他这样简单利落地回答：“我不欢迎任何关税政策，任何关税都是增长的绊脚石。”

这番表态背后，是他对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判断。“贸易壁垒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利，我们需要更大的市场促进贸易不断流动。我们希望能够跨越技术，让科学技术在不同国界之间流动。”

在经济学家当中，阿吉翁算是一位“富二代”。他的爷爷是埃及著名的犹太银行家，而母亲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是法国知名奢侈品牌蔻依（Chloé）的创始人，被誉为“巴黎左岸时尚的灵魂”。据阿吉翁回忆，许多后来享誉世界的名字都经常出入他家客厅，比如香奈儿前创意总监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德国汉堡人），曾经帮少年的他做德语作业。

1987年，阿吉翁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任助理教授。两年后，他回到法国，出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2000年，他重返母校哈佛任教。2015年，他应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回到法国担任经济顾问，同年，他出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至今仍在任。

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与中国学术界渊源颇深。早在1994年，他就曾来华，参加在京伦饭店举办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为中国企业改革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2017年，他与合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国产业政策问题的论文，还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奖。

与阿吉翁相比，霍伊特的身世并不显赫，经历也相对简单。1946年，他出生于加拿大，在美国西北大学完成博士学位。1996年，霍伊特转至俄亥俄州立大学，2000年加入布朗大学，直至2021年退休。

熊彼特的阐释者

在学界，阿吉翁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阐释者而出名的。1992年，阿吉翁和霍伊特一起建立了“熊彼特增长模型”（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此后，熊彼特的思想才真正开始受到主流宏观经济学界的重视。

和莫基尔一样，阿吉翁也认为工业革命后的爆发式增长是个奇迹。他指出，在公元1000—2000年间，全球GDP增长了300倍，人均收入提高至原来的13倍。作为鲜明对比，在之前的1000年中，人口仅增长了1/6，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维持不变。人类经济增长史的真正突破发生在1820年前后，距今不过200年时光。所以，我们今天感觉自然而然的人均GDP增长，从人类历史的大尺度来看却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现象。在1000—1820年间，全球人均GDP的平均增速非常低，每年不到0.05%。而在1820—1870年，这个增速提升至0.5%，在1950—1973年更是达到3%—4%。

增长伴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在公元1000年时，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仅为24岁，其中三分之一会在1岁前夭折。转折点同样出现在1820年。这之前的预期寿命增长非常有限，全世界新生儿的平均预期寿命在1820年仅为26岁，但此后进入了指数式增长，1999年达到66岁。

阿吉翁追问，为什么增长起飞直到19世纪初才发生？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前的发明创造，例如轮子、印刷术或指南针没有带来累积式增长？为什么这一切变化是从英国这个欧洲小国开始，而非诸多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

而阿吉翁和霍伊特给出的部分回答，则是把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引入了经济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技术是经济生产中最重要的中间产品，没有了技术，生产就无法进行。而这些技术，则是由企业家提供的。一旦某个企业家拥有了领先的技术，那么他就拥有了市场力量，因而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而为了获得这些超额利润，经济中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就有动力把资源不断投入到研发当中。这些研发当然是有风险的，但一旦成功，新的技术就可以取代老的技术成为主流。与此同时，原本居于垄断地位，可以坐收高额利润的在位者就会被打倒，新的胜利者将会取代他的地位。就这样，整个经济就实现了“创造性破坏”：旧的技术，以及与旧技术相关的一切就此毁灭，而新的技术，以及与新技术相关的一切则由此而兴起。

《启蒙经济》

作者: [美]乔尔·莫基尔 Joel Mokyr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副标题: 英国经济史新论

The Enlightened Economy:

Britain and the Industrial 1700-1850

作者将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尤其是思想史相结合，全面考察了英国在1700年之后一个半世纪中的经济发展，有力地论证了启蒙运动带来的创造性及其对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信念，影响了英国思想家、发明家、企业家和工匠的经济行为，进而引领英国迈入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

◎ 人们在解释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起因时，会涉及两个独立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大问题”，即为什么西欧能够取得史上任何社会从未取得的成就，即突破种种负反馈壁垒？此类负反馈壁垒导致1800年之前的大部分民众在极度贫困中苦苦挣扎，而当今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人再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了。尽管奥斯曼帝国、中国、印度曾取得令人敬畏的科技成就，但在当时它们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对于这一问题，人们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一些答案很奇怪（气候、种族、宗教），另一些答案则看似有理却很难证明，例如文化、社会、帝国和政治。

◎ 任何时期的经济变化都依赖于人们相信什么，且依赖程度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要高。从“光荣革命”到水晶宫世界博览会这一期间，英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就是如此。除了地理因素以及市场、政治和社会作用等标准论据外，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知和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如何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18世纪是启蒙时代，我们有必要充分检视这一事实产生的经济影响。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思想和哲学启迪着人们构建现实世界；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 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经济增长表现平平，不仅慢于今天经济学家认为的“正常”经济增长，而且存在着质的区别。在当今时代，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技术进步，以及经改良的生产资料、新技能和胜任力（competence）的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的积累代表并推动创新。尽管在1750年之前，世界就已取得了技术进步，但它们在推动经济变化方面仅发挥了次要作用。在1450年至1750年间，贸易额大幅增长，西欧从中受益尤多。贸易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有用知识的增加：船舶设计和航海技术得到完善，地理知识得到扩充，人们找到了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此外，各种制度得到完善，从而强化了“法治”，进而推动贸易的发展。制度致力于剿灭海盗，完善合同和产权的执行，减少风险，提供信贷、保险和信息，并提供合理的担保，确保贸易伙伴兑现承诺。

◎ 在17世纪黄金年代，荷兰成为富国，这部分归功于该国的航运业和商业；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依赖于帆布织造、造纸、制糖等依靠或者服务于国际贸易的行业，并且能够通过创新提高生产力和开展竞争。不过，驱动此类发展的引擎通常是商业和制度完善，技术只是提供辅助动力而已。在1750年左右，一切都已开始发生变化。对工业革命最贴切的定义是将技术置于经济变革主引擎位置的一系列事件。与1400年相比，到1700年可供英国普通人选择的日常消费品要丰富得多。大多数学者估算175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率在0.2%至0.3%之间。按照这一增长速度，人均收入每250年到300年翻一番。

◎ 在有文字可考的大多数历史时间里，经济增长的头号敌人并不是人口压力，而是剥削者、海盗和寄生虫。经济学家将寄生虫委婉地称为“寻租者”。寻租者不愿从事经济生产活动，认为抢劫和掠夺他人劳动成果会更省力。寻租者包括国王或主教的税吏、拦路抢劫的强盗、腐败官员、贪婪的地方垄断势力、严格控制进入和生产活动的同业公会，或者来自邻国的侵略军等。他们侵略性的寻租行为经常导致经济活动停止，而增长取决于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从真正的辩证关系看，增长自掘坟墓，创造了导致自身衰亡的条件。米兰、安特卫普、马格德堡等富裕城市招致强邻的嫉妒和贪欲；后者围攻、洗劫这些城市，并对它们课税。只有威尼斯、荷兰共和国沿海省份等少数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特征，才得以幸免于难，不过即便如此，它们也不得不将大部分经济盈余用于防务。

◎ 从两个方面来讲，英国极为幸运。首先，作为一个岛国，它面临的安全威胁没那么紧迫。不过，正如西班牙“无敌舰队”证明的，英国并非高枕无忧，不存在安全威胁。此外，身为岛国并不是抵挡外国侵略者和掠夺者的充分条件（爱尔兰和菲律宾不幸地认识到这一点），但这仍是一个有利条件。此外，仅仅阻止外国劫掠者是不够的，毕竟大多数寻租活动都是地方显要和恶霸开展的。在17世纪，英国社会能够极为有效地制约势力最大的地方恶霸，也就是国王。英国人认为，除非征得人民同意，否则统治者不能征收赋税。这一原则体现在1689年《权利宣言》第四条款（“未经议会授权，为国王或供其使用而征税……是非法的”），它应被视为英国在制约此类寻租活动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 早期的工业家发现，为了打造一支劳动力大军，他们需要通过社会控制和约束影响工人的行为方式。他们设立了复杂的激励制度。罗伯特·欧文等一些企业管理者认为，如果合理、人性化对待工人，这些价值观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其他人通常偏向于藏起胡萝卜，挥舞大棒，例如罚款、当场开除，以及在许多情况下实施体罚。虽然经济因素决定了人们会对激励措施做出反应，但是文化和制度决定激励因素是以奖励还是惩罚的形式出现。

◎ 工业革命的典型商号由所有人或主要合伙人管理。熊彼特指出，当时的企业家除了资本家的身份，通常还担任技术专家、采购员、销售员、人事经理、法律顾问等角色。许多早期的工业家技术能力出众，具有独创性且足智多谋。

◎ 工厂带来了有待解决的新问题，其中包括劳工控制和管理问题。工厂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激励工人努力干活呢？正如西德尼·波拉德在其经典著作中指出的，在工业革命之前，“管理”的概念尚不为人们所知或了解。在1750年之前，除了军事和海事组织、宫廷和一些特殊机构之外，其他机构很少需要设立相应的组织，负责控制和协调大批工人和昂贵设备。英国企业经理不断摸索，在无意中找到了解决方案，其中一些解决方案奏效了，另外一些却没有起作用。当时的人们遇到我们今天所说的“人力资源”问题。

◎ 在19世纪中叶，英国开始认识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自由贸易、流动性、市场门槛低及依赖竞争市场会遇上市场失灵和不平等的残酷现实。爱尔兰大饥荒的惨状向当时的人们显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天灾面前是多么空洞无力。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作者: [法]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赛利娜·安托南（Celine Antonin）、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 ）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副标题: 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

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用熊彼特增长范式解析了一系列当下经济中的重大谜题，包括可持续的长期增长、不平等的根源、竞争和全球化、技术革命、长期停滞、中等收入陷阱等。作者认为，市场经济释放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是实现繁荣的强大发动机，是过去两百多年来给我们带来空前发展的根本所在，更是人类应对未来挑战的有力工具。

◎ 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称为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 paradigm），它源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三个理念。第一个理念是，创新与知识传播是增长过程的核心。长期增长是累积式创新的结果，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即技术进步是长期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播与整理，创新才能实现累积，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发明轮子，好比西西弗斯那般在反复攀爬同一座山头。第二个理念是，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利保护。创新来自受潜在回报（创新租金）激励的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尤其是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保障此类租金的任何措施，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都将鼓励企业家更多地投入创新。相反，危害创新租金的任何措施，如对模仿抄袭不加限制或者对创新收入执行罚没性税收，则会打击创新投资。创新会对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正面与负面激励做出反应，是一种社会作用过程。第三个理念是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让以往的创新变得过时。也就是说，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增长是新旧势力之间永恒争斗的舞台，上演的剧情关系到所有在位企业、所有大型联合集团，它们总在设法阻挠或推迟新的竞争者闯入自己的地盘。于是，创造性破坏给增长过程的核心带来了一个两难或者说矛盾。一方面，必须有租金来奖赏创新，鼓励创新者；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不能利用租金来妨碍新的创新。熊彼特对此矛盾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注定失败，因为不可能防止在位企业阻碍新的创新。

◎ 约瑟夫·熊彼特虽然热情赞美创造性破坏作为增长驱动力的意义，却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悲观，尤其是，他预见大型企业集团将排挤中小型企业，不可逆转地导致企业家精神的消失，以及官僚机构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乐观主义，借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新古典理论没有解释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更无法帮助我们解答与增长有关的一系列谜团，例如为什么某些国家的增长快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某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向发达经济体收敛，而其他一些国家依然远远落后，或者在追赶途中陷入停滞。因此，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考虑都要求引入一套全新的理论架构。

◎ 18世纪末兴起的持续且无间断的增长，毫无疑问是经济发展史上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一个增长几近停滞的世界中，突然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累积式扩张过程，带来人均生活水平的指数式提高。人类在18世纪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住房、营养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在当前的发达国家，饥饿或寒冷导致的死亡已几乎绝迹，而19世纪末时仍极为普遍。在17世纪，25%-30%的新生儿会在1岁前夭折，50%活不到20岁。今天欧盟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则仅有4‰。如何解释全球GDP与人口在1820年之前的停滞？为什么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是许多重大发现的诞生之地，却直到1820年才启动持续的增长？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非其他地方？起飞的发动机是什么，技术进步还是制度进步？

◎ 起飞出现在欧洲的第二个制度动力是各国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得即便有各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或反对，创新与创造性破坏仍可以发生。在政治上碎片化的欧洲，各国需要争夺最聪明的大脑。因此，尽管每个国家都有抵制创新的势力，被其他国家支配的恐惧却会帮助打消其他一切顾虑。与之相比，在缺乏竞争压力的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老旧势力掌握着控制权。因此在1661年，康熙皇帝命令东南沿海的所有居民向内陆迁移30公里。在1663年之前，整个沿海都禁止通航。该禁令到18世纪还被时常恢复，拖延了海外贸易的兴起。中国统治者的行动是出于对创造性破坏的担忧，他们认为这会威胁政治稳定。只有被皇帝首肯的创新才允许在中国出现。与欧洲不同，发明未被选中的中国创新者没有什么机会迁居他国。这种绝对控制的后果是，当其他国家在推进工业化时，中国经济却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陷入停滞。

◎ 竞争的缺乏还导致了威尼斯的没落。1297年，由于担心地位受到冲击，威尼斯最富裕和最有权势的几个家族通过了一系列名为“封闭”（Serrata）的法律，使加入市政理事会（Maggior Consiglio）成为少数贵族家庭成员的世袭权利。自此以后，政治权力的通路受到限制，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家族手里，威尼斯城邦开始丧失海洋与经济强者的地位。

◎ 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是实现增长起飞的一个关键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起飞首先发生在英格兰，之后才扩展至法国。技术因素对此无法提供全部解释，因为在18世纪末，英法两国达到的科学与技术水平大体相当。要知道，法国正是狄德罗用《百科全书》开创性地编纂知识体系的地方。然而，英格兰在保护财产权利方面远远领先于法国。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中取得了超越国王的地位，首次确保了财产权利不受政治干预，从而为创新注入了激励。因此，英格兰在保障发明家的产权方面走到了前面，并启发欧洲其他国家朝这一方向跟进。早在1624年，英格兰《垄断法案》就禁止君主在商业事务中授予排他性特权。除非是“真正的首创发明人”，才可以获得为期14年的垄断发明使用权。这个措施标志着专利特许体系的制度化，后来启发了美国的创建者与法国的革命家们：美国于1790年颁布了涉及专利事务的第一部法律，法国则是在1791年。

◎ 起飞的奇迹与多种因素有关，它们的结合造就了自19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不过，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的桥接能够最好地解释：为什么起飞发生在19世纪初，而非更早时期；为什么发生在欧洲—从英格兰起步，再到法国—而非世界的其他地方。印刷与邮政服务等技术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同时新兴制度给创新者带来了保障，鼓励了对创新的投资。总之，工业革命可以作为创造性破坏范式的三个基本原则的绝好展示：累积式创新成为增长的驱动力；制度的关键作用，尤其是保护创新租金乃至普遍促进创新的财产权利；必须存在竞争，以克服在位企业和政府为防止新进入者挑战自己的租金或权力而设置壁垒阻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 每个部门都需要专门的次级创新，完成这些次级创新的发明在不同部门所需的时间各不相同。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对整个经济而言，新通用技术对旧通用技术的取代只能逐渐推进。例如在1869—1900年，制造业逐渐减少了对水轮和水力涡轮机的使用，同时蒸汽发动机和涡轮机相应增加。然后从20世纪开始，蒸汽动力机器让位于电力机器，起初较为缓慢，然后加速推进。最终，新通用技术的推广表现为S形曲线，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发展：初期缓慢推进，然后快速扩散，最终达到平台期。

◎ 新通用技术不是立刻见效的，人们需要时间来了解如何高效地使用它。边干边学的过程表现在包含新通用技术的资本价格的时间变化上：随着新机器采纳通用技术的效率提高，采用同样技术的早期版本的现有机器的价格将下跌。例如在法国，运行时速达320公里的第二代高速列车的出现，就使最高时速为260公里的第一代高速列车降价。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电力的价格下降到原来的百分之一。在25年的时间里，同等品质的计算机的价格更是下降到万分之一。

◎ 我们是否处于人工智能（AI）驱动的新增长浪潮的门槛上？人工智能可以让过去认为无法自动化的任务实现自动化，例如汽车驾驶或心电图分析。这种大规模自动化可以用能无限积累的资本替代供给有限的劳动力，不仅适用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还包括创意和创新的生产，从而给增长助力。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出现飙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生产和研究的某些关键投入仍不能实现自动化。由此导致尽管其他许多任务已实现自动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依然不可或缺。于是劳动力变成了一种稀缺要素，使其价格即工资逐渐提高。与此同时，由于不可或缺且供给有限，劳动力制约了人工智能带来加速增长的潜力。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技术革命可能反而会成为增长的障碍而非催化剂。具体来说，我们将看到，为什么在缺乏有效竞争政策的情形下，信息技术革命实际上可能会打击创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ID：BKfudan），作者：谭相宜，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