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walk的唯一"真神"，藏在闽南
离开江南一路驶向闽南，窗外从雨雾濛濛转为越来越明亮的底色，像是一层色罩被去除，阳光的角色显眼起来。空气湿暖些，绿色繁茂些，赭红色的屋顶错落。进入城中，霁蓝、藤黄、朱砂，庙宇燕尾脊上的釉色碎成一片片，又拼回龙凤花鸟；绿沈、胭脂、黄栌，传统民居又退后一步，将饱和度拉低半度，贴近生活；走近古厝大宅，松石绿、藕粉、海棠红，屋檐下的水车堵上一排精巧细致的花砖，是这一路最明媚的颜色。
如果中国大地上有Colorwalk之城排名，闽南一定位居前列。各式颜色在这里是神明的衣裳，是日常热闹的布景；是祖先的门面与排场，也是乡愁万里的来路与留声。习惯了江南的粉墙黛瓦，来到闽南，我一下子觉得有些应接不暇，但好奇心也因此被激发——多彩斑斓的花砖在闽南到底有着怎样的寓意和过往？
拍照、搜索，未曾想我就这样坠落进一个有关南洋旧梦的兔子洞。
01 厦门
“闽南花砖”中最常被提及的，是铺在地面上的手工水泥砖。将颜料和水泥调成色浆，倒进金属模具分格的花样里，液压成型，然后泡水养护，自然硬化，便能得到一块不经窑火的花砖。鼓浪屿，则是这类花砖最集中的地方。
这座紧贴厦门的岛屿曾是南洋华侨回乡安家的避风港。1902年，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不少富商大亨陆续在此修建别墅私宅，而花砖作为南洋建筑中最为亮丽的一抹色彩，也随之远渡重洋，装点这些中西合璧的门厅与回廊。
其中大名鼎鼎的番婆楼由晋江籍菲律宾华侨许经权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斥资兴建，民间常称，他建此宅是为了让年迈的母亲在故土度过晚年。几年后，他又在石狮创立美南民信局，为在外的同乡寄回信件与家用物品所用。
这座大宅用科林斯柱撑起红砖拱券式的连廊，抬头看廊楣，浮雕里有金猴献桃、沉鱼落雁，也有长着翅膀留卷发的天使。走进屋内、上楼，便看见一尊精致温润的象鼻财神像。再往前两步，木地板变作花砖，靛蓝、粉绿的纹样缠绕，还有朱红色的小花点缀其间。
沿龙头路向南，再左拐，便来到海天堂构。这座建筑原是万国俱乐部（Amoy Club），同为晋江籍菲律宾华侨的黄秀烺购置后，将其扩建改造为“洋柱托华檐”，西式柱式上是中式传统的重檐四角攒尖顶。
这里的水泥花砖更偏几何构成，颜色也更淡雅。鹅黄的线条交织成格，暗红的四瓣花是中式的海棠纹。不过，这幅图案我似乎在别处也见过——巴塞罗那！那里的街道上到处是类似纹样的水泥四瓣花砖（panot）。
一搜才知道，巴塞罗那的水泥花砖算是闽南花砖的远亲。这项技术最初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加泰罗尼亚，色浆入模、液压成型、无需烧窑，与闽南花砖的做法如出一辙。186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液压水泥花砖（baldosa hidráulica）首次展出，备受欢迎。
随着殖民贸易的船队，这类新型工艺花砖也跨越小半个地球来到东南亚，在南洋的湿热气候中找到了用武之地：防潮、耐磨，花纹繁复且色彩缤纷，与当地的热带植被景观相得益彰。
再后来，它又随“下南洋”后致富的闽南籍华侨渡海而来，落脚在鼓浪屿。小小花砖，镶嵌着这些华侨漂泊他乡、白手起家的辛酸苦辣，也彰显着他们衣锦还乡后的荣华显赫。
1921年，黄秀烺用这些漂洋过海的洋花砖完成了海天堂构的装点；同年，爪哇华侨陈森严在鼓浪屿设立中国第一座民办花砖厂“南洲花砖厂”——从此，花砖开始学说闽南话。欧陆的棋盘格和八芒星依旧，但调色盘里多了份鲜艳，赤红、金黄、草仔青铺陈张扬，要的是红火和吉祥；纹样也不再仅仅有几何的冷静重复，海棠、牡丹，各色祥瑞纷纷入砖，秀美蹁跹的藤蔓缠绕出中式意蕴。
霞浯村中闽南古厝墙壁上的花砖@橙子是其中
七年后，印尼华侨吴序胄在泉州又开出一家协成花砖厂，培养了不少本土制砖人才。这时，图案中甚至出现了番薯纹：番薯叶卷曲的藤蔓与万字框、海棠花对称拼接，铺满整块砖面。番薯本就是明代从南洋传入的舶来作物，到了闽南却成了渡荒的救命粮。一藤多薯，寓意着丰收。同时，“番”字又暗合“番客”，即那些下南洋讨生活的闽南乡人。
闽南有俗语称“番薯毋惊落土烂，只求枝叶代代湠”，翻译成普通话大概是说番薯不怕落到土里烂去，只期望能够因此而繁衍后代，让枝叶茁壮。与中原所念“落叶归根”不同，原乡与异乡，不息的漂泊也生产不息的希望，只要落土，管是哪里，都可以孕育出新的生命和兴旺。
除去鼓浪屿，厦门周边的一些村落里也都保留着水泥花砖，有些还贴在墙上当作装饰。例如翔安区霞浯村的吴怡洁故居，花砖嵌进墙面，与四周环绕的清水红砖相互映衬；纹样也是极简，四瓣象牙白梅花中心一圈深色花蕊，从侨商大宅的门厅走进了寻常村落的外墙，安静且内敛。
霞浯村中的闽南古厝外立面@耶
不过，行走中让我惊呼的另有其他。闽南古厝的正门入口常常向内后退一定空间，左右两侧因此多出一面窄墙，这一建筑形制名为“塌寿”。窄墙又称“对看堵”，相邻的部分则叫“看埕堵”，上面往往布满装饰。霞浯村就有人家布置了整整一墙的瓷砖拼贴画，孔雀身披翠羽，拖曳如瀑，身后粉菊盛开，题为“玉羽凌霞”。另一侧题“凤凰朝牡丹”，翎羽由赤及绿，长尾拖过苔绿的山石，四周艳红的牡丹肆意绽放。一禽一瑞，一菊一牡丹，左右相望。
这些釉面瓷砖比水泥花砖更加吸睛。从厦门行至泉州，红砖上越来越常见釉面光亮、色彩浓烈的瓷砖。看来，闽南的“花砖”至少有两条来路：水泥花砖从加泰罗尼亚一路辗转而来，墙上贴的这些釉面彩瓷又指向何处呢？
02 泉州
泉州的魅力想必已不用我多言。这座港口城市记录着中国最极致的宗教文化融合。她向异质张开双臂，在交流中接纳并演绎文明的多元性。在泉州古城内漫步，不经意间就邂逅方寸间的四海。
从青龙巷的李妙森故居出发，最吸引人的一定是对看堵上的象头神花砖。三十尊神像端坐在蓝底拱龛里，象头人身，长有四只手臂。这是印度教中的智慧之神迦内什，民间也俗称为象头神。祂头戴金冠，象鼻向左弯，鼻尖搭在宝珠上，目光微微俯视。身后的拱龛分三层颜色：最里是玫瑰紫，中间是有细密菱格纹的天蓝，最外一圈是深绿的卷叶，配色明亮但不俗气，像从南印度寺庙的墙上直接搬来嵌进了闽南的红砖。
李妙森故居墙壁上的象头神花砖@再拜陈三愿
看埕堵上又是另一种风格，四块花砖组合拼成一幅十字蔷薇，像是欧洲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中才有的装饰纹样。底色是静谧的藕粉，乳白的四片花瓣由藤紫勾勒，红色蔷薇浪漫，两相簇拥一片碧蓝。蓝紫色的十字划分出网格，为画面增添一分平衡与典雅。
视线往上走，二楼阳台上也可望见整面墙的花砖。霁蓝打底，八角网格里嵌着粉玫瑰。花砖外隔着一圈红砖还有缃黄色的细边框，上面画着更纤细的连枝小花。
附近的聚宝街上也集中有不少花砖老宅。其中，聚宝街112号民居建于1932年，一排浮雕釉面砖也以霁蓝作为底色，十字结构排布着佛手、石榴和寿桃。这是传统的福寿三多纹：佛手“多福”，石榴“多子”，寿桃自然是“多寿”。
果实略微鼓出砖面，石榴是琥珀色的，籽粒颗颗可数；佛手嫩黄带绿，微微翘起；寿桃粉白渐变，像刚从枝上摘下。这俨然是一幅静物油画。紧挨着的却是另一种腔调：干净有序的几何构成，薄荷绿的底色上用深绿的卷涡勾出菱形框，灰粉色的矩形里排列着四组深绿的小方块。闽南门楣下，中西美学如此和谐地成了邻居。
不过，我总还是惦念着李妙森故居那面象头神浮雕。一座建于百年前的闽南故居，是如何迎接远道而来的印度神明的？
几番查询我才搞明白，这些花砖又称马约利卡砖（majolica tile），源头同样可追溯至伊比利亚半岛。不过比起水泥花砖，这些釉面浮雕彩瓷的诞生可是早了数百年，它们的工艺和审美来自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辐射影响。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马约利卡砖经意大利传入英国；工业革命后，维多利亚时代的瓷砖厂将其进一步推向全球。二十世纪初，日本从模仿开始，逐步摸索出完整的彩瓷花砖工艺，并迅速量产，接替英国成为市场掌舵手，名古屋和淡路岛的瓷砖自此大量涌入盛行花砖装饰的南亚与东南亚市场。
为打开印度销路，日本厂商与驻大阪的印度商人合作，将民间版画上的印度教神像转译为瓷砖图案。黑天神吹笛，妙音天女弹琴，象头神端坐莲花……这些经典的印度神明形象被一一烧进釉彩。同一时期，这些厂商也为东南亚的华人客户烧制中式传统吉祥纹样，牡丹、佛手、石榴等物件都是花砖中常见的意象。
于是线索在此汇合。旅居菲律宾的闽南华侨，在南洋的贸易港口里遇见了这些来自日本的瓷砖。欧洲现代的几何图形，中华古典的如意象征，还有天竺经典里的万象庇佑——他将这些艺术的精粹一并装船带回泉州，嵌进故乡的红砖墙。
几乎同一时期在印度拉贾斯坦邦落成的豪宅Piramal haveli里，也有构成与色调都相似的象头神花砖。大洋被兴盛的贸易改写为集市，于是造就如此景象：一面墙朝向南亚次大陆的热土，一面朝向闽南的巷弄，中间相隔浩浩千里，却或许共享同一座日本窑炉的温度。
我又步行返回青龙巷，午后的阳光正好斜照进巷口，蓝底上的金冠亮了一瞬，像是神明眨了眨眼。有意思的是，泉州并非第一次接纳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宋元时泉州已是东方第一大港，波斯商人在城中建起清真寺，摩尼教徒在山麓凿出草庵。信仰随船舶来访，泉州照单全收。关岳庙与天后宫的屋脊上嵌瓷色彩热烈，不远处的清净寺却安静如旧，红砖与伊斯兰尖形拱券并肩而立。开元寺大雄宝殿的石柱上，至今刻着印度教的神话浮雕，象头神迦内什的信众曾随商船在刺桐港登岸，以石头的重量留下印记。七百年后，同一位神明又以一片釉面瓷砖的轻盈，经日本窑炉、南洋货柜、闽南华侨之手，再次抵达这座城市。
建筑形制的开放包容直观可见，而如今我才明白，寻常人家墙上的小小瓷砖，同样接力着这份古老的包容。
03 漳州与晋江
花砖啊花砖，愈是观察探索，愈是惊讶于其故事丰富。当目光进入漳州，花砖的前世今生也浮现出更细致的模样。
漳州龙海的天一总局，是清末中国最早的民间跨国邮局之一。1880年，菲律宾华侨郭有品在家乡与吕宋之间架起一条侨批通道，替远赴南洋的闽南乡亲将家书和银票寄回故土，再将家人的平安叮嘱送至异乡的枕畔，一来一回牵起两岸的生计与牵挂。鼎盛时期，天一总局的航线覆盖东南亚多国，信差翻山渡海，把“番客”的消息一封封送进闽南的村巷。
而天一总局本身，也是探访花砖的好去处。从外看，这是一座端正的券廊建筑，通体不施彩，中西合璧的石雕在素墙上勾勒出克制的华丽。毕竟，一座替人保管银圆与家书的机构，门面首先得让人信任。
然而一进门，色彩忽然涌来。墙上满满当当贴了数种浮雕釉面砖，一青一粉，中间用一条窄窄的花边砖隔开。一侧是薄荷绿底子上的黄玫瑰，花心是一抹浓烈的胭脂红；另一侧用藕粉作底，五支含苞待放的百合被浅青色的水滴形曲线兜住。
还有花砖白底绿纹，干净克制，绿色漾成一片扇形，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银杏叶；与之相邻的彩砖更为抽象，像是海螺贝壳，又像花蕊，天青与雾粉交缠。门面要庄重，内里才放得下南洋带回来的那些颜色与柔软。想来，这倒像极了侨批本身：信封上只写地址与姓名，展开来才是千言万语。
天一总局墙壁上的彩瓷细节@露从今夜白
又想起鼓浪屿番婆楼的许经权——建完大宅，转头便在石狮开了民信局。侨批寄回的是文字与银圆，花砖带回的是色彩与体面，前者维系生存，后者装点尊严，而承载它们的，是同一片被番客们踏出来的海上通道。那些从南洋辗转回乡的水泥砖和釉面瓷，和信差包袱里的薄薄信笺一样，每一件都是离散与眷恋的物证。
花砖装点了无数归途。但在晋江梧林村，却有一栋气派洋楼至今“赤膊”，没有一片花砖。
旅菲华侨蔡德鑨，人称“玻璃大王”，二十岁白手起家，三十岁已在马尼拉站稳脚跟。上世纪二十年代他衣锦还乡，背靠石鼓山，按传统规制建起两座红砖大厝。1936年再回梧林时，又新建洋楼，足足五层高。
楼是盖起来了，装修却没能完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马尼拉华侨团体成立援助抗敌委员会（Philippine Chinese Resist the Enemy Association），蔡德鑨将原本用于粉饰洋楼的款项悉数捐出，购买战机支援抗战。五层厝从此以毛坯的面目矗立在梧林村头，村里人形象地叫它“赤膊楼”。没有大气石雕，没有秀丽花砖，但鸟雀来访，绿意自顾自生了根。
那些本该化作花砖的银圆变成了天上的战机，裸露的石墙替时代记下了一笔血泪账。但我又想，在那个有关流动的南洋世界里，蔡德鑨若是在马尼拉挑选花砖，大概不会计较它是日本烧的还是英国设计的。正如鼓浪屿的大宅里，科林斯柱可以撑起重檐攒尖顶；泉州的窄墙上，印度教的象头神可以和中式海棠花安然做邻居。
那一代漂泊者的身份是游移的：他们同时是马尼拉的商人、殖民地里的异乡客、闽南村庄里要起大厝的后生。连接他们的想必不是护照上的国籍，而是一种更深切的文化记忆：什么是好看的，什么是体面的，什么值得千里迢迢带回家，嵌进自己的乡愁里。
花砖承载的正是这份记忆。它从伊比利亚出发，经巴黎、南洋、日本，在闽南落脚，一路上不断被改写、被转译、被接力，每经一双手就多一种美丽。它不属于任何一国，却记录了所有漂泊者共有的冲动：在异乡站稳之后，把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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