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驱动的凡勃伦经济：物质极大丰盈之后，人类社交地位的唯一通货只剩下了“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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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生产力爆发后，稀缺性将由“人”定义。当AI能搞定一切，昂贵的不再是技术，而是毫无效率的“真人制造”。文章来自编译。
最近，网上关于后AGI（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学讨论异常火热。比方说，Philip Trammell和Dwarkesh Patel主张对资本征税，理由是：一旦AI能比人类更高效、更廉价地完成工作，除非我们进行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否则人类将陷入赤贫。其论点大致如下：
鲍莫尔效应（Baumol effect）认为，只要在这个飞速增长的AI经济中还需要哪怕一点点人力，对这种劳动的需求就会让工资维持在高位。
但最终，自动化程度会高到劳动力不再是瓶颈，于是工资就会崩盘。事实上，随着机器人劳动效率的提升，对劳动的总需求甚至可能增加（这种现象被称为“杰文斯悖论”）。
但上述论点的前提是，最终的商品消费者并不在乎这些东西是由人还是由机器生产的。在下文中，我将论证，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溯古追源……
在现代经济里，财富是由金钱定义的。通常这意味着对有着明确价格的资产的所有权。但纵观人类历史，在工业革命之前，在欧洲市民中产阶级崛起之前，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经济规模小、地方化且效率低下。长期缺乏金钱（指生产性资本）。而且，像建筑这样的实物资产并不多，即使存在，也没有太大的市场。公爵无法真正出售他的城堡，因为城堡与他的头衔、征税权和对农民的控制权紧紧绑定。在现代之前的经济，金钱根本不是什么核心要素。
那么他们是如何衡量财富的呢？几千年来，在几乎所有人类社会中，财富主要取决于你是仆人还是主人。从定义上讲，贫穷的社会没有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这个词都暗示了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新类别。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产阶级并不存在，所以你非此即彼，命运在出生时就已注定。衡量财富的标准很简单：你有多少可以发号施令的下属。当然，最容易使唤的人是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贫穷社会的人只要有能力就会生很多孩子。孩子曾是一种廉价的财富来源。
这种简单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金钱在组织古代和中世纪经济中没那么重要：当你清楚谁是你的老板，谁又是你的下属时，就不太需要通用的交换手段了。
现代经济
我们的经济运作方式大不相同。我们之间不再拥有强硬的权力等级，而是更像一个网络。我们相互交换商品和服务。我付钱给我的报税代理人，让他去钻研美国税法的那些奥秘，这样我就不必亲自动手；而他反过来也间接地付钱给我，使用我编写的软件。这种经济网络实现了专业化，并从经验上看带来了更富裕、更多产的社会。当然，这是以复杂性为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发明金钱（以及广义的金融）来让这一切运转起来。
从现实意义上讲，我们大家比古代最富有的人还要富有。我们寿命更长，物质生活更舒适：不再需要洗冷水澡，白内障不再导致失明，分娩不再面临死亡威胁，也不再死于随机的耳部感染。所有这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小事，对于中世纪最富有的人来说都是完全无法触及的。然而，正如路易·C·K（Louis CK）那句令人难忘的话：“一切都很神奇……但没人心满意足。”
在我看来，路易·C·K说得没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类渴望地位。
拥有连最贪婪的中世纪国王都梦寐以求的财富固然很好，但我比谁更强呢？
用更数学化的术语来说，我们似乎非常在意序位排名（ordinal ranking），以至于物质匮乏程度较低的富裕社会需要人为创造稀缺，以便玩这种地位游戏。随着我们变得越来越富有，地位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有人认为，为了在仅存的稀缺资源——优质配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种竞争是必要的。论据是动物界中为了配偶而进行的零和地位竞争层出不穷，人类也不例外。这无疑是解释的一部分，但感觉还不足以支撑起整个逻辑。
关于致富的社会，最有趣、最令人费解且持久的事实之一就是其生育率下降。你可能认为这是近期现象，但它已经持续了至少一个世纪。这一趋势在总和生育率（TFR）数据中清晰可见。如果变富意味着社会拥有更多资源、时间和寻找配偶的能力，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富人拥有无数孩子的马尔萨斯式世界里呢？
我不是说自己有了答案，只是注意到：
这是这个世界一个强有力的经验规律。
如果财富不再是关于使唤人，而更多是关于可用资本，那么生孩子就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
无论如何，地位竞争似乎主要不是为了寻找、吸引和确保配偶。事实上，至少从逸闻趣事来看，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地方（大城市）往往是地位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因此，无论从局部还是全球来看，地位竞争都与择偶无关。同样根据观察，地位竞争越是与择偶脱节，它似乎就变得越古怪和深奥。吉米·唐纳森（MrBeast）仅仅通过让人们参与奇怪的零和竞争并将结果向全世界展示，就变得极其富有和出名。我们今天玩的许多地位游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看来可能是无法理解的，但它们终究是地位游戏。
未来的AI驱动经济
也许你已经预见到接下来的内容了。我们可能确实正迈向一个AI和机器人在经济产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即比任何人类都更出色、更廉价地完成每项工作）。但我怀疑，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有偿就业的终结。想想铂金包（Birkin handbag）。
在1984年一次偶然的会面中，法国奢侈品制造商爱马仕（Hermès）的首席执行官遇到了女演员简·柏金（Jane Birkin），后者抱怨找不到符合她要求的皮包。爱马仕决定为她生产一款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地位象征。首先，并非任何人都能买到铂金包。你必须是爱马仕其他产品的长期买家，公司才会认为你是一个足以胜任购买铂金包的客户。不透明的候补名单往往长达数年。这款包还有许多变体，有些比其他的更稀有。其价格从1万美元到50万美元不等，铂金包是凡勃伦商品的经典范例。
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是20世纪初的一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他的众多成就中，他创造了“炫耀性消费”一词，即主要意图是彰显地位的消费。凡勃伦商品（Veblen good）颠覆了传统的需求曲线，即商品价格越高，需求反而越大。这类凡勃伦商品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们具有地位性或序位性。重要的是该商品能反映出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其价值恰恰源于稀缺性，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为制造的。
稀缺性正是铂金包的意义所在。如果有办法自动生产它们，那么供应量就会增加，价格就会下跌。既然它是凡勃伦商品，总利润反而会下降。“由250名技艺精湛的工匠耗时数小时打造”之类的说法，是该包发挥地位信号作用所必需的。排他性和制造它所投入的工时，正是其感知价值的来源。
在我看来，关于AI和机器人是否会通过取代所有工作而使人类陷入贫困的争论，归根结底就在于这个问题：人类是否能在文化上创造足够的稀缺性，创造足够的凡勃伦商品，以便雇佣足够多的人来生产它们？
工匠将走向何方？
预测总是很难的，尤其是关于未来的预测，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有戏：我们仍然会想要由人类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在为了玩地位游戏而制造稀缺性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这种能力正在增强，趋势正在加速。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稀缺，我们暴跌的生育率只会强化这一趋势。如果财富和地位再次被定义为我们可以使唤谁，那么当周围没有那么多人时，就很难显示谁才是老大了。稀缺创造价值。我们甚至可能开始看到生育率的回升！
一旦我们都比现代人最贪婪的梦想还要富有，我怀疑我们仍然会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思考。我们将被物质的丰盈所包围，但我们所珍视的，将是那只在前往行星殖民地旅行时购买的、价值15万美元的咖啡杯——那是另一个极度富有的人类用火星粘土精心手工制作而成的。
译者：bo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