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有件事比”抄袭“更可怕

编者按：本文来自“新音乐产业观察”（ID：takoff），作者 新仔；36氪经授权转载。

环球音乐最近有点忙，仅仅一个月内，先是陈奕迅，然后又是蔡健雅，接连陷入“抄袭风波”。

陈奕迅的新歌《可一可再》被网友质疑像韩国歌手尹钟信在2013年推出的歌曲《From January to June》，蔡健雅的新歌《半途》则被质疑像Taylor Swift的《Safe & Sound》。（为此，蔡健雅十年前的往事还被翻了出来）

艺人对此都很委屈，亲自作曲的陈奕迅说“自己确实事前没有听过”，而蔡健雅则强调“我只能靠着当下的灵感,写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歌迷的音乐。”

当事人的辩解似乎并不能被网友接受，吐槽滚滚而来。而且，观察微博和知乎的网友言论，你会发现，近年来，先后身陷类似旋涡的艺人和金曲不计其数，国内几乎所有话题艺人和话题歌曲都无以身免。

“反抄袭”已经成为网络上最正确的价值观之一，且正在演变成一轮轮的“全民公判”。

这个现象并不只存在于国内，国外也一样。Ed Sheeran、Drake、Lana Del Rey都先后卷入过“抄袭风波”。而Pharrell Williams因为大热金曲《Blurred Lines》涉嫌抄袭打了五年的官司，也终于在今年达成和解，结果自然是赔款加分享版税。

在此，并不想对“抄袭”或“反抄袭”做任何判断，我也判断不了。我比较认同两位微博大V的观点。

@DK在北京说：“只有基于乐谱的抄袭指控或澄清才有意义。”

@DuckMan电板鸭说：“抄袭和借鉴的标准没有客观存在，唯一客观存在的，是法律的判定。”

照旧，作为一个行业的观察者，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到底抄没抄，而是现象背后的一些行业趋势。

上文提到一个词，“全民公判”。这里仅仅只是想强调网友对于“抄袭”的敏感度。这种“敏感”，在微博或知乎上表现得比较明显。搜“抄袭”，可以搜出大量的网友言论。而且，毋庸置疑，社交网络上的言论可以推动事件的传播。

上图是互联网数据分析平台“知微”对于“蔡健雅新歌被疑抄袭”这个时间的传播趋势分析。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微博成为时间爆发的起点，网媒加入，把事件传播度推向了高潮，微信成为传播的“接盘手”，在微博和网媒传播效应过去之后，让事件维持了一定的热度。

网友对于“抄袭”的质疑，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前社交网络时代，有网友专门为“揭露抄袭”建过博客，也曾引起过一些媒体关注。但最终形成的反抄袭声浪，远没有社交网络来得那么猛烈。

上图是2007年《新闻午报》对打假博客的报道。尽管涉及到刘德华和王力宏等大明星，但并没有获得太多关注。

相比社交媒体，博客的传播渠道是相对封闭的，没有办法像社交网络这样，在第一时间就形成“全民参与”的热潮，从而引爆事件。

只有等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传统媒体参与，才有可能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但大众仍然没有办法参与进来，吐槽只存在于不同的论坛里，这些论坛之间也没有传播通路可以形成“合力”。

最终，事件如果想要“引爆”，还是需要传统媒体集体参与才行。

比如当年轰动一时的花儿乐队抄袭事件，最初也是从网友评论开始的，但因为仅限于论坛吐槽，并没有太大影响。然后身为音乐圈KOL的知名乐评人兼资深媒体人的王小峰在博客上点名批评，才开始获得一定的关注。

但是，这件事是在《新世纪周刊》邀请专家鉴定曲谱并获得大量传统媒体报道之后，才真正引爆的。

上图是《新世纪周刊》邀请专家鉴定曲谱之后，《新京报》的跟踪报道。

因为大量传统媒体的介入，唱片公司终于扛不住了，3月16日给媒体发公开信承认“抄袭”。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传播路径。

“花儿乐队抄袭事件”从2月份网友们的吐槽到3月中旬媒体引爆，足足发展了一个多月时间，而在社交网络环境下，“蔡健雅新歌被疑抄袭”爆发只用了一天时间。（参看上文的蔡健雅事件传播趋势图）

对比两个事件的传播，我们可以看到，社交网络确实改变了传播环境，让事件能以最快的方式。

而且，参与讨论的网友数量是惊人的。

“知微”的分析平台列出了八个参与了“蔡健雅新歌被疑抄袭”讨论的大V，总粉丝量高达6258万。虽然我们都知道微博粉丝量比较虚，但这些大V所引发的互动量却仍然非常巨大。

比如粉丝量929万的 @Real皮皮王 ，互动量最高的一条相关微博，转发量超过1600，评论和点赞都超过3000。

网友对于“抄袭”的敏感，不仅仅来自传播渠道的改变，更是因为信息获取渠道的改变。

观察花儿和蔡健雅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事件的开端都是网友质疑。比如上面提到的大V传播，使用的就是网友制作的素材。

“网友”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发掘者”的角色。要发掘出一首歌听起来像另一首歌，首先是必须听过两首歌。在这背后，是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海量音乐信息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音乐的欣赏。

80后或者再老一代的听众可能会有一点印象，在互联网时代之前，音乐相关的“抄袭”少有报道。

因为获取音乐的渠道太有限了，大家没法做对比，就算发现了“雷同”，因为传播渠道的限制，也没办法传播出去。

进入互联网时代，大家获取音乐容易了，能听到的歌多了，“抄袭”被发现的几率就变大了。同时，也因为创作者听的歌多了，“雷同”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雷同”有主观原因（明知故抄），也有客观原因。

比如，近年来，通过对互联网上海量音乐信息的研究，国外的研究者就发现了比“抄袭”更可怕的一件事：过去半个世纪来，流行歌曲的相似度越来越高，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上榜金曲。

比如ThePudding今年曾发布过一篇关于流行金曲相似度研究的文章，对1958年到2016年的Billboard HOT100冠军单曲做了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从1958年到2016年，Billboard Hot100冠军单曲的差异度越来越小，相似度越来越高。

其中最像的两首歌是Katy Perry的《Teenage Dream》和Kesha的《We R Who We R》。（这两首歌之所以像，应该是跟创作者和制作人里都有Dr. Luke参与有关）

来看看另一个例子。根据ThePudding发布的数据分析，2012-2016年的Billboard Hot100冠军单曲中，最像的两首歌是Sia的《Cheep Thrills》和Taylor Swfit的《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这两首歌的创作者和制作人是完全不同的。

请注意，这里的“相似度低”并不等于抄袭。ThePudding列出的判断维度，是感知尺度，并不是创作结构的拆解，不能用来作为判断抄袭的标准。

除了ThePudding的分析，近年来，欧美学界也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试图论证流行音乐正在趋于“同质化”。

比较著名的一篇是西班牙学者在《自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通过对过去50年来的超过46万首歌做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流行音乐的和弦使用越来越集中、音色范围越来越窄、旋律越来越像，音量越来越大。

这种变化跟流行趋势和创作方式的改变有关。

比如The Pudding的文章提到两点，一是合成器使用越来越多，二是创作门槛降低了。“一个年轻人花200美元在网上买一个Beat，就可以创作自己的《Panda》。”（摘疑自The Pudding）

国外研究者也试图用科学研究来证明这一点。比如一篇叫《音乐曲风乐器复杂性研究和简化流行考》的论文就提出，乐器使用决定了流行音乐的丰富性，电音和Hip-Hop创作涉及的乐器相对较少，同质性最高，变化最小。

上图Y轴是一致性，X轴是变化性。从图中可以看出，Hip-Hop和电音作品较集中于“一致性较高，变化性较低”的区域。

基于上文提到的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大致做一个判断，随着电音和Hip-Hop更加流行，流行音乐创作的同质性会进一步增强。而且，在音乐大数据分析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唱片公司和创作者越来越多的通过分析消费者喜好来生产相应的作品。

上图是《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文章通过大量采访，介绍和分析了美国唱片公司是怎么通过数据分析来“定位”消费者的。正如文章摘要所说，这对于商业来说是好事，但是否对于音乐是坏事呢？

这可能会导致流行音乐更加同质化。（为什么？以后再聊）

回到本文的标题，我为什么认为这一件“可怕”的事情？

诚然，对于流行音乐同质化的批评，从流行音乐产业诞生伊始就不绝于耳。（关于流行音乐产业的诞生，建议读读下面这篇）

早在1930年代，英国作曲家及指挥家克斯特·兰伯特就曾经针对“流行音乐”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那么多的音乐制作，就从来没有这么少的音乐体验。”

实际上，兰伯特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叮砰巷”的公式化流水线创作。从1950年代起，流行音乐从演唱到器乐，逐渐发展出了自己丰富的音乐体验。

不过，放在当下的大环境看，兰伯特的批评却不无道理。

我们现在可以毫不费劲的获取海量音乐作品，但我们真的从中获得更丰富、更深层次的体验了吗？还是说我们仅仅只是把音乐视为一种廉价的快消品，仅仅用了满足于浅表的感官刺激？

我觉得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对于听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我绝对没有要道德绑架的意思。我只是表达了一下个人观点——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听到更丰富的音乐体验，而不是一堆听起来越来越像的流行歌。

最后强调一句，文中提到的任何艺人、歌曲和曲风，我都没有要黑的意思，陈奕迅、蔡健雅、Katy Perry、Taylor Swift都是我喜欢的歌手。编辑此文的时候我还在听《We R Who We R》和《Cheep Thrills》。Hip-Hop和电音我从小就喜欢，本文是完全就事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