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不是人生意义的唯一来源
本文摘编自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行坤新著《反思现代工作》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10月出版。
该书以批判性的眼光系统反思现代工作:那些被默认的“工作伦理”是否合理?那些习以为常的“职场规则”是否必要?进而与读者一道探寻更合理、更人性化的工作观念、工作制度与生存方式。文末评论可参与赠书活动。
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说,人最主要的关切不 是别 的,而是意义。作为人类,凡事我们都喜欢问一问这有什么意义。好比说,我们经常会问,活着有什么意义,或者工作有什么意义。每个人因为“三观”不尽相同,给出的答案也会有所不同。
不过,这并不是说没有必要去追问工作的内在意义,相反,我们应该追问并且真正去感受工作的内在意义。如果感觉人生没有意义,我们就很难快乐地活下去;同样,如果感觉工作没有意义,我们也很难工作顺心、活得幸福。
超越工资报酬的工作意义感
在当代社会,工作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生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工作的意义。不过,有读者可能会问:追问意义有什么意义?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工作也没有什么意义,只要老板给我开工资就行。的确,有的哲学观点认为人生没有意义,但是这可以理解为人生没有被规定好的意义,所以需要我们自己赋予意义。工作就是我们为人生赋予意义的一种方式。那用什么来为工作赋予意义呢?
我们先来看工资。工资算不算工作的意义呢?在我看来,当然算。这是因为,工资意味着我可以养活自己,成为独立的人,不再需要依赖父母。另外,工资还意味着我可以承担自己的家庭责任,例如,养育儿女,赡养老人。但是,工资绝不是工作的唯一意义。
当人们觉得他们的工作没有意义时,工作动力会受到显著影响。没有意义的工作有时真的可以让人绝望。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道:“如果想要完全粉碎、摧毁一个人,对他处以最严厉的惩罚,使最冷血的凶手也会不寒而栗的惩罚,就是逼迫他去做全然无益、没有意义的工作。”
关于无意义工作的屈辱、羞耻和痛苦,我们可以读一读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部关于工作的口述史著作。这本书就叫《工作》。在这本书中,作者记录了美国各行各业打工人对工作的感受,内容非常丰富,有将近800页。在这部口述史著作中,作者告诉我们,美国打工人每天承受的不是工作,而是在工作过程中遭遇的暴力——不仅有对身体的暴力,也有对精神的暴力,比如长时间的单调工作、来自工作的压力、来自老板的霸凌、来自客户的刁难等。打工人体验到的是日复一日的压迫和羞辱,对很多人来说,熬到下班就已经是胜利。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量反思工作的著作,原因就在于,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都对工作感到不满。不过《工作》这部口述史著作告诉我们,人们对于工作依然抱有期待:他们希望通过工作被人记住。另外,有少数幸运儿在工作中获得了快乐。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感受到了“超越工资报酬的工作意义感”。我们下面就来考察什么是工作的意义。
使命感与自我实现感:内在的工作意义
我们刚才提到,工资是工作的意义之一,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经济独立、生活自主。与工资紧密相关的还有我们的社会地位。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一般来说,工资越高,人们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在社会中也就越有面子,会拥有较强的社会自尊。在有些人看来,这就够了,这就是工作的意义。
在我看来,社会地位和工资一样,是工作最基础的意义。如果工作无法带来工资和社会地位,那劳动者就处于被强迫劳动的地位;如果工作带来很低的工资和社会地位,那么劳动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低端劳动力”,他们也不会感到工作有意义,只会感到屈辱和无意义。
不过,收入高、社会地位高,也不一定意味着工作有意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指出,即使在有些高薪行业如金融保险业,很多从业人员也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并无多大益处,甚至还有害处。格雷伯通过相关调查问卷得出结论:40%的受访者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
我自己也做过小范围的网络调查,得到的结论是10%左右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意义。国外还有一项验证格雷伯假说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得到的数据也是10%左右。也就是说,认为自己工作没有意义的人的占比在10%左右,格雷伯的结论可能有失客观。
我觉得格雷伯过高估计了人们对自己工作的批判态度。人是意义的动物,人也会主动赋予自己的工作以意义,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例如,很多高收入群体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工作对社会没有益处,为什么我能获得这么高的工资呢?我的社会地位这么高,我管着那么多人,我的工作怎么可能没有意义呢?甚至是,我养活着那么多人,我的工作怎么可能对社会没有益处呢?这种心态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合理化。否则,明确承认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甚至对社会有害,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立于天地间呢?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对社会没有益处。考虑到意义的重要性,10%不是个小数目。
在格雷伯看来,对社会有无益处是衡量工作有无意义的主要标准,而且意义完全是一个主观感受维度的概念。也就是说,只要我感觉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益,我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就是没有意义的。
不过,在我看来,工作对社会有无益处,也可以有客观的标准。人们可以因为产品和服务而得到消费者或客户的承认,这是从社会承认的角度来说的;而“有益于社会”或“造福社会”,是从打工人主观体会的角度来说的,这种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考量也可以称为使命感。以消防员和医生为例。救人既是消防员和医生的工作,也是他们的使命。他们能够从救人的过程中体会到工作的意义,社会也会因为他们的使命而格外尊重他们。
工作的意义除了获得金钱、社会地位和使命感,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能让打工人感觉到自己在工作中发挥了潜力,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们可以把这种感觉称为自我实现感。黑格尔说,人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在改造外在事物的过程中实现他自己的意图,并且在这个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他说的这个实践过程基本就是工作过程,好比说工匠打造一张桌子,或者建造一所房子。
为什么发挥自己的潜力或锻炼自己的能力就能够让我们感到工作有意义呢?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认为,人有一种自然本能,那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或者做到极致,通过创造性和技巧展现自身的价值。他把这样一种本能称为“匠人本能”。
当然,有些人对工作的态度就是敷衍了事,差不多就行。的确,匠人本能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那就是当事人有展现自己才能的舞台,能切身生成一定的使命感,知道自己的工作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益处,或者知道自己的工作能得到相应的承认。如果当事人知道自己的劳动产品一旦完成就会被扔进垃圾桶,或者被破坏掉,那么他很难表现出自己的匠人本能。敷衍了事才是他的理性选择。
在当下社会,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打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漠不关心,因为那些劳动成果属于老板,而不是自己。他们无法将自己与劳动成果建立联系,自然也就很难产生使命感,也很难有机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例如,一个农民工一般不会骄傲地跟别人说: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是我参与组装的!让这些人追求“匠人本能”是强人所难。更为关键的是,很多打工人无法在工作中施展创造性和技巧,他们只是机械地完成工作任务,这就是所谓的“去技能化”,我们在本书第六章会详细讨论。
工作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运用自己的技能解决问题,对培养积极情绪和维持自信心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人如果被剥夺了运用个人技能的机会,很快就会变得封闭和抑郁。
对打工人来说,过于简单或过于困难的工作都会摧毁意义。我们先来说过于简单的工作。大家可以想想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展现的流水线工作。在这种工作中,打工人没有机会运用相对复杂的技能和知识,当然也就不可能从工作中获得意义。在我们提到的那部关于工作的口述史著作中,焊接工说:“我就是一台机器。”钢铁工人说:“我就是头骡子。”前台接待员说:“猴子都能干我的活。”外来劳工说:“我还不如农具。”时尚模特说:“我就是个物件。”蓝领和白领工人使用了同样的表达:“我就是机器人。”他们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他们没有机会运用相对复杂的技能和知识,感受不到工作的意义。
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的工作会给我们带来新鲜感,同时也会激发我们的潜力,让我们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专注于问题,完全沉浸其中,这个过程也会给我们带来满足感。从心理学来说,这就是“心流”体验。不过,如果问题的难度过高、挑战太大,我们再怎样努力也找不到解决方案,其结果必然是自信心受到损害。如果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那说明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太多,也说明我们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无法感受到工作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辞职,要么去接受系统的培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工作的意义感建立在金钱、社会地位、造福社会的使命感、发挥潜力的自我实现感的基础上。
外部赋予的工作意义
以上我们分析了工作应该具有的内在意义。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工作是如何从外部被赋予意义的。
从西方的近代历史来看,有关工作的意义的论述主要来自清教。清教教义认为工作给人们带来使命感,那就是,劳动者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尽心尽力,因为所有的工作都能够为上帝增添荣耀,所有诚实勤劳的劳动者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眷顾。这种宗教观念在后来演变为所谓的“工作伦理”。
这种“工作伦理”对于近代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一种安慰,因为这能够让他们相信,他们的成功意味着上帝的眷顾,他们是天选之人。但是,对又苦又累的打工人来说,“工作伦理”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说教,目的是让打工人都接受自己的工作境况。好像无论工作境况多么糟糕,打工人都应该任劳任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是从外部施加的工作意义,目的是让打工人更加心甘情愿地卖命工作。
在新中国,工作的使命感主要来自近代以来的革命宣传:所有工作都因为服务于政治、服务于革命而变得有意义。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59年对当选为劳模的掏粪工人时传祥说过这样一段话:“老时啊,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当时,掏粪工也是工人,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能够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想必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认同刘少奇的这段话。
工作不是人生意义的唯一来源
我们前面提到过,在古代世界,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贬低体力劳动,认为体力劳动都是低贱的。但是在古希腊,那些拥有一定技能和手艺的自由工匠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无足轻重,相反,他们以自己的工作和技艺为荣。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系统的论述,因为这些体力劳动者不可能著书立说。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找到实物证据。在古希腊的雕像和陶器上,我们可以看到工匠的签名。在古希腊的墓志铭上,我们可以看到工匠为自己的技艺和作品而感到自豪。这种自我实现感无疑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意义。
不过,古希腊工匠之所以能感受到工作的意义并感到自豪,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虽然从经济上来说工匠并不富裕,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作为希腊城邦的公民,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能够切实地行使国家权力。如果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可能他们就很难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意义感和自豪感了——这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哪怕技艺再高超也不过是高级奴隶。
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带来社会承认和社会自尊,同理,也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带来内在的意义感。如果打工人从工作中感受不到足够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的工作动力就会很弱,他们的心理健康也会出现问题。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工作意义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来源,但并非唯一来源。哪怕我们足够幸运,能够从工作中体会到充分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也应该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不应该成为一心想着工作的“工作狂”。毕竟,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而我们所认为的工作意义,也有可能来自外部的灌输、来自老板的PUA,对此我们需要仔细甄别。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王行坤,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