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讨论“人类配额制”了：应对AI就业冲击的一种可能性探讨
当职场白领还在焦虑，自己的技能是否会被公司蒸馏时；在横店等待拍戏的短剧演员，超过三分之二正在面临无剧可演的局面。
如果说三年前，AI替代就业焦虑还是一种狼来了的预言，危险中带着几分猎奇与观望；那么在当下，替代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切实发生。
在基础编程领域，75%的新增代码由AI生成；客服领域，80%的常规咨询正由AI对接；翻译领域，90%的需求消失了，人工翻译正承担最后的审校工作。
如果说程序员、翻译等白领岗位被AI替代后，还有在其他领域的腾挪空间，就像大家经常调侃说，失业之后可以去送外卖、跑网约车。
那如果连这些基础性、兜底性岗位，也被AI取代之后，又该如何应对？
随着外卖配送车和自动驾驶迈过应用的临界点，这两个领域的就业替代，或许也会像短剧领域一样一夜变天。
作为应对AI就业冲击的一种可能性探索，在充满理想色彩的全民基本收入 （ U BI） 之外，或许我们是时候讨论“人类配额制”了。
从群演“卖脸”说起
最近，在影视领域有两个趋势非常值得关注。一个是内容平台建立“AI艺人库”的消息，被炒的频频登上热搜；另一个是关于短剧演员失业的新闻，不时被媒体提及，不少曾经的“霸总”都开始回乡种地。
两者都从不同切面，见证了AI冲击下，影视行业正在面临的变革。建立“AI艺人库”的初衷是降低拍摄成本、解放艺人的时间和档期，但对艺人来说，一旦被AI化，带来的不仅是作品数量的增多，也可能会是价值的稀释。
所以一边是平台的高调AI化，一边是艺人的否认和反对。不少网友也认为，相对于电子眼泪、AI假人，还是更愿意看演员的真人表演。AI虽然可以精准地模拟出流泪的轨迹、微笑的弧度，甚至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出最能打动观众的“情绪模板”，但它还无法模拟出人味和灵魂。
毕竟一个好的表演，往往包含着演员对角色的独特理解、生活阅历的投射，甚至是即兴发挥时的灵光一闪。
在自身影响力和粉丝支持的双重加持下，一线明星面对AI浪潮时，自然是有拒绝的底气。但对市场影响力尚不高的短剧演员，特别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群演来说，面对AI的入侵，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和议价空间。
最近在横店群演圈里，不断下降的“卖脸”价格，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了AI替代所带来的寒气。“卖脸”只是大家彼此调侃的一种玩笑说法，实质上和“明星AI版权库”类似，都是通过AI的方式，把群演的肖像权授予一家制作公司，对方支付一定的肖像权使用费。
根据媒体报道，制作公司早期“买脸”的价格通常在1500元到3000元不等，但最近已经降到100元一年。廉价“卖脸”显然不是一桩你情我愿的合意交易，而是在真人短剧拍摄锐减的情况下，作为最基层从业者的一种无奈之举。
传统的群演市场，尽管准入门槛不高，但需要你按时到片场，听导演调度，配合走位，有时候还要淋雨、暴晒、站一整天。这些辛苦，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物理上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也决定了真人群演的价格底线。
而AI介入下的“卖脸”模式，正是击穿这个底层逻辑：一次扫描，就可以生成无限个“你”：穿越剧里你是路人甲，都市剧里你是背景乙，悬疑剧里你是僵尸丙，但这一切都和现实中的你无关。
当群演被抽象成“数据”之后，就必然遵循数据的定价逻辑，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供给接近无限。最终的价格走向只有一个，就是不断向下。
从制作公司的角度，确实实现了降本增效。但从社会视角看，AI的介入则意味着群演市场供需关系的彻底逆转。在AI的洪流中，群演的面孔不再是必须在场的表演资源，而成了可以随意抓取、复制且无需支付后续版税的一次性数据素材。
群演的困境，绝非影视行业独有。可能是未来AI冲击下，很多行业的一个隐喻：一旦你的劳动可以被AI数字化复制，定价权就不再属于劳动者，而是属于算力，算力的价格，远低于绝大多数人类劳动。
群演、客服、翻译、设计、基础编程，会是被AI冲击的第一批从业者，但不会是最后一批。
“人类配额制”的提出
如果有更多行业在AI冲击下，像短剧领域一样出现集中式替代，该如何应对？虽然从历史上看，每次技术革命，在消灭旧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新职业。但过往的技术变革，往往会有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蒸汽机革命从开始到社会充分消化，花了将近一百年；电气革命，用了半个世纪。
而AI的替代速度要快的多，一旦开启可能只需要几个月。以内容领域的短剧为例，在2026年春节前，很多剧组还踌躇满志，规划新一年的拍摄计划。但春节之后，随着视频生成技术的成熟，曾经火热的真人短剧似乎一下被团灭了。
不少制作公司，要么暂停了真人拍摄计划，要么直接转入AI内容创作。从内容供给效率来看，现在AI生产内容一个月的上线量，已经超过了过去一年的真人短剧规模，生产效率提升超过10倍。
当然，AI生成内容的出现也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比如提示词工程师、抽卡师，甚至原有的编剧、导演、剪辑这些岗位，都可以快速调转方向、无缝衔接。但在旧岗位和新职业的转换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人群差、区域差、时间差问题。
像在AI短剧生产链条中，依然需要投资人、导演、后期剪辑，他们从真人剧拍摄转型到AI短剧制作，不过是换个赛道而已，变的是工艺，不变的是叙事逻辑。但对很多群演、摄影、灯光、美术、服化道、场务等产业链条的其他从业者来说，就没那么幸运。
所以对不同的人群而言，AI带来的新旧岗位过渡，就像是一条隐形的命运分水岭：有人会抓住技术红利的窗口，获得技能重估的溢价；但也有人会面临一次人生推倒重来的考验。就像群演“卖脸”，一次买断，全年或终身使用。你的脸可能一直在工作，但你本人却失业了。
而这还只是最显性的替代，更大面积的冲击，发生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银行的后台审核、律所里的初级岗位、电商公司的客服团队……这是一个庞大、沉默、经常不被关注到的群体，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成为支撑社会稳定运行的基本盘，也构成了劳动力市场上最稳固的缓冲层。
当这个缓冲层也开始被冲击，甚至是被击穿的时候，AI对就业的影响就不再是某个行业的阵痛，而会演变为一个社会命题。
面对这样一种潜在危机，OpenAI创始人萨姆·奥特曼主张实行UBI，保住基本生活；马斯克主张直接发支票，实现全民高收入。他们的建议或许在某种场景下适用，但未必适合所有国情。
更关键的问题是：发钱解决的是生存，解决不了人的存在性、主体性和社会性的问题。所以，比起发钱，我们或许更需要思考另外一件事：是时候讨论“人类配额”制了。
它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要求行业保留一定比例的人类岗位。特别是在一些具有兜底性、基础性的领域，确保“人在环中”，可以看作是维护人类就业权利的一项重要保障。
配额制的现实参照
配额制并非是一项毫无参照的空想，而是早已在我们社会中运行，只是尚未被充分关注的一种就业解决方案和资源分配方式。
以我们国家实行的“残疾人就业配额制”为例。根据《残疾人就业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如果单位没有达到规定的比例，需要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缴费标准为上一年度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乘以缴纳系数，如果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低于1%，缴纳系数为 90%，基本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如果安排比例 ≥1% 但 <1.5%，则缴纳系数为 50%。
对于超比例安排就业的，还会给予相应的奖励机制。例如湖南省规定，超比例部分，按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6倍给予奖励。或者安置比例达到25%以上且人数达标的单位，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等税收优惠。
从这个政策的措施及配套方案就可以看出，它不单是为解决残疾人的收入问题，核心还是鼓励企业吸纳真实就业。并通过完善的奖惩机制，来调动企业落实真实就业的积极性。
同时在政策执行上，又有足够的灵活性，避免企业陷入一种刚性约束或形式主义。或许有的企业，确实因为生产环境特殊，比如一些矿山企业，不适合安排残疾人就业，就可以通过缴纳保障金来达到配额要求。
通过刚性的总目标，柔性的执行策略，既能确保残疾人就业的总岗位供给，又能确保承接份额的企业，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完成任务的方式。这套措施和制度，可以说是应对AI冲击就业背景下，实施“人类配额制”的最好参照模板。
此外，配额制作为一种资源分配方式，不仅在保障残疾人就业领域有实际应用。其实在商业领域，配额制也并罕见，比如在奢侈品领域的配货制度。
你想买一款新上线的稀缺产品，不好意思先配货，买够一定金额的普通商品，才有资格购买限量款。限量款是稀缺资源，你必须通过配额才能获取。在人类配额制的语境下，人类本身就是那个“限定款”。
在大规模采用AI技术的时候，必须解决足够的人类就业岗位，才能正式上线运行。一个AI公司或AI应用方，不管你进入任何领域，想进入一个市场，先把“人类配额”完成了再说。
或许有朋友会觉得，在AI技术的冲击下，如果未来真的发展到人类配额制，会不会意味着进入一个悲惨世界，“人类劳动的价值将不再由市场需求决定，而由制度怜悯决定”。
但其实换个角度来看，“人类配额制”其实并不是怜悯，而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把人参与劳动获得报酬的权利固定下来。“人类配额制”的核心不是在贬低人，而是通过法律的制度约束，保障“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稀缺价值”。
与UBI的区别
为应对AI带来的就业冲击，目前有多种潜在的措施和方案。包括对AI征税、推行推行全民基本收入 （UBI） ，特别是后者获得了非常多硅谷科技企业家的认同和支持。
像OpenAI在2026年发布的《智能时代的产业政策：以人为本的构想》中，也提出要对自动化劳动征税，以填补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缺口；同时设立一个由政府和AI公司注资的“公共财富基金”，让每个公民都能分享AI带来的经济增长。
不管是征税、注资，还是UBI，虽然主张的形式不同，但核心都遵循同一个逻辑，就是如果AI把你的工作抢走，那我们就从AI那里征税来补贴你。这种解决方案的核心，是直接对财富进行二次分配，而不是保障就业。
和“人类配额制”一样，全民基本收入看上去是一个全新的倡议，但其实也可以找到一些参照。像一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或或较早进入高福利的国家，他们的保障措施已接近甚至达到了UBI标准。
但这些国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人口较少，靠单一的资源或行业支撑，就可以确保全体国民有一个较高的保障水平。这种模式对一些人口较多，特别是对处于发展中经济体，或资源、福利条件尚不具备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单纯的征税或UBI，都面临着多重困难和挑战。
首先是征税主体，向谁征？边界如何界定？是向芯片企业征、模型企业征，还是同时也向应用方征收？如果AI在每个行业都无处不在，是不是要普遍征税？普遍征税，会不会加剧产业转移？
其次是资金深度，能征多少？如果因AI普及带来的失业可能达到亿计，那么即便向少数行业和企业征收高额税款，每人能够分到的金额也可能是杯水车薪。
而实行UBI的更深层问题在于，这种方案会重塑人与社会的联系，它把人从劳动者变成了“受益人”。在传统的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通过劳动 （包括体力、脑力） 换取报酬，进而获得社会地位和尊严。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参与社会分工、证明自我价值的锚点。
一旦UBI成为主流，这种联系就会被切断。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提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概念，叫“无用阶级”。这不是一个关于懒惰或勤奋的道德判断，而是一个冷酷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判断，这些人或许能依靠UBI维持基本生存，但在经济与生产中不再扮演任何角色。UBI或许可以消灭生存的恐慌，但与之相伴的，还有人的独立性和尊严。
因此，单纯靠发钱并不能解决AI带来的所有问题。它只是一个止痛药，而非解药。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需要在UBI之外，重新定义价值和意义。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照顾家人、志愿服务、终身学习、甚至纯粹的娱乐和社交，都能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贡献，而不仅仅是被贴上不工作、不务正业的标签。
而“人类配额制”，恰恰在于通过法律的形式，把普通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参与，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中。就像通过残疾人就业配额制获得工作机会的就业者，不需要对企业感恩戴德，你的福利不是源于某个企业家的恩赐，而是来自法律的保障，而法律则是人类社会共识的集中体现。就像通过法律获取的周末休息权、带薪年假权、最低工资保障一样。
你周末不上班，不会对老板心存愧疚，因为这是法定的权利。同样道理，在人类配额制度下，一旦一个行业要实施大规模的AI替代，就必须保障足够的“人类配额”，也就是雇佣一定比例的人类从业者。这意味着，人不是被施舍的对象，而是入场的前提条件。
在UBI模式下，人是“被养活的”；在人类配额制模式下，人是“被需要的”。不同的定位，决定了人在AI时代的主体性差别。
“以人为本”的真正考验
在科技的发展中，“以人为本”是一个经常会被提及的理念。但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不仅包含技术层面，也包括战略层面。
从技术层面来看，以人为本是指界面更友好，操作更便捷，交互体验更丝滑，技术层面的以人为本是非常容易判定的，用户就是最好的裁判。但战略层面的以人为本，很难像技术层面那样直观，它往往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因素，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考量。
就像影视行业一样，虽然AI替代了群演、服、化、道等岗位，但也给提示词工程师、抽卡师提供了新机会。用AI取代明星艺、群演，当然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至于用户是否喜欢，可以交给市场去判断。但在AI大规模应用的背后，肯定伴随着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以及对内容生态的全方位冲击。
当然，在AI深度融入内容产业的历史趋势下，完全拒绝AI也并不可取。所以战略层面的以人为本，很难有统一的清晰路径，需要每个创业者，每个产品经理，每个用AI做决策的人，自己去抉择、去回答。
但一个总的原则是：AI技术的发展是用来替代人，还是提升人？通过技术的进步，是让人更放心，还是让人更焦虑。人类配额制的提出，也是“以人为本”在应对就业问题上的一种尝试和探索。
在AI的冲击之下，是信奉市场的物竞天择、还是采取直接福利兜底的UBI、还是探索人类配额制，这不仅是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选择，更是对“人”在智能时代价值定位的深刻拷问。
在技术变革的十字路口，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使用技术的人有。如果我们选择用AI来挤压人的生存空间，那么焦虑将是必然的终点；但如果我们选择用AI来延伸人的智慧与能力，让人放心、把人放大，那么技术将成为促进人类文明跃迁的阶梯。
所以，从保障就业到可持续发展，从个人尊严到新社会契约的探索，作为应对AI替代就业的一种探索性方向，人类配额制是一份值得讨论的应对方案。或许它不完美，甚至我们担心的大规模就业替代也并不会发生，但在假设之外，我们也需要未雨绸缪的制定一个确定性的缓冲机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刘金松，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