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觊觎17亿“活命钱”？东方通退市后，一场无声的“暗战”

在资本市场的宏大叙事中，退市往往被视为终点。

然而，对于昔日国产中间件领军者东方通而言，退市后的沉寂却被一场充满迷雾的控制权争夺战彻底打破。

前段时间，东方通的一场临时股东会陷入争议。此次会议因“上亿表决权投票受阻”及“分会场隔离”细节，引发关注。

但作为一家退市公司，东方通为何会让各路资本不惜“蒙面抢筹”，甚至不惜用股东会分会场设置的方式阻击对手？

显然，这场争夺战，早已超越普通资本博弈的范畴，而这一切或许都与17亿元现金脱不开关系。

别有用心的“潜伏计划”

自从2022年4月证监会实施退市监管新规以来，A股出清力度也是不断加码。短短4年时间里，退市的公司数量就从曾经的83家增加到279家。

作为2026年初A股强制退市阵营的新晋成员，东方通堪称非常典型的案例。

这家曾稳居国产中间件行业龙头、连续十余年领跑国内市场份额，属于曾被寄予国产替代厚望的标杆企业。

但最终却因为被曝连续四年存在财务造假的情况，最终因欺诈发行触碰监管红线，黯然告别资本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东方通在退市整理期出现的异常交易，堪称是资本市场“教科书级”的潜伏操作。

自2025年12月31日登上龙虎榜后，国泰海通证券阜阳西湖大道营业部便对东通退展开了目标明确的持续单边增持，且加仓步伐不断加快，操作意图十分坚定。

龙虎榜数据显示，该营业部单日买入金额从最初的382万元逐步递增，在2026年1月19日达到949万元的峰值，14个交易日累计买入8612万元，卖出仅875元。

经测算，其累计持股5127.7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9.19%，不仅突破举牌线，更是超越了实控人7.66%的持股比例。且该营业部此前已两度现身该股龙虎榜，实际持股数量大概率更高。

与此同时，多家券商营业部及机构席位也纷纷入局抢筹，多路资金同步布局。退市整理期15个交易日内，龙虎榜买入额占比持续走高，累计净买入1.23亿元，市场筹码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

根据公开数据推算，某方联合多家机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持股比例已超20%。具体路径为：以3月23日公告的前十大股东股份比例28.16%为基数，扣除黄永军（7.35%）和翁迎春（1.42%）的持股后，剩余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达19.39%，若考虑前十大之外的关联账户，总持股比例显然可能都已经突破20%红线。

而且这些交易的账户其实并不是毫无关联，甚至都可以被认定为是一致行动人。

显然，多家增持机构其实存在资金同源、人员交叉的迹象。例如，某RQFII机构与自然人股东翁迎春存在双重身份重叠，易亚投资等机构则带有香港背景，暗示跨境资本联动可能。

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若账户间存在交易同步、决策一致等特征，将被认定为一致行动人。截至目前，相关方未发布任何权益变动公告，涉嫌规避要约收购义务，暴露出对监管规则的刻意绕行。

若仅为财务投资，无需在退市整理期冒险潜伏；若为长期经营，又为何选择一家因财务造假退市、面临巨额索赔的企业？

况且，这些关联账户合计持股已超20%，却未发布任何权益变动公告，涉嫌规避要约收购义务。显然这已不是简单的“价值投资”，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无声潜伏”。

17亿资金的支配权

虽然东方通被强制退市，但其与多数退市公司“空壳化”不同，是罕见的“现金大户”。

截至2025年9月末，东方通的货币资金达12.43亿元，交易性金融资产5.02亿元，合计17.44亿元，而资产负债率仅11.09%，无巨额债务压身。

在A股市场，类似“现金奶牛”退市后，往往成为资本围猎对象，通过突击分红、关联交易等方式快速套现。

因此，东方通的17亿元现金，既是企业转型的“活命钱”，也是中小股东索赔的“保障金”，更是资本觊觎的“唐僧肉”。

东方通曾因财务造假被强制退市，已有律师团队向北京金融法院提交投资者索赔材料，索赔规模持续扩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若造假行为被认定，企业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7亿元现金中，1.7亿元已被明确视为潜在赔偿资金。若控制权落入“野蛮人”手中，可能通过高溢价关联收购、违规担保、突击分红等方式转移资产，导致中小股东“颗粒无收”。

控制权争夺方若想要得逞，可能通过以下路径套现：

首先以远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关联方资产，将现金转移至体外；

其次为关联方提供巨额担保，制造或有负债；

最后，在诉讼风险爆发前，通过大比例分红将现金分配殆尽。

此类操作在A股退市企业中屡见不鲜。例如，某退市企业被资本方控制后，通过虚构贸易合同、违规担保等手段，在一年内转移超10亿元资产，导致中小股东血本无归。东方通的17亿元现金，若缺乏有效制衡，极可能重蹈覆辙。

现如今，东方通的控制权结构其实非常脆弱，为外部资本入局创造了显著空间。

公司实控人黄永军持股比例仅7.66%，且因违规被监管处以十年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监高的处罚，其对公司的实际掌控力已大幅削弱，这也让各方资本争夺公司控制权的门槛明显降低。

不只因为钱，正触碰安全红线

东方通的争夺战，其实已超越资本层面，甚至可能已经正在触碰国家安全红线。

归根结底，主要是由于东方通产品的战略地位不一般。

一直以来，东方通作为国产中间件龙头企业，连续17年国产中间件市占率第一，其产品广泛应用于金融、电信、政府、军工等领域。

众所周知，基于TongLINK/Q构建的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全球主要金融机构，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基础设施。若现金被掏空，企业将失去研发与转型能力，进而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此外，东方通的产品还被广泛应用于国防信息化系统，若被外资控制，可能泄露敏感数据或被植入后门。

更让人忧虑的是，东方通前十大股东阵容中，潜伏股东身份“敏感”。富善国际（香港）作为RQFII机构，其创始人翁迎春同时是前十大自然人股东；易亚投资带有香港背景；安瑞升实控人李勃持有澳大利亚永居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实际控制人若具有外资背景或境外居留权，需接受严格的安全审查。

以李勃为例，其履历显示其曾任职于中国银行，后创立多家能源与科技企业，并持有澳洲永居权。若其通过安瑞升系企业间接控制东方通，可能引发以下数据泄露、系统操控、决策干扰等风险。

若东方通控制权最终落入具有外资背景或敏感身份的主体手中，那么这场控制权争夺，已经不只是一桩资本买卖，而是可能触碰国家安全红线的“高危游戏”。

事实上，东方通事件暴露出退市企业监管的三大漏洞：

首先，现有规则依赖企业主动披露，对“蒙面抢筹”行为缺乏实时监控；

其次，退市企业现金使用缺乏专项审计，易被控制方滥用；

第三，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企业的控制权变动，未建立强制安全事前审查机制。

东方通的争夺战，是资本市场利益博弈与国家安全冲突的典型案例。17亿元现金背后，是中小股东的生存权、企业的转型权与国家的安全权。

退市不应成为企业“法外之地”，监管需从信息披露、资产保护、安全审查三方面构建防火墙，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侵蚀国家利益。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东方通式”悲剧重演，维护资本市场与国家安全的双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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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牛刀财经”（ID：niudaocaijing），作者：李登军，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