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源性猝死前，普通人该如何急救？

2026年3月24日，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离世，年仅41岁。

一个活跃在公共视野中的人突然倒下，令无数人唏嘘惋惜，也再次把一个被反复提起的问题，推回公众视野——

意外发生时，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在绝大多数心脏骤停的场景里，决定生死的，并不是送到医院后的救治，而是病发后的“黄金4分钟”。

遗憾的是，我们习惯把急救理解为拨打120。最关键的时间，往往被用来等待“专业人士”的到来。

《凤凰周刊》曾做过一期关于心脏急救的封面报道，系统梳理了公众急救的要点与难点。它也指向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在医生到来之前，普通人该如何成为关键的“第一救援人”。

只等120，相当于“等死”

10秒，意识丧失突然倒地。

30秒，全身抽搐。

60秒，自主呼吸逐渐停止。

3分钟，开始出现脑水肿。

6分钟，出现脑细胞死亡。

8分钟，进入“植物状态”脑死亡。

仅仅8分钟，分秒之差就将决定生死。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均可借助你的双手开始实施心肺复苏。”1960年，美国霍普金斯的三位学者在JAMA杂志上发表里程碑式的论文《闭式胸部心脏按摩》，论证心外按摩的有效性。也在同一年，马里兰医学会议正式提出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联合应用。

导致心脏骤停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以缺血性心脏病为代表的各种严重的器质性心脏病，各种原因引起的心力衰竭等。生活不规律、日夜颠倒、工作压力大等，都会成为潜在威胁。面对心脏骤停患者，每延迟急救一分钟，成功率便下降百分之十。若什么也不做，只等120，待十分钟后，120抵达，患者可能已无抢救机会。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4》显示，全国每年发生心脏性猝死预计为54.4万。这意味着，平均每一分钟，便会有一个人被心脏性猝死夺去生命。这其中，5%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内，近七成发生在家中，还有约1/4的病人发生在其他场合。在医院以外的猝死病人中，65%死于发病后15分钟内。如能掌握急救技能，并及时实施，这些生命本可以挽救。

但在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的正是这样的场面：有人倒地、呼叫120、等待120、眼看120将人拉走，如若发生意外，便将责任全数推给120，到场太慢，救治不力，都是熟悉不过的说辞。

长期盘旋于公众脑海中的急救意识，几乎可以等同于120三个数字。

但实际上，更大范围的院前急救，还应包括现场急救，“不单纯是医院的医疗力量来到现场，而是现场周边的人，即刻开始行动，施予救助。”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微博大V“急诊夜鹰”王西富解释，所谓现场急救，用英文翻译，便是“First aid”。也有人赋予它更具画面感的诠释：车前急救——救护车到来之前的急救。

也就是说，院前急救可分为两段，一个是到达医院前实施的现场救治，一个是转运途中紧急救治和监护为主的医疗活动。

上海市浦东新区医疗急救中心主治医师马俊杰对此有更形象的解释，他管前者叫“公众急救”，交付于公众，填补救护车到达前的时间空缺，而后者“专业急救”，才是我们熟知的救护车监护环节。

但匮乏的急救意识，使公众往往跳过“现场救治”的前奏，直接寄希望于“专业急救”，从而耽误时间，影响救治。

“救护车不可能说二十秒就到。它总得需要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即使三五分钟到达现场，那真是住在医院隔壁，（就算）住在医院隔壁，你还得看楼层高低，得爬楼啊。”王西富说，对于不紧急的创伤，尚且等得起，如果是黄金救治时间仅四分钟的心脏骤停，“等医生，基本等同于等死。你送到医院去，基本等同于送死。”

王西富说，从业多年，院外心脏骤停患者依靠拨打120，等待医生到场并成功救治康复出院，“没有一个成功的”。

“你想想，心跳停了，每延迟急救一分钟，成功率便下降百分之十。那你十分钟之后，医生到了，那不就是收尸体嘛。”王西富说。

这不是危言耸听。

2016年6月29日，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结束一天工作，下班回家。不久后，在北京呼家楼地铁站晕倒，随即失去意识。现场先后有三人出手相助，但最终无济于事，送至朝阳医院时，已无生命体征。据朝阳医院急诊科医生介绍，金波属于突发性心脏病猝死。

尤其让人惋惜的是，朝阳医院距离事发地呼家楼地铁站仅两公里左右。“所以我们要走出一个误区，急救，是每个人的事情，它不单纯是医疗人员的事情。尤其对于一些分分秒秒都会死人的状况，那更是等不得医生。”

知道不等于掌握

金波晕厥倒地，有两位乘客对其进行了心肺复苏，之后，有一名自称是急救医生的外国女子也参与到救助中去。

部分现场急救视频在网上发布后，有网友提出质疑，称事发现场的急救行为不专业，地铁工作人员也缺乏必要的处置。

王西富也以“急诊夜鹰”的名义，在公号文章里提出几点质疑：视频时长 2 分 30 秒，胸外按压仅仅占据 23 秒，按压了 55 次，而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人工呼吸上，以及犹豫和商量之中。

对于突发的心脏骤停，高质量的胸外按压尤其重要。按压位置在胸部正中，每分钟100-120次，深度5-6厘米，直至患者苏醒，或救护车抵达现场。但现实生活中，施救时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首先，大部分公众不具备急救意识，不懂急救。其次，“大家有了急救的观念，但是事情发生后，你光有观念，没有用，你得有活儿。”全民互助急救平台“第一反应”创始人陆乐感慨，“我们好像是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但你真的碰上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一放就忘，一用就乱。”

陆乐的这一番感慨，要追溯回2012年2月5日。当日，在深圳戈壁挑战赛预选赛赛道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刘文，眼看着胜利在望，却没能坚持到撞线那一刻。在距离终点两百米处，喘着粗气的刘文突然晕倒，生命就此定格。

就在事件发生一天前的2月4日5时15分，刘文在腾讯微博写下：“真困”。当晚21时52分，他再次更博，“天啦，今晚别再让我失眠了，很痛苦。”5日5时19分，他又写下“还是困”三个字。

谁也没想到，几小时后，在戈壁挑战赛的终点前，刘文突然心脏骤停，与世长辞。不再被睡意困扰，这一次，他长眠不醒。

刘文倒下时，其他参赛队员不断聚拢过来，他们都想救他，用尽各种方式，无一奏效。而被大家寄予厚望的120救护车到达现场时，已回天乏术。事实上，开赛前，参赛队员都参加过不同程度的急救培训讲座。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中欧做了大概两三年的（急救）公益讲座，有的（参赛队员）在我的课上听过，有的在红会学过，大家都有观念，学过一点。”

但事情发生后，大多数人都只是略知皮毛，怎么做却没人会。这令同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的陆乐颇受触动，“很痛心嘛，这么优秀的同学们，要钱有钱，要智商有智商，要体力有体力，还能跑马拉松。但是当身边的朋友倒下时，我们是如此的无助，无力。”陆乐放慢语调，“不是无为，真的是有为，但是这个‘为’，是一个无效的‘为’。”

校友去世刺痛了陆乐。作为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九十年代初，陆乐便已取得国际认证的急救资格证。他隐约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从那个时候，让我开始觉得有责任，不是去跟大家讲讲故事，不是去跟大家讲讲观念，而是让大家真实地拥有（急救）这个技能。”

当年年底，“第一反应”成立。此前，国内还没有致力于赛事保障和急救培训的民间机构。之所以专注于赛事保障，缘于体育赛事中心脏骤停事件的高频发生。

据媒体报道，中国田协的相关数据统计，在近三年（截至2017年）时间里，国内的马拉松赛事中已经有超过16人猝死，这些参赛者均是跑步中出现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的。类似案例一次次敲响警钟。

为了在中国普及这项技能，从2013年开始，陆乐创立的“第一反应”开始推广美国心脏协会（以下简称“AHA”）的急救培训：8小时课程，导师学员一比六，从急救知识到急救技能。课程中理论学习与实践练习结合，并严格考试，通过考核者方能取得AHA颁发的急救证书。

有人嫌“八小时（培训）太长”，他们找到陆乐，寻求捷径，“能不能给我们弄个一小时（的培训），就讲讲急救知识。”

他们将急救视为“老师站在讲台上讲，下面几百个人坐着听听就行”的“知识”，而没有意识到，急救实际上是一门技能，“就像考驾照，驾车学的是什么，是驾车技能。这个也一样，别人发生危险，你得知道怎么动手去救。而不是光知道，不会用。”北京玉山急救培训导师田燃一直强调。

也有人对此心存敬畏，他们报名学习，考取证书。至今，“第一反应”已培训上万人。其中一部分经注册，成为了“第一反应”志愿者。

做志愿者并不轻松，每隔三个月需要参加一次公益活动，“每三个月，你花一天时间，参加一次公益活动，就温故而知新了。”陆乐介绍，长此以往，反复训练，志愿者方能形成肌肉记忆，将学来的技能变为己用，“假使几年后，你身边的人遇到危险，你不会乱，你能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去救别人的命。”这是对“技能”的巩固，事关人命，断不可轻心大意。

截至2018年3月7日，“第一反应”的志愿者们已为284场赛事提供赛道保障，为1230000名跑者保驾护航。在过去几年间发生的12起心脏骤停事件中，成功救活11人，救活率保持在92%以上。

电话指导也能救人

急救这门技术是如此的普通但又专业，即便那些拥有执业资质的医护人员，也未必掌握合格的院前急救技能。

2017年12月底，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博士后招生考试进入第三日，心肺复苏是这场持续五日大考的考核重点，但成绩却不尽如人意。

“心肺复苏是临床医生的基本技能，但成绩好的几乎没有我们的学生，这说明我们在教学培养中存在很大问题。”这让参与监考的一名医生大为光火。

急救培训人员也有类似的感受，他曾接待首都医科大学的一位专家参与急救培训，却发现对方实施心肺复苏时有很多错误。“还有些急救人员并不清楚什么情况才能做心肺复苏，很多病人晕倒后还有呼吸和意识，却被做了心肺复苏，活人都可能被摁死了。”

让全民都掌握急救技能，成为称职的专业急救人员，或许过于理想。另一种更为实际的办法则是通过医疗急救电话的即时指导，就像葫芦岛那位被救回来的60岁男子那样。

世界急救的救活率最高的地方，是著名城市西雅图所在的金县（美国行政区划中，州下一级为县）。2013年，金县心脏骤停的救活率高达62%，同一时期的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则只不到10%。时任县长曾自豪地说：“今天在金县被救活的人，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能保住性命了。”

在这里，金县75%以上的市民都接受过心肺复苏术（CPR）的训练课程，但如果你拨打急救电话，也会有专业人士在线口头进行心肺复苏的同步指导。市民所接受的训练也是从先拨通911开始、再迅速判断心肺功能是否停止、接着按照口头指导进行急救。2014年金县年度报告显示，在成功实施CPR的72% 案例中，41%是经过急救指令室的口头指导完成的。

美国急救医学会议也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肯定了心肺复苏的电话指导对急救救活率提高的直接贡献：“心脏除颤开始时间每晚1分钟，可以挽救回来生命的可能性就降低7%-10%。普通市民按照电话的CPR口头指导操作，直到救护车到来之前，不浪费一秒进行急救，可有效防止救活率降低。”

救命神器AED

金发碧眼的“安妮”们平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他们没有意识，失去呼吸与心跳，亟待被好心人救起。

突然，激烈的鼓声不断，十余名热心老人立刻两两一组，交叠双手，以跪姿聚拢在“安妮”们身旁。他们必须和着飞快的鼓点，垂直挤压“安妮”们僵硬但富有弹性的胸腔，不能过深，也不能过浅。随后，他们还要轻抬“安妮”们的头部，捏紧鼻子，用嘴封住其口，一边用力吹气，一边观察其胸腔起伏。

30次心脏按压，再接2次人工呼吸，循环往复。但鼓声未歇，便有人脱离了节奏，老人们越发走形的动作带出粗气和汗珠。

这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培训活动，参与者需通过观摩美国心脏协会教学视频和急诊科专家指导，习得心脏与呼吸骤停的判断方法和急救操作。躺在地上的，只是数具模拟真实人体结构的橡胶人，“安妮”是医学生赋予他们的昵称。

66岁的北京老人陈朗也在其中。4个多小时的培训中，所学内容只有一项——心肺复苏。这也是陈朗最想掌握的一项技能。他与老伴均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疾病，此前，“掐人中”和“服救心丹”是老两口仅有的“急救技能”，他们期待万一遇到突发情况，能靠新技能破解危局。

2016年，内地启动全国心肺复苏进亿家精准健康工程，旨在5年内，向2亿人口普及心肺复苏，每人培训5户家庭，以提高急救技能的普及率，会救进而敢救。

“心肺复苏不是光当场学会就能掌握的，只有形成肌肉记忆，才能在突发情况下，像调动本能一样正确施用。”前述急救培训人员告诉《凤凰周刊》，目前，多数培训班均为一次性授课，当堂学会的很多技能，数日后便会被多数学员遗忘。尽管也有部分培训班允许学员有偿或免费反复练习，但由于耗费时间和精力，收效并不理想。

陈朗深有同感，刚完成培训的那几天，他时常在家里向老伴传授心肺复苏经验，但时间久了，记忆越来越模糊，他甚至想不起应当摁压的位置和频率，只能在网络上搜索教学视频，照猫画虎。

相比操作难度和致伤风险更大的心肺复苏，自动除颤仪对普通公众参与院前急救的门槛更低，成功率更高。其作用原理为，在极短时间里，以强电流通过心脏，使心脏恢复正常心率。

在国外，人们对自动除颤仪习以为常。早在1990年代，美国就通过法案，实行“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计划，即在美国公共场所安装设备，确保10分钟内即可获得，并对普通民众进行训练。但对内地公众而言，这仍是一个极为新鲜，甚至有些意义不明的产品。

陈朗此前就有这种感受，但经过培训，他至今对这款“傻瓜式”急救仪器印象深刻，其大小与两本字典并放相仿，机身只有一块屏幕、2个摁钮和2块电极贴片。操作时，他只需按下开关，便可跟随中文语音提示，按仪器图示，粘好贴片，由机器分析病人是否需要电击，并发出电击，直至病人心跳恢复，整个过程十分简便，没有任何难度。

这是一款专供普通民众使用的心脏除颤设备，便携且易于操作。即便是毫无急救知识的普通人，多可在30分钟内学会使用，心肺复苏成功率可提高2-3倍，病人生存率也将提高近50%。由于大部分院外心脏骤停，都为心源性心脏骤停，其表现便是室颤。AED的电击除颤是针对其最有效的急救方式。数据显示，心脏骤停发生后，除颤每晚实施一分钟，生存率下降7%-10%。

在诸多欧美国家，急救知识普及率高，AED在公共场所的配置率也高，危险发生时，普通民众可以就近获取，赶在专业急救人员到来之前，为心脏骤停者尽早实施电除颤。比如传播甚广的中国医生美国公园救人案例。

2015年3月，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唐子人医生在美国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游玩，一位老太太突然倒地，离唐子人仅十米远。他快步上前，判断情况并表明身份，征得家属同意后，开始为老太太做胸外按压。“大约是按压了十分钟左右，就有人拿来了AED，一块儿协同操作下，给患者除了两次颤。之后，患者自主呼吸恢复，慢慢就正常呼吸了。”

此事经网络传播，唐子人意外走红，被网友赠予“中国好游客”“中国好医生”的称号。但唐医生表示，之所以能够最终挽救老人的生命，是因为美国公园内到处安放的AED，对抢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希望，媒体别将焦点放在他个人身上，而是应该由此事关注到中国的急救现状，提高大家对AED的重视。

用AED成功救人，“第一反应”的志愿者也有范例。

2015年3月15日9时17分，无锡半马20.3公里处，一位选手无预期晕厥倒地。三四百米外，作为“第一反应”志愿者的马俊杰，正在赛道巡逻。他站在路口拐角处，向两侧张望，留意到一股人群逐渐围拢在一起，他意识到，“可能发生事情了。”

毫无迟疑，他向人群跑去。发病的选手正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脸色苍白。万幸的是，跑者晕倒时，另一位志愿者仅离他十几米，后者立马上前，按照培训所学，确认病例无反应、无呼吸，便依步骤开始进行心肺复苏。

“我们的要求是，心肺复苏两分钟就要轮换一人，我跑过去后，刚好接替前一名志愿者，继续做胸外按压。”马俊杰回忆。

直到负责AED的队员携AED到达现场，他们立即打开AED，贴上贴片，为选手除颤。

大概9时21分，倒地跑者眼睛眨了一下，呼吸、意识开始恢复，马俊杰松了一口气，“这是我十八年从医经验里，第一次使用AED。”这也是国内马拉松比赛首个AED成功救人的案例。有意思的是，倒地者苏醒后站了起来，还试图继续跑完全程。

“他的记忆还停留在，他往终点冲刺的场景里，当时发生的情况，他什么也不知道。”选手事后与马俊杰回忆。

这一度引起很多人质疑，“当时很多人不相信，救护车过来，看这个人活蹦乱跳的，还能跑，不相信是心脏骤停的人，他们认为就是单纯的晕厥，后来他就自己恢复了。”

AED的芯片详细记录了AED从打开到使用至关机的全过程，数据出来后，一切了然，有人直呼“奇迹”。

这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奇迹，“在赛道上，跑者倒地，心跳停了，如果你按照标准化配置，把他救回来，是很正常的事情。”王西富所言的标准化配置，便是救治上述跑者时使用的胸外按压+AED电击，在心脏骤停1分钟内除颤，生存率可达70％。这是急救“技能”的必修课。

“所以说，救回来的时候，不要说奇迹，根本不是奇迹，那是大概率事件。救不回来，我们反而要积极反思一下，我们的流程是不是要做进一步改进。”王西富再一次强调。

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平均每十万人就已配备317台AED，日本平均每十万人配备235台。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实施公共除颤计划，在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抵达的公共场所全部依法设置 AED，鼓励接受培训的非专业大众能随时使用AED急救。

在中国，近年来全国AED的保有量快速上升，但依旧存在“数量少、找不到、监管弱、不会用”的情况。

截至2023年3月，中国每10万人配置AED数量仅为15台左右。每年急救知识的普及人群1000多万，普及率仅为1%。

懂得急救重要性的人越来越多，真正会用的人，依然太少。120之外的那段空白，仍然空着。

张雪峰走了。在他之前，是金波，是刘文，是每年54万个被统计进数字里的名字。他们未必救不回来，很多时候，只是身边没有会救的人。

同样是心脏骤停，美国西雅图所在的金县，救活率高达62%，是纽约的六倍。差距不在于钱，不在于医疗水平，在于75%的市民接受过CPR培训，在于公共场所随手可及的AED，在于每一个普通人都清楚：急救不只是医生的事。

这一关，只能靠普通人守。

救护车永远来不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作者：王彦入 卢伊 关珺冉，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