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出口热，生活冷
2025年的中国经济，从大的趋势上看，其实并不复杂：外需相对强劲，出口保持增长，高新技术板块表现亮眼；内需依然不足，房地产与固定资产投资偏弱，消费持续承压。这种分化已经相当清晰。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两股力量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存在，而更像一架天平的两端。哪一端更重，哪一端能影响另一端，决定着中国经济接下来的走向。
从数据看，这种平衡的考量尤为关键。以2025年前三季度为例，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为2.8个百分点，资本形成贡献0.9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贡献1.5个百分点。内需合计贡献3.7个百分点，依然明显高于出口的1.5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即便外贸表现亮眼，中国经济的重心仍然在内需。如果经济进一步走向“外贸兴、内需弱”，对整体增长的掣肘仍将是根本性的。
那么，在去杠杆、去风险、结构转型并行推进的2025年，中国经济究竟运行在怎样的状态之中？这架天平，是否正在向某一端倾斜？
在体感中分化的经济
如果单看数据，2025年的经济尚可，但很多人在体感上却有落差。
落差首先体现在对就业的判断上。以2025年第三季度央行城镇储户问卷为例，认为“形势严峻、就业难”或“看不准”的受访者合计达57.4%，就业感受指数降至25.8。它并不直接等同于失业率，却准确捕捉了一种情绪：预期偏弱，信心不足。
这种情绪也传导到了消费端。年末消费依旧遇冷，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3%（一定程度也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以及今年“双十一”消费提前至10月的影响）。与此同时，居民更倾向于“存钱而不是花钱”：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2.71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2.73万亿元。居民把增量资金更多放进存款，而不是扩张消费或加杠杆。这些数据非常直观的体现居民对经济的感受，无需多言。
不同人的“经济体感”当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因为房地产带来的差异。自2023年以来，中国呈现出一线城市房价相对坚挺、低线城市下跌较大的格局；但到2025年下半年，这一差异开始收敛。一二线城市同样承压。官方数据显示，11月各线城市新房与二手房价格均下行，其中一线城市二手房跌幅更为明显，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1.3%、0.8%、1.2%和1.0%。由于一线城市房价基数更高、杠杆率更高，价格回调对家庭财富感受的冲击也更直接。
地方财政状况，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差异。中国有着庞大的财政供养体系，也高度依赖地方财政托底就业与公共支出。当财政空间收紧，不同城市的体感迅速分化：一线城市仍能维持约5%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但天津为-8.7%，南京为-3.9%，盐城-7.8%，南通-3.3%。
而一些受外贸或制造业拉动的城市表现相对较好，例如义乌（+7.6%）、常熟（+11.4%）；而跌幅超过20%的城市同样存在。地区间的冷暖差距，正在拉大。
行业层面的分化同样明显。处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新兴产业，收入与发展预期相对更稳；但问题在于，这些行业的“外部性”并不均衡。高端制造的产能扩张，并未等比例转化为新增就业；自动化提升了人均产出，却削弱了广泛吸纳就业的能力。
而一些原本具备大规模就业能力的行业，如新能源汽车，又深陷价格战，企业通过成本控制守住利润空间，薪资与分红并不突出，外溢效应有限。
这种结构性变化，对青年群体的冲击尤为集中。新增岗位不足、AI对初级白领职位的替代，使青年就业压力持续存在。这种压力，已不只体现在统计指标中，也反映在网络舆论与社会争论里。
韩剧《鱿鱼游戏·第二季》
消费、投资与出口：“三驾马车”的再平衡
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的分化，在2025年被进一步拉大。这一点，在GDP贡献率背后已经有所体现：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0%，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6%，即便剔除房地产，也仅微增0.8%；出口增长6.2%，而进口仅增长0.2%。如果与其他国家的出口数据对照，进口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高估空间。整体看，外需明显强于内需，但这只是宏观轮廓，真正的变化需要进入分项来看。
首先是消费。2025年的消费呈现出明显的“前高后低”。5月社零同比仍有6.4%，此后一路回落，11月仅为1.3%。其中，“国补”退坡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家电为例，5月增速高达53%，6月回落至32%，到9月已降至3.3%。消费品“以旧换新”中的新能源汽车，也逐渐由拉动项转为拖累项：10月社零同比增长2.9%，但剔除汽车后增速为4.0%；11月社零同比1.3%，剔除汽车后仍有2.5%。
从消费结构上看，大额耐用品显著走弱，基础与愉悦型消费尚能维持，但价格持续承压。1—11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7.8%，销售额下降11.1%，价格跌幅明显大于成交量；汽车类零售额同比下降1.0%，其中11月单月同比下降8.3%。
“情绪消费”是疫情后的关键词之一，我们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愉悦型消费，今年的特征则是“量增价减”。文旅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出游人次增长18.0%，但出游花费仅增长11.5%，意味着单次出游的平均花费下降约5.5%。电影市场亦是如此：1—11月电影票房收入增长19.5%，观影人次增长20.3%。
从渠道看，消费趋向更为保守：1—11月限额以上零售业态中，便利店（+6.0%）和超市（+4.7%）明显好于品牌专卖店（+0.1%）和百货店（+0.7%）。日常刚需消费相对稳健，品牌和可选消费明显承压。价格压力，也同步反映在CPI与PPI数据中。
再看外贸。中国外贸正经历一轮结构性转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与资本密集型转移。这本身是经济升级的重要标志。2025年前11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4.89万亿元，占出口总额的60.9%，同比增长8.8%；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仅3.7万亿元，占比降至15.1%，同比下降3.5%（2020年这一比例仍为20%）。技术密集型品类中，集成电路出口1.29万亿元（+25.6%）、汽车8969亿元（+17.6%）、船舶3625亿元（+27.8%）表现尤为突出。
出口目的地的变化同样显著。前11个月，中国与美国贸易总值同比下降16.9%，占比降至8.9%；与东盟贸易总值6.82万亿元，同比增长8.5%，占比升至16.6%，稳居第一；对欧盟贸易总值增长5.4%，占比13.0%。仅从2022年之后看，欧盟占比下降约1个百分点，美国下降2.3个百分点，东盟上升1.1个百分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占比累计提升超过10个百分点。
需要注意的是，外贸领域仍缺乏一个关键数据——前100或前1000家出口企业的出口额占比，这使得出口集中度难以被精确衡量。但当机电出口占比持续提升、劳动密集型出口下降时，出口集中度上升、外部性减弱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这意味着外贸产业更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和区域，城市之间的体感差异被进一步放大；同时，中小企业份额下降，就业吸纳能力随之减弱，失业风险上升。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出口数据亮眼，但对税收和就业的拉动并不一定同步改善。
最后是投资。2025年投资端受到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下滑的显著拖累，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15.9%，使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降至-2.6%。其中，民间投资同比下降5.3%，国有控股投资同比下降1.1%，基建投资同比下降1.1%。支撑投资的主要力量，来自“两新”政策中非消费部分——大规模设备更新，使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2.2%，占全部投资比重升至17.4%。
总体来看，新增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国企拉动。1—11月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5%，其中政府债券增幅高达18.8%，成为主要支撑项。
综合而言，2025年的“三驾马车”呈现出清晰的格局：消费和投资偏弱，出口偏强；而出口内部，又表现为机电产品走强、中小企业参与度下降。经济动能向少数大型企业和区域集中，折射出分配体系与就业外部性上的结构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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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杠杆的压力：房地产与地方财政的底线之年
房地产和政府债务，是2025年经济中最重要、也最容易让人感到“看不清”的两类。这两个领域的政策工具密集且频繁，风险正在被拆解、延缓和转移，很难用单一指标来判断进展。
先看房地产。房地产风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房价下跌带来的资产负债风险；二是烂尾楼引发的违约风险；三是土地财政萎缩对地方财政造成的系统性压力。但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变化，最核心的问题始终是供需关系，即商品房待售面积与去化周期是否真正改善。
从数据看，改善仍然十分有限。自2月末以来，商品房待售面积已连续9个月下降，但降幅偏小。以11月为例，待售面积较上月末的降幅仅约为总量的千分之三，而同期商品房销售同比下降17.93%。这意味着，库存消化速度仍明显慢于销售收缩速度。在供需尚未重新平衡之前，房价压力、违约风险以及土地财政收缩等问题，都难以真正缓解，更多只是阶段性延后。
政府债务的去风险逻辑与房地产相似，同样表现为“缓释而非出清”。当前的主要做法，是通过借新还旧，将大量隐性债务显性化，并以更低利率进行置换。其结果，是地方政府的短期偿债压力有所下降，但金融风险被更多地内化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代价是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盈利能力与信贷定价空间被压缩。
这一领域的关键，同样不在单一政策，而在政府收支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2025年，政府债务规模同比大幅增长18.8%；而同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20万亿元，仅增长0.8%。这还是在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1.5%等税种征管趋严的背景下实现的，对应的增量约为1600亿元。
与此同时，受房地产持续低迷影响，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10.7%，减少约3489亿元。综合来看，政府实际可支配收入并未改善，反而继续承压。
因此，当前的去杠杆与去风险，更接近于“拖”，并在不同部门之间重新分配——从地方政府，转移到商业银行，再由银行体系和货币环境共同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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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的两端，一样地为难
在开篇我们已经提到，2025年的经济呈现出天平的两端：外需强劲，出口增长，高新技术板块可圈可点；内需不足，尤其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消费相对疲软。如果把天平两端看作一场追逐赛，那么前者可能快速追上后者吗？在上述分析的很多领域，可能都有很大挑战。
从下往上说，房地产领域兼具就业、居民财富效应、地方财政三大贡献因素。而新领域的就业“外部性”不足，对居民财富影响较小，因为出口退税和价格战甚至拖累政府财政。在这个角度，很难在去杠杆和风险的方向上提供根本的扭转。
回到“三驾马车”的平衡，外贸本身也并非没有约束。产能扩张叠加“内卷”，已经外溢为海外市场对中国“倾销”的担忧。当产业扩张伴随着利润被价格竞争吞噬，税基与工资的扩散自然受限；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萎缩，也会加大就业压力，反过来进一步压缩消费空间。外贸在短期内，很难直接向内需和投资形成有效传导。
当前，一些行业已显现产能过剩风险：如果放任扩产，价格战会压低利润、工资和税基；如果强力去产能，短期内投资与就业又会进一步走弱。OECD在2025年经济展望中明确提示，“反内卷措施可能使过剩产能行业投资下降超预期”。这构成了一种典型的两难选择。
如果要整体理解2025年的中国经济，它更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大量部件开始降温，但仍有一部分保持高温运行。而这些“高温”，很难顺畅地向已经冷却的部分传导。这种传导受阻，正是体感分化的根源——无论是在城市之间、行业之间，还是代际之间，这种分化都可能继续加剧。
正因如此，国内外经济学界反复呼吁中国应更大力度刺激内需。但这显然不只是“消费品以旧换新”这样局部工具所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此前也已专门讨论过。
从目前迹象看，2026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速仍有可能继续抬升，通过基建和公共投资进行托底和风险控制。但无论力度如何，这都更接近于一条熟悉的路径。
经济的天平，仍在摇摆之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谷雨，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