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绪价值”到“情感经济”，我们忽略了什么？

从“情绪价值”到“情感经济”，我们可能正走向一个“情感启蒙”的时代：情绪不再是附属品，而是理解公共生活、个人意义与社会关系的关键入口。

然而，在媒体与品牌的反复讨论中，“情绪价值”常被简化为短促、表面的满足，人们看到的只是易于迎合的瞬间感受，而忽略了更深层、更长远的情感维度。

经济压力、代际差异与平台化生活方式，让年轻人的情绪需求不断累积：既希望被看见，又四处寻找“嘴替”；既渴望深度情感连接，又在信息过载与短效满足中感到失落。

本期青沙龙，我们从“情绪价值”的流行谈起，探讨其背后的结构性成因：从被“个体化社会”强化的自我感受，到媒介环境如何放大情绪、切断理解，使情绪不再通过身体、经验与思考生成，而是被快速传递、即时消耗。

这是一场关于情绪与情感的观察，也是一场关于连结与共识的重新思考。

本期问题青年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呈杰，「除你武器」主播，非虚构作者，曾供职于《GQ》《人物》《正面连接》

阳少，青年志执行主编，「问题青年」主播

媒体与学界的“情感转向”

阳少：“情绪价值”被讨论很久了。我自己的观察是在2023年疫情结束后，社会开始集中关注情绪与情感的变化。比如社交媒体不断冒出“松弛”、“发疯”、“浓人”、“淡人”这些描述情绪的热词，看似抽象，却又精准击中当代青年的困境。

而在商业咨询中，很多品牌都在问《青年志》同一个问题：“年轻人在想什么？为什么抓不住他们的情绪？” 包括像 Labubu 这种爆火案例，也会被简单归因为“满足了情绪价值”。表面逻辑成立，但背后一定还有更复杂的层次，而“情绪价值”这个词又被用得越来越泛滥和模糊。

我想先抛给两位一个问题，从各自所在的领域来看，你们是否也感到「情绪」在近些年变得更重要了？

吴呈杰：我的经历或许可以回应这个问题。我最早是在传统媒体工作，从《人物》、《GQ》再到《正面连接》。当时正好赶上了国内新闻报道的一个转向——非虚构的兴起。相比传统的“硬核新闻”和调查报道，非虚构更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有更多的文学性。

这个转向背后有现实原因：一方面报道的空间收紧，一些议题难以展开；另一方面，当你意识到结构难以改变时，视线自然会落到个体身上，关注他们如何在时代里保护自己的内心。很多年来，我也是在写这样的非虚构报道。

到了2023年初，随着疫情结束，我也在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方向。当时我感觉非虚构写作已经无法承载我最初的表达冲动了，正好播客这个媒介在兴起，于是我就开始和搭档一起做播客，到现在已经快有三年了。

相比非虚构，播客的情绪\情感属性更明显。非虚构再强调内心，它还是2D的纸面文字；但播客是贴着耳朵听进去的，是在人最私密的时间里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很多听众说，我们的节目像两个朋友在耳边聊天，那种陪伴感是非常直接的。

从我的职业路径回看，会很清晰地感受到这几年「情感经济」的上升：媒介在变化，人们寻求陪伴、理解、情绪出口的方式也在变化。

刘海龙：刚才阳少抛出的这个话题，从学术上来讲其实说来话长。学界确实经历过一个重要的“情感转向”，大概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那之前，社会科学更多强调理性，比如哈贝马斯讲“公共领域”，强调公民之间要超越个人利益、以理性的方式交流，通过礼貌与理解建立共识，这是当时非常主流的看法。

但后来这套理性模型也受到很多批评。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来自学者林郁沁（Eugenia Lean）在《施剑翘复仇案》里的分析——她讨论民国时期一个女性为父报仇、刺杀军阀的案件。从法律上说，这无疑是一起犯罪，但当时的社会舆论几乎一致呼吁“法外开恩”。大众的情感认同超过了理性判断，甚至在建国后，施剑翘还成了政协委员。林郁沁据此提出，公共领域中不仅有理性的讨论，还存在一个“情感公共领域”，不能忽略情感在公共事件中的力量。

著名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也提出过“情感劳动”理论。过去我们理解劳动，更关注任务本身；但在现代社会，很多职业要求的不只是做事，还包括态度、情绪与姿态，这就是所谓的“情感劳动”。比如空乘等服务业，你不仅要完成服务，还要保持友好与谦恭——情绪本身被纳入了劳动的一部分。

还有一条可以追溯的线索来自哲学界，20 世纪初的海德格尔是关键人物之一。他讨论人的存在方式时提出“现身情态”——其实就是情绪。他认为情绪不是附属品，而是人最基本的存在状态。比如“畏”，不是对某件具体事的害怕，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不由自主的情绪结构。我们今天说的焦虑，其实就是这种“畏”在当代的表现。人是被情绪包裹的，我们与世界的互动很大程度就是情绪性的。而这与之前“理性为主、情绪不重要”的传统完全不同。这也引发了后来学界对于“情绪”“情感”的重视。

电影《邪不压正》

为何“情绪”与“情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阳少：两位都从各自领域确认了“情绪”“情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把视角拉回到近几年的中国语境下，原因是什么呢？

我抛砖引玉。首先是经济形式的变化，以前人们可以想象“向上流动”的未来，但当这个叙事变得不那么确定，人只能开始向内挖掘更丰富的个人体验与情绪；其次是社交媒体与算法，放大了情绪化内容，强化共振或对立；最后是代际差异，我们讨论情绪时，经常会感受到那种“上一代太钝感、下一代太敏感”的张力。像年轻人说的“老登”，其实更像是两代人在情绪表达与理解上的碰撞。这种差异不但影响家庭关系，也在影响公司上下级关系，以及品牌与消费者的沟通。

吴呈杰：我之前看过一本日本学者写的社会学著作《00 年代的想象力》。里面提到一个观点：过去我们活在“大叙事”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被笼罩的集体故事；而现在是“小叙事”的年代。这点在近几年的社会变化里特别明显。

前些年，尤其疫情期间，我们确实处在一个相对共通的公共语境里。但到这两年，虽然我们还能看到媒体统计出来的“年度情绪”，但正如阳少刚才讲的，算法和各种机制，让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而信息茧房也会带来“情绪茧房”。

过去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往往是因为某个巨大的公共事件；现在更多是非常小众、分众的情绪连接。比如我们的播客，服务的就是一个相对明确的群体：18 到 35 岁为主、女性偏多、MBTI 可能 NF 值比较高的人——更愿意向内探索、关照自己情绪。

有时平台算法会把节目推给并不是我们受众的人，就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评论。这种落差会让你意识到：虽然大家都在同一片互联网里冲浪，但使用的语言、共享的情绪，其实完全不同。

但也正因为这种鸿沟，以及对话的缺失，反而让人更珍惜在小共同体里的情感联结。播客和其他媒介不一样，大多数时候评论区都非常温和、包容。经常有听众分享自己近期的挫折，下面就会有人安慰她、鼓励她，“没关系，会好起来的”。那种感觉很像在一个小共同体里抱团取暖。

刘海龙：小吴刚才讲到“共鸣”，这是大家今天特别追求、也特别向往的状态。但真正的共鸣是什么？德国社会学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写过一本书就叫《共鸣》。他讲的共鸣，其实跟刚才小吴说的那种并不一样。

罗萨认为，共鸣是人与社会之间建立的一种双向连接，不只是人与人，还包括人与世界、人与物之间的相互理解。但我们现在所说的“共鸣”，往往是单向的——比如播客评论区里“你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们把它称为“嘴替”。它并不会改变我，只是确认了“你和我一样”。这反而体现出现代社会的原子化：人与人很难建立起传统意义上的深层连接，于是转而希望在别的媒介里找到某种被理解、被听见的感觉。

而这又和当下年轻一代的视野变化有关。对宏观的社会结构、政治议题，他们普遍没有太大兴趣，因为会觉得“我改变不了”。在这个体系里，从小就被教导要遵守规则、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的感受就变得最重要：我希望被理解、被尊重，对任何不公都会格外敏感。这其实是前几年大家讨论的“个体化社会”——以个人为中心来认识和应对世界。也因此，情感和情绪议题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这里再补充一点。今年牛津词典把年度词汇颁给了“Rage Bait”，Rage 是愤怒，Bait 是诱饵，就是我们常说的“引战帖”。去年是“脑腐”（Brain Rot），两者其实也有相关性。Rage Bait不一定代表发帖者的观点，但发出来一定会让人愤怒，大家一怒就吵起来，远比正面情绪更能驱动参与。平台喜欢 Rage Bait，因为它能制造冲突，而冲突意味着流量。媒体也一样，为了“有话题性”，往往故意留下错误或偏差，让你来反驳，让讨论变得更激烈。

另一点，也和经济周期有关。在经济下行时期，媒体和企业会更加在意消费者。从前可能是“大家来拥抱品牌”，现在反过来“品牌要来拥抱你”。过去畅销书是励志型的，让你去奋斗、去成为下一个乔布斯或马云；而这几年，畅销的内容明显变得“抚慰型”——告诉你“你是对的”“你是好的”，问题都不在你。而许多媒体、播客也在不断肯定受众，形成一种迎合性的叙事。

我最近观察到，连一些原本应该保持批判性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变成了“你这样做没问题”“谁说这不好呢”的话术。从媒体到学界，过去多少还承担一点启蒙性质，或至少坚持理性讨论；现在则更强调贴近、认同、顺着你的情绪走。

这种“无限制满足”的逻辑，会让情绪被不断放大。当情绪越来越缺乏反思，就容易积累、膨胀；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转为愤怒。这种情绪的生产生态，其实也是经济下行阶段的某种产物。

吴呈杰：我觉得海龙老师刚刚分析得特别好，他从畅销书的视角讲了社会情绪的变化。我也分享一个小观察，今年的电影市场其实也能体现这一点。

前段时间，我看了姜文的《你行！你上！》，这部电影票房非常一般，可能很多人都没看过。但姜文毕竟曾经是中国电影的金字招牌，这部电影讲述的又是郎朗这样一个曾代表中国经济上行时期的人物。朗朗本人的成长也是很中国经济发展同步的，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了少有的开幕式单人表演者。当时他在采访中说：“我跟整个新中国一起飞起来了。”

所以你能从整个片子里看到一种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过的癫狂与亢奋。姜文在朗朗奥运开幕式表演的这一幕，直接用超现实手法让朗朗“飞”了起来，我当时的观影感受就是大家现在说的“经济上行期的美”。但它其实距离当下的社会情绪已经非常遥远了，也因此票房一般。

相比之下，今年票房较好的电影反而更强调自我接纳。比如《哪吒2》，它并没有讲一个小人物逆天改命的故事；现在热映的《疯狂动物城》也一样，观众离场时说“好温暖、好治愈”。很多电影到了结尾，主人公命运并未发生本质改变，仍是普通人，甚至可能依旧过着辛苦的生活。但不同的是，人物学会了接受自己的命运，学会了作为普通人，有尊严地活下去。

电影《你行！你上！》

情绪泛滥，情感匮乏

阳少：两位前面提到，亢奋、打鸡血、宏大叙事在当下并不奏效。这可能也是今天很多品牌在传播时遇到的难点：既想抚慰年轻人的情绪，同时又希望传递一些积极的主张，但稍有不慎就踩雷，甚至被反噬。这可能恰恰说明，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情绪泛滥但又情感匮乏”的时代。

这个判断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袁光锋老师提出的，他在文章中区分了情绪和情感：

情绪是应激的产物，源于外在世界的临时刺激，例如，一个有趣的短视频、一顿美食、突然降临的坏天气，都可能改变我们的情绪状态。因此，情绪是临时的、浅层的、变动不居的，难以创造稳定的、持久的意义。情感则与意义、价值、关系相关：我们的愤怒源于我们认为侵害公平、正义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也通过愉悦、幸福、爱等创造人生的意义，实现自我价值，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稳定关系。

两位是否认同这个说法？

吴呈杰：完全认同。袁老师的话很精准，也更能反映我自己在阅读长篇或深度内容时的感受。比如小时候读文学作品，你不会有那种被瞬间调动的巨大愤怒，但它能在脑海里长久停留，甚至多年后还能被唤起同样的情感记忆。这种经历在现在的新媒体环境中越来越少，短平快的内容更多是普遍而来的情绪。

我刚在底下还跟海龙老师开玩笑，说我们这些传统媒体人其实没法转型去做短视频，那完全违背原有的价值观和审美。很多人转向播客，是因为大家仍然相信，好内容所包含的情感往往是复杂的，需要上下文语境的铺陈，需要系统地表达，而不是几秒或十几秒的情绪冲击就能完成的。

刘海龙：我跟光锋认识很多年了，他这段话我也完全认同。我觉得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为什么会情绪泛滥？为什么会情感匮乏？

首先，任何时代情感都是匮乏的。建立稳定关系、深度连接，对任何时代的人来说都是稀缺的。过去可能更稀缺，因为人的社交范围有限，受教育程度不同，总体来说大家都更匮乏。

问题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特别呼唤情感连接？过去是一种慢节奏生活，可能一生只有一两个朋友。然而，今天的个体化社会，让我们越发需要主动建立联系。以前在大家族中，你不用主动去连结，也自然而然处在被关照的网络里，当然这种关照对于年轻人也是一种压力。但现在，这种自然的情感保障消失了，所以缺失感更强，需求也更大。

其次是情绪泛滥。其实任何时代的情绪都在泛滥。想想20世纪甚至更早，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里描述的各种革命，过去的情绪直接推动行动，而今天，情绪更多通过温和、文明的方式在自媒体中宣泄。

今天我们之所以觉得情绪泛滥，核心原因之一是可见性增加。过去的情绪是零散的冲突，今天每个人都有话筒，放大了个体情绪。但这种放大又局限于特定网络空间，比如抖音。情绪看似爆发，但难以转化为行动，更多是出气口。宣泄之后，对社会影响微乎其微，只是让个人平静一些、开心一些。

任何时代都存在情绪的动员和操控。而我们越来越重视情感需求，是因为个体化带来的缺失感，而网络让情绪的可见性和泛滥更加直观，也更加局限。最终，宣泄完后，还是回到了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经营。

吴呈杰：海龙老师提到一个很启发我的观点：一个人一辈子的情感需求总量是有限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当代年轻人反而情感需求越来越多呢？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情感需求被“轻量化”了。

在古代，一个人一生中接触的人很少，所以跟每个人建立的都是深度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你可以完整体验复杂的情感需求，以及双向互动。但现在，每个人接触的人多了很多，再加上互联网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反而会害怕进入深度关系。

这在年轻人尝试的新型情感体验里表现得很明显：乙女游戏、cos委托、追星，甚至听播客。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情感慰藉，却不用担心如果表达不同意见会被评判。相比之下，现实中的亲密关系需要大量情感劳动——化解误会、澄清分歧、处理日常琐碎——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负担。

「除你武器」经常被当作“深夜情感电台”，关于亲密关系的节目也收获了很多听众。并不是因为大家已经拥有了良好的亲密关系，而恰恰相反，是因为大家对亲密关系感到恐惧。我们一方面渴望被爱，一方面又害怕投入亲密。于是通过收听别人的经验或感受，来获得一种情感上的代偿。

刘海龙：小吴的观察也启发了我。在谈“情感匮乏”时，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我们的情感结构本身是被环境所建构的。

过去，情感需求少，但我们可能觉得满意，因为要求没那么高。现在，通过各种消费产品、社会科学理论的启蒙，我们会觉得原来的情感已经不够了。这也是现代社会里情感匮乏的原因之一，我们需要更精细、更丰富的情感，而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满足。

比如，女性主义的讨论就很典型。过去看世界名著，我们会津津有味，但现在回头看，就会发现很多作品只提供了男性视角的情感，我们希望有女性视角的情感供给。这种需求增长，与社会发展以及媒介化的情感代偿密切相关。

当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多，但社会生活无法完全满足时，媒介化的情感就变得突出。我们把欲望和需求投射到媒介中，媒介又通过情感节目、真人秀等来帮助我们完成这种需求。这种媒介化的情感一直存在，因为很多情感、欲望本身都是模仿出来的。你接触什么内容、接受什么教育、在青春期或成长过程中看到什么样的情感结构，就会影响你对情感的理解和需求。

另外，情感教育的要求也比过去更高。过去父母对孩子的关注相对粗糙：“你好好学习就完了”，甚至有体罚。今天，父母会更关注孩子的心理和情绪——拥抱、亲子活动、肯定与关爱。这种变化固然是社会进步，但也提高了孩子对情感的期待。能否满足这些需求，就会产生一种鸿沟，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情感匮乏感”。

电影《成长教育》

当情绪替代认知，一个“情绪短路”的时代

阳少：两位方才提到，情感需求是逐步生成的，跟经济、媒介与代际的更迭都有关系。今天人们比以往更需要“情绪价值”。海龙老师过去在财新的专栏里写过一篇文章，你说“情绪价值最大的问题不是情绪，而是被量化为价值”，能否再展开一下？

刘海龙：我在《财新》写那篇文章，是因为我对“情绪价值”这类提法非常反感。情绪一直都在，但一旦被价值化，就意味着被度量、被商品化，继而可以被交换。能交换，就会变成劳动，而劳动就意味着可以被购买、被要求——这是我觉得最可怕的部分。

所谓“我付了你钱，你就要给我同等的情绪回报”，这不是情感，而是一种剥削：你必须提供，我却不需要回应。就跟我们给颜值、身材打分一样，情感被简化为“提供快乐的能力”。本质都是把人拆成不同部件，按价值逐项标价，而不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

在平台社会、数字经济中，这种量化的后果尤其明显。只要情绪能被量化，平台就能按标签精准满足，进而催生更多情绪。于是我最近提出“数字短路”或“情绪短路”的概念：情绪不再通过我的身体、经验、思考，与世界或他人的实际交互来生成，而是通过媒介走了一条更短、更快的通路。

就像电路被一根无阻力的铁丝接通，本应经历的所有阻力和过程都被跳过了。平台能在你情绪还没真正形成前，就预测并满足你。“一念未起，即被满足”，这是社交媒体最可怕的地方。久而久之，我们产生情绪的机制被削弱，甚至不是“我的”情绪，而是别人已经替我宣泄、替我满足了，我只是在接收而已。

所以才会出现我们说的“情感匮乏”、不愿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成了越来越长的路线，而情绪的宣泄却走向越来越短的路径。媒介改变了情绪生成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阳少：您刚才讲的，让我想到最近围绕“吸毒违法记录封存”的争议。在这波舆论中，其实是很多地方文旅账号在挑动情绪，他们确实能从中获得巨大利益——文旅编辑的 KPI 和浏览量挂钩。像南通文旅，当时发出“谁家少爷又吸了”这种内容，正好迎合大众对权贵阶层的想象和愤恨，粉丝直接从 40 万涨到 400 万，各地文旅账号也纷纷跟进。

但问题是：这样的情绪到底有多少是经得起推敲的？情绪已然跃过事实，替代了真相。

刘海龙：对，这就是我说的“短路”。按理说，我们对一件事的情绪应该在认知之后：先了解事情本身，再和自己的利益关系起来，最后才产生情绪。但现在完全跳过了认知环节，平台直接告诉你：“你就应该愤怒”“这事和你很重要”。于是大多数人连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没搞清楚，就开始跟着骂什么“哪家少爷又出了事”。

但稍微想想就知道，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少爷”，为了救自己，根本没必要通过立法等一系列程序先来“拯救所有人”，逃避的方式有许多。把这一切解释成“阴谋”，在理性上根本说不通。你得操纵立法、操纵决策、操纵一整套流程——成本高得离谱。

最终的问题就是：情绪替代了认知。我们的理性还没来得及启动，情绪已经被点燃了。

吴呈杰：海龙老师刚才说现在的情感越来越像一种可被消费、可被购买的体验，这点我感受特别明显。我觉得当代人想要的“真诚”，其实往往带着表演性——是一种被精心设计过的“真诚”。

前段时间有个出圈事件，自媒体博主翁青雅采访朱珠。大家关注的多是她磕磕绊绊的表达，但我注意到另一个细节：从踏进门到落座，翁青雅始终不看朱珠，只盯着镜头。作为记者，我看多了现在的自媒体访谈，发现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镜头里的“闺蜜聊天局”看似很亲密，但每个人都在对着镜头说话，不是对着彼此。

过去的聊天是两点之间的连线；现在变成三角关系，每个人都在和镜头及其背后的观众建立连接，而人与人之间的那条线却被削弱了。看上去情感很浓，但更多是一种被表演出来的情感。

我会常想这些，是因为自己还保留着一些比较“传统”的采访习惯，需要在新媒体环境下重新调整。比如前段时间我在釜山电影节采访舒淇，那期节目整体反响很好，舒淇也觉得是她感受很好的一次采访。这可能和我们之间共享的一些语境有关系，比如我是看侯孝贤电影长大的，而侯孝贤又是对于舒淇的职业生涯影响深重的一位导演。

但我后来看到一些听众的反馈，他们反而“进不来”我们的对话。例如聊到侯孝贤，我们都觉得不用去交代，不用去解释，就像在聊一位彼此都很熟悉的人一样。而对于更年轻的听众来说，既不熟悉，也不关心，甚至有人会反问：“你为什么老提一个老登？你不是在采访一位女性导演吗？”

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朋友提醒我：你们聊得太顺了，没有邀请观众进入你们的对话。如果我是一个有更丰富自媒体表达经验的人，我可能会减少提起侯孝贤的频率，并且做一个漫长的语境铺垫。

所以我的困惑是：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中，我该如何让一场好的聊天既保持“心和心的碰撞”，又能真正邀请观众入场？有没有可能既不牺牲真实的连接，也不把对话完全变成面向镜头的三角关系？

刘海龙：小吴刚才的例子特别典型，也让我想到早期的电视采访。其实那个时代已经存在同样的问题：你以为是两个人的交流，但现场始终有第三者——镜头。对话被一个“不在场的存在”不断中介化。所以今天的困境并不是新鲜事，只是被新的媒介形态进一步放大。

像小吴说的，他在采访一个人时，还得兼顾成千上万的听众。大家都要被照顾、被理解，而一旦没被满足，就会觉得受了委屈，甚至生气。这个情绪背后，是一种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姿态：“我不关心的事情，就不该存在。”

这种心态在消费行为里表现得更明显。比如陪玩、Cos委托、直播互动。我付了钱，你就必须无条件满足我，让我开心，让我“被理解”。这不是情感连接，而是情感的商品化。一旦变成商品，人与人之间那种需要时间累积的关系就被压缩成一条最短路径：我付费，你提供情绪价值给我。

真正危险的是，当一切都被商品化后，人会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也越来越不愿意走那条真正漫长的情感路径。

回到小吴的案例，我倒觉得媒介确实需要承担一部分职责。例如在采访里加一些背景说明、解释性的内容，把观众“带进来”。但目的不是迎合，而是扩展受众的视野。如果媒介只满足观众已有的认知，那他们永远只是在确认自己熟悉的东西。

反而是那些让人“听不懂”的时刻，才是学习的起点。课堂也是一样，全部都能听懂，意味着没有新事物进入脑海。只有当人产生困惑、甚至恼火的时候，那种阻力才可能转化成成长的动力。

这或许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被情绪需求绑架的今天，如何让那种“我不懂”的不适，不是变成愤怒，而是变成学习的动力？

电影《千禧曼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问题青年，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