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的终结：人类脑力降级是比AI崛起更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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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们痴迷于“思考机器”的崛起，却忽视了“思考人群”的加速衰退。这种“自我缴械”，正让深度思考力提前消亡，此消彼长才是真正的危机。文章来自编译。

 过去几个月，顶尖的人工智能高管和思想家们就人工智能将需要多长时间来主导经济，给出了一个异常具体且令人不安的预测。其传达的信息是：“你们还剩18个月。”

他们说，到2027年夏天，人工智能能力将呈爆炸式增长，把碳基生命远远甩在身后。高达“半数的入门级白领工作”将被淘汰，一旦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们在“数据中心里建立一个天才国度”，就算是诺贝尔奖级别的头脑也将在恐惧中畏缩。

我不喜欢这个预测，原因有几个。首先，想象自己将变一文不值毫无乐趣可言。其次，我很难严肃对待这种类似于世俗版“被提”的经济预测，设想一个神一般的实体降临地球，挥一挥手，就让整个人类活动类别消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充满悲观末日色彩的18个月预测让我们去想象软件将很快使人类能力变得毫无价值，而我看到的远为更严峻的危机恰恰相反。远在软件准备好抢走他们的工作之前，年轻人就已经通过将自己的思维外包给机器，而在不断削弱自身的认知能力。

相比于未来思维机器的崛起，我更担忧当今思考人群的衰退。

写作的终结，阅读的终结

今年三月，《纽约》杂志刊登了一篇封面报道。这篇报道迅速火遍全网，原因不是因为其耸人听闻，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大声说出了大多数人早已心照不宣的想法：人人都正在用人工智能搞学业作弊。

大语言模型让高中生和大学生能够凭空召唤出任何主题的文章，这给那些试图评估学生实际写作能力的老师带来了生存危机，因为他们现在评估的，反倒是学生提示大语言模型来完成所有作业的能力。“现如今，上大学不过就是看我能把ChatGPT用得多好而已，”一名学生说。一位教授附和道：“大量学生将大学毕业，拿到学位，进入职场，但本质上却是文盲。”

写作的消亡很要紧，因为写作并不是思考之后才发生的第二件事。写作行为本身就是思考。这对专业人士和学生来说都同样适用。在《自然》杂志的一篇题为《写作即思考》的社论中，作者们认为，“将整个写作过程外包给[大语言模型]”剥夺了科学家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即理解他们发现了什么以及其重要性何在。无论是学生、科学家，还是任何让AI代笔的人，都会发现他们的屏幕上满是文字，而头脑中却空无一物。

随着写作能力的下降，阅读能力的下降更为严重。化名希拉里乌斯·布克宾德（Hilarius Bookbinder）的大学教授在一篇关于大学校园状况的文章中写道：“不开玩笑，我们大多数的学生都属于功能性文盲。” 这一点也不夸张。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读写和算术成绩首次出现下降，这让《金融时报》记者约翰·伯恩-默多克不禁思考，在为我们制造出思考机器的此刻，人类的“智力巅峰”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在美国，由NAEP（美国教育进展评估）发布的所谓“国家成绩单”最近发现，其平均阅读分数达到了32年来的最低点——这令人不安，因为这个数据也只能追溯到32年前。

美国人无时无刻不在阅读文字：电子邮件、短信、社交媒体信息流、Netflix剧集的字幕。但这些文字以碎片化的形式存在，几乎不需要任何持续的专注力；事实上，数字时代的美国人似乎对坐下来阅读任何比推文更有语言分量的东西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能力。自21世纪初以来，声称为了休闲而读书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近50%。在另一篇观察到“美国学生正在变笨”的文章中，马特·伊格莱西亚斯（Matt Yglesias）引用了教育作家查德·奥尔德曼（Chad Aldeman）的观点，奥尔德曼指出，12年级分数的下降主要集中在表现最差的学生群体中。

就算是美国最聪明的青少年，也基本上停止了阅读任何超过一段的文字。去年，《大西洋月刊》的罗斯·霍洛维奇（Rose Horowitch）报道说，学生们进入美国最顶尖的大学时，甚至从未读完过一整本书。“乔治城大学英语系主任丹尼尔·肖（Daniel Shore）告诉我，他的学生甚至难以对一首十四行诗保持专注，”霍洛维奇写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教育研究员纳特·马尔库斯（Nat Malkus）向我表示，高中为了让学生准备标准化考试的阅读理解部分，已将书籍碎片化。或许，美国教育系统在优化阅读技能评估的过程中，无意中促成了书籍阅读的缓慢消亡。

读写能力的血清

计算机科学教授、包括《深度工作》在内的多本畅销书作者卡尔·纽波特认为，写作和阅读的衰退太关键了，因为它们是深度思考的两大支柱。现代经济所珍视的，正是那种深度阅读和写作能提供最佳实践的符号逻辑和系统思维能力。

纽波特说，人工智能是“在这场对抗我们实际思考能力的拳击赛中，最新登场的又一位重量级选手”。电视的兴起与人均报纸订阅量的下降以及休闲阅读的缓慢消亡同步发生。接着是互联网，然后是社交媒体、智能手机和流媒体电视。正如我在《大西洋月刊》中报道过那样，科技窃取我们注意力的直觉已被多项研究证实，这些研究发现，使用手机的学生做笔记更少，课堂信息记忆也更少。其他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和家庭作业之间的“任务切换”与较低的GPA相关，而在实验环境中被没收手机的学生在考试中表现更好。

纽波特说：“读与写的组合拳，就像我们在超级英雄漫画中必须服用的血清，以获得深度符号思维的超能力。因此我一直在敲响警钟，我们必须坚持服用这种血清。”

纽波特的警告与学者沃尔特·翁（Walter Ong）在其著作《口语与读写》（Orality and Literacy）里面的一个观察相呼应。根据翁的说法，读写能力这种技能并非无关紧要，它是重构人类思想和知识、为复杂思想创造空间的手段。不识字的人可以背诵故事，但如果没有书写微积分公式的能力，像牛顿的《原理》这样高深的内容就不可能代代相传。口头方言通常只有几千个词汇，而“被称为标准英语的书面语……至少有150万个词汇，”翁写道。如果说读写能力“重塑”了人类大脑的逻辑引擎，那么在我们即将迎来更强大机器的此刻，读写能力的衰退正在拆解我们的认知超能力。

如果应对AI的方案只是无视它，在大学校园里禁止这项技术，并将所有考试都变回过去的蓝皮书考试，那就简单了。但AI并不是认知领域的芬太尼，不是一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物质。医学研究发现，ChatGPT和其他大语言模型在诊断罕见疾病方面比大多数医生更出色。拒绝这样的技术比顽固的愚蠢更糟糕；在现实案例中，这可能等同于致命的无能。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告诉我们何时该使用大语言模型，何时该关闭那个标签页。

这种两难困境在医学院里尤为明显，学校鼓励学生使用大语言模型，而有责任感的学生则必须小心翼翼，确保他们的技能与AI共同进步，而不是在这项技术面前萎缩。“我担心这些工具会侵蚀我独立诊断的能力，”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医学生本杰明·波波赫告诉《纽约客》。“我上医学院是为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医生，”他说，“如果你所做的只是把症状输入AI，你还算是个医生吗？还是说你只是比你的病人稍微擅长提示AI而已？”文章中写道。

在最近的一次轮转实习中，他的教授要求全班使用ChatGPT和OpenEvidence等AI工具来处理一个病例。OpenEvidence是一个日益流行的医学大语言模型，为医疗专业人员提供免费使用。每个聊天机器人都正确地诊断出肺部有血块。“没有对照组，”波波赫说，这意味着没有一个学生是在无辅助的情况下独立处理病例的。有一段时间，波波赫发现自己几乎在每次接触病人后都会使用AI。“当我向主治医师陈述我的想法时，我觉得自己很不诚实，因为我知道那实际上是AI的想法，”他告诉我。有一天，当他离开医院时，他有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那天他没有独立思考过任何一个病人的病情。

在一篇名为《后文字社会的黎明与文明的终结》的爆红文章里，作者詹姆斯·马里奥特（James Marriott）用足以给爱德华·吉本留下深刻印象的神话般笔触，描述了思维的衰落。马里奥特预测，随着机器时代写作和阅读的衰退，那些让我们理解世界的能力将会消失，一个前文字时代的世界秩序将从历史解冻的永冻层中重现，并带来诸如“创造力的内爆”和“民主的死亡”之类的恶魔。“没有知识，没有印刷术所灌输的批判性思维技能，”马里奥特写道，“现代民主国家的许多公民会发现自己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无助和轻信，容易被非理性的呼吁所打动，并产生暴民思维倾向。”

也许他是对的。但我认为，更可能出现的情景远没有文明终结那么宏大。我们不会变得野蛮、暴力，或对彼此、对自己有丝毫的激动。不会有吉本式的人物来记录思想的衰落与崩溃，因为将没有任何外部事件可供观察。休闲时间会增加，家庭生活会占据我们更多的休闲时间，屏幕时间会占据我们更多的家庭生活，而AI内容会占据我们更多的屏幕时间。正如奥威尔几乎写过的那样，“如果你想要一幅未来的图景，想象一下，一张屏幕永远在一个人的脸上发光。”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场悲剧甚至感觉不到是悲剧。我们将失去那份智慧，去为失去的一切感到怀念。

肌肉紧张状态时间

……或者，你知道，也许不会！

文化就是一种反作用力，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抵抗思维机器的暗流和懒惰消费带来的寂静末日。我时常能听到这场革命的声浪。那些为孩子未来焦虑的父母最常问我的问题是：在AI时代，我的孩子应该学什么？我说，我不知道特定学生应该主修哪个领域。但我确实强烈地认为，他们应该珍视一种技能。那就是我眼见正在衰退的技能——深度思考的技能。

在健身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肌肉紧张状态下的时间”（ Time Under Tension）。以一个简单深蹲为例，你负重站立然后降低臀部。用同样的重量，一个人可以在两秒钟内完成一次深蹲，也可以用十秒钟来完成。后者更难，但也能锻炼出更多肌肉。时间更就意味着紧张状态更就；更多痛苦意味着更大收获。

思考也受益于类似的“紧张状态时间”原则。正是这种能够耐心面对一堆几乎没有联系或毫无关联的想法的能力，让一个思考者能够将它们编织成某种具有组合创新的新事物。通过描述他人的思维过程来捍卫这个观点非常困难，所以我就描述一下我自己的。两周前，网络杂志《The Argument》邀请我写一篇文章，评估关于AI将在18个月内抢走我们所有工作的说法。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预测过于激进，几乎肯定是错的，所以除了说声“不”之外，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但当我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题目时，几块拼图开始慢慢合拢：我读过的一篇《金融时报》的文章，我喜欢的一篇《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我保存在标签页里的一个NAEP研究，我录制的一段对卡尔·纽波特的采访，一本别人鼓励我读的沃尔特·翁的书，以及最近在健身房第一次尝试离心引体向上时，思考时间如何在健身中同时放大痛苦和收获时的一个偶然想法。一个框架的轮廓开始浮现。我决定，我要写的文章不是关于技术如何从有能力的人类手中夺走工作，而是关于人类在新机器面前如何剥夺掉自身的能力。我们如此执着于技术将如何在技能上超越我们，以至于我们忽略了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让我们丧失技能。

在关于即将发生的全球灾难的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全世界团结起来，准备直面威胁。因此，人们可能会想象，全知AI的潜在到来会成为一个振奋人心的威胁，就像是激发我们集体深度思考能力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然而，我担心的是，我们为这个所谓超级大脑的到来所做的准备，却是给自己做脑叶切除手术，悄悄地倒退为一个不好奇、少阅读、少写作、少思考的状态。这就好像一些天体物理学家相信一颗彗星正朝着纽约市撞来，而我们为了迎接它的到来，却先发制人地夷平了曼哈顿。我会称之为疯狂。不要让那些关于“思考机器”崛起的故事分散你的注意力，从而忽略了我们时代真正的认知挑战。而这个挑战，是思考人群的衰落。

译者：bo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