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撕掉遮羞布,“自愿放弃社保”从此无效
那张“自愿放弃社保”的纸,从此成了废纸。
“我自愿放弃社保,公司每月补贴XXX元,如需补缴,费用自理。”
这句在小厂、便利店、快递网点、餐饮、外卖平台流传了二十多年的“共识性语句”,终于在9月1日这天,被法律正式宣布作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今后任何有关“员工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协议,人民法院一律认定为无效。不仅如此,员工还可以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干满一年赔一个月,十年赔十个月,用人单位还不得不掏钱补缴社保。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这被等同于“9月1日起全民强制交社保”,甚至成为“社保新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不是一纸新规的突然落地,而是对一个早已存在但长期被“默许豁免”的制度漏洞,终于补上了补丁。
这不是开始,而是结束。结束的是一种灰色共识:员工愿意多拿点现金,老板乐意少交点社保,大家互不拆穿。
这种“放弃保障换现金”的时代,从今天起正式进入倒计时。
但问题随之而来:那些月薪只有三四千的工人,扣完社保真的交得起房租吗?那些靠压缩人力成本活下来的小厂,又能否扛住这道制度拐点?
制度的归制度,现实的归现实。
撕掉那张“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并不意味着制度自动进化到了“理想国”。相反,它可能是国家、企业与个体,在“不能再拖”的财政现实中,被迫走向的一次不完全共识。
01
“不是不想交,是交不起”:这才是打工人与小企业的真实困境
在很多人眼里,签下那张“放弃社保”的协议,是员工贪图眼前利益、老板钻法律空子。但事实远比想象中复杂。
对打工人来说,这不是“选择”,而是“没得选”。
在中国广大三线城市、制造业集聚的工业园区、城乡结合部的家政服务、快递分拨点,月薪三四千是常态。看起来工资还凑合,但一旦缴纳五险一金,现实立马吃紧:
算笔账你就明白了。
比如你月薪5000,如果缴社保,个人部分要扣500多,到手就剩4500。如果不缴,公司再给你800块补贴,到手就是5800。
4500和5800,选哪个?废话,当然选5800啊!房租要交,孩子要养,老人要看病,每个月多1300块,对月薪三五千的人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善。
如果选择缴纳,那这对很多人来说,这不是“扣一笔钱”,是直接砍掉了一个孩子的奶粉钱、一个家庭的水电费、一次房租支付能力。
更别提很多人压根不懂社保机制。对他们来说,“拿到手的钱”才是生存,“未来的保障”则是听不懂的复杂名词。长期主义,在这张吃饭账单前根本站不住脚。
而站在小微企业角度,压力同样真实且尖锐。
中国目前有超过1.5亿户市场主体,其中90%以上是小微企业。一名月薪5000元的员工,企业端需要为其承担的社保成本高达1000元以上,包括养老保险16%、医疗保险8%、失业保险0.5%、工伤、生育保险等各类支出。100人规模的中小制造企业,光社保每月就要多支出10万~15万元,年成本轻松破百万。
在当前产业链外迁、订单下滑、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这部分成本往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除了有的企业真的交不起外,另一个现实是,如果邻厂都不交、都让员工签“放弃社保”声明,而自己坚持合规缴纳,结果就是:成本更高,订单更少,最终只能裁员或者出局。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谁先守法,谁先被淘汰”成了用工市场中赤裸裸的潜规则。
这一幕,在餐饮、家政、物流、服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反复上演。
这个游戏的残酷之处在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没人能先退出。
甚至连政府部门有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为了招商引资、稳就业、保税收,当地往往对企业社保合规“不查不问”。因为一旦真的照章执行,很多企业当场就会死掉。与其逼死一家企业,不如“默许”它活着。
在这种结构性默契之下,“自愿放弃社保”协议,从不合法,但却从不缺席。
对打工人,它是生计通行证;
对老板,它是生存缓冲带;
对地方,它是财政稳定器;
对国家,它是一笔账,早晚要补。
如今,补的日子到了。
但别误会——打破“放弃社保”的潜规则,不等于这场困境有了解决方案。司法解释只是撕掉了制度的遮羞布,至于后面怎么活下去,国家、企业、个体,全都得重新想办法。
02
不是保护谁,而是“兜不住了”:国家为何突然“翻旧账”?
很多人看到这次司法解释的第一反应是:“国家终于站在了打工人这边!”
但如果你把视野拉远一点,会发现这并不只是出于同理心或者正义感,而是出于一个更沉重的判断:
中国社保系统,开始“兜不住”了。
回顾历史,中国最早确立强制社保制度是在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201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针对五个险种,分别明确了职工和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讨论的“强制参保”,早就是法律共识。
但问题是,在这之后的十几年里,这一制度从未真正“全面落实”。大量灵活就业、临时用工、民营工厂、外卖、快递、直播、劳务派遣……以各种方式“绕”过社保——有的是员工主动放弃,有的是企业不予设立账户,有的则是根本就没签劳动合同。
数据是冰冷却真实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就业人口为7.34亿人,但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5.3亿人,2024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亿,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仅5.2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占5.5亿。
• 参加工伤保险的仅有3亿人,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劳动者,一旦受伤,可能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 与此同时,根据《2024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31031万人,占总人口的22.0%;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2023万人,占总人口的15.6%。预计2035年左右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2050年前后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峰值。
换句话说,我们正身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倒金字塔”时代:缴费的人越来越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养老金能扛得住吗?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预测,未来30年我国的制度赡养率翻倍,2019年当期结余总额为1062.9亿元,不过到2028年,当期结余可能会首次出现负数,为负1181.3亿元。
对此,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文灵在《报告》发布式研讨会上指出,针对精算报告显示未来养老金存在支付缺口的情况,无论是现有结余资金规模还是储备基金累计规模,都不够充足,应当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加快发展壮大基金储备规模。
《报告》指出,仅从制度赡养率上看(不考虑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正在不断提升,简单地说,2019年由接近2个缴费者赡养一个离退休者,到2050年前后几乎是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个离退休者。
《报告》预测,2019~2050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将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具体来看,2019年当期结余为1062.9亿元,并将短暂增长到2022年,然后从2023年开始下降,到2028年当期结余会首次出现负数,达到负1181.3亿元,最终到2050年,当期结余可能达到负11.28万亿元。
更危险的是,“人口断崖”即将到来。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出生率和总人口进行推算,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共有37个年份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这37年又构成了3个出生高峰。
第一个高峰是1950年-1958年,其间有6个年份出生人口数量超过2000万。
第二个高峰是1962年-1975年,每年出生人口均超2000万,其中1963年达到顶峰,接近3000万人。
第三个高峰是1981年-1997年,每年出生人口均超2000万。
而1962-1975年出生的人群,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婴儿潮”。最大的有63岁,最小的也有50岁。
这些人将在未来数年集中退休,每年将新增大量退休人员,也就意味着,养老金的支出曲线还要持续陡升。
这不是隐患,这是确定性风险。
如果再让“无保人群”继续游离在制度之外,无论是养老金、医保基金、还是工伤赔付池,都将面临系统性失衡的边界。
说到底,这不是“劝你交社保”,而是国家自己也到了必须“开源”的时候。
因此,这次最高法的出手看似在为打工人“撑腰”,但本质是国家在向所有主体释放一个信号:
不能再纵容“社保绕行”了,制度红利期结束了。
而选择司法解释而非行政命令,也说明一个现实:立法层面来不及等了,财政口子不能再拖。
这不是一场政策激进主义,而是一场制度性的债务清理。
也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从“灰色共识”走向“契约正义”的一次强制推送。
可这场“清算”,谁来埋单?
从财务上看,企业是第一买单人。尤其是那些原本通过“用工外包”“不设劳动关系”“签名免责”等方式避开社保成本的雇主——他们将面临来自员工、司法和财政三方面的合力挤压。
但从结构上看,第二个埋单的,其实仍然是年轻的打工者。
他们是最容易被企业替换的;是“交不交都压力大”的;是“刚起步、难维权、缺资源”的;是社保系统里最脆弱的拼图。
当企业开始转嫁成本,社保费用可能会“吃掉”他们本来就不高的收入涨幅;而当制度红线变得不可越界,他们又必须承担这个体系中的“新增供养压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由“不可持续”所逼出来的全社会角色重组:每个人都要扛更多。
03
一张纸的终结,一个时代的告别:灰色用工游戏结束了,谁准备好了?
如果你是一个打工人,从9月1日起,那张曾经用来交换“现金补贴”的“自愿放弃社保声明”,正式成为废纸一张。
但它也可能成为你的第一张“权益王牌”。
你可以用这张“废纸”去证明你曾被不公平对待,可以要求赔偿,可以申请补缴,甚至可以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拿到经济补偿。
但这张纸的终结,远不止于此。
它真正宣告的,是一个时代游戏规则的终结:那个靠“压缩人力成本”拼价格、靠“灰色合同”维系利润、靠“共识性违规”来活着的劳动市场,将被逐步清场。
这是中国制度建设的一次主动洗牌。从“你自愿我默认”,到“你签了也无效”;
从“愿打愿挨的灰色空间”,到“白纸黑字的合规契约”;
从“市场默契”向“制度强制”过渡;
这是一场用法律补丁结束野蛮生长的现代化进程。
谁会先倒下?
最先感到冲击的,是一大批依赖劳动力密集型运营、现金流紧张、利润率微薄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那些靠“规避社保”攒下盈利能力的制造业工厂、服务业门店、零工经济平台。
一旦被员工起诉,不仅要补缴所有社保,还要一次性支付数月甚至数年的经济赔偿金,对于一个本就挣扎求生的企业来说,这很可能是压垮现金流的最后一根稻草。
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容忍违规”的土壤,也开始收紧。
• 地方政府不敢再视而不见——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监管问责压力骤增;
• 工会组织、公益律师、法律援助正在涌入蓝领群体;
• 连平台公司也开始悄悄整改用工结构,避免被“旧账翻新”。
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场必须面对的“合规转型”倒计时。
可能的应对路径包括:
• 收缩用工规模,转向机器替代;
• 重塑用工结构,将全职员工外包为劳务派遣或灵活就业;
• 降低实际工资水平,用“社保合规”换取“人力成本不过线”;
• 迁移注册地,寻找社保压力更低的地区“缓冲”。
但无论怎么绕,绕不过的,是法律框架已经变了。
裁判规则改变的那一刻,球场就不一样了。
对打工人来说,这场变化表面看是“多交钱、少拿钱”的开始,但从长期看,也意味着:
• 一旦患病,有医保作为支撑;
• 一旦工伤,不再裸赔;
• 一旦失业,至少还有几个月缓冲;
• 一旦退休,不至于一无所有。
这不是福利,这是底线。
很多人不愿交,是因为顾不上长期利益;很多企业不愿交,是因为没人逼。
现在,法律接过了那个“逼”的角色。
这其实也释放出一个更深层的信号:中国不想再当“血汗世界工厂”了。
你可以继续用“压成本”拼价格,但那不是未来的发展逻辑。
真正想留下来的企业,必须学会靠“效率、技术、品牌、服务”提升价值,而不是靠“不给交社保”活下去。
这也是国家想要的——从“靠人吃饭”到“靠制度吃饭”,从“低成本制造”走向“高质量发展”。
因此我才说,这场司法解释不是一场劳动仲裁规则的微调,而是一场底层经济结构的更新换代。
有的人会倒下,有的人会转型,有的人会跑得更快。
但无论如何,那个靠签字放弃社保、靠工资补贴替代保障的时代,结束了。
尾声
每一次制度补丁,都是一次旧秩序的告别
这次,法律撕掉了那张流传二十年的纸,社会将被迫进入一个重新谈规则的时代:
员工需要更了解自身权利与维权路径,企业需要重新规划成本结构与用工方式,国家则需要在监管之外,提供更多制度缓冲与政策护栏。
不能只是补交,更要给路。
本质上,这次司法解释的背后,是三方信任关系的重建:
·员工在享有社保权益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制度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
·企业相信守法不会“自断生路”;
·国家也在试图通过刚性制度,换取市场主体的长期投入意愿。
曾经,“自愿放弃社保”是一个无奈选择。今天,它被清理出局。
法律终结了这段模糊历史,现在轮到我们用制度、诚意和时间,去构建下一阶段更稳定的劳动社会契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高见观潮”,作者:高恒,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