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富人们变得更有钱了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最新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数据，俄罗斯最富有的那群人总财富增加了204亿美元。
推动这一增长的主要力量来自石油、天然气和金属这些大宗商品领域的巨头。
其中，掌控着重要镍生产商诺里尔斯克镍业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财富增加了25亿美元，总资产达到304亿美元，继续保持着俄罗斯首富的位置。
排在第二位的是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卢克石油的创始人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他的净资产增加了11亿美元，达到265亿美元。
大型钢铁企业Severstal的主席阿列克谢·莫尔达绍夫排名第三，财富增长了19亿美元，总财富为252亿美元。俄罗斯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商Novatek的共同所有人列昂尼德·米赫尔松财富增加了14亿美元，达到238亿美元。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实现了增长。钢铁制造商NLMK的主要股东弗拉基米尔·利辛由于钢铁价格下跌，财富缩水了35亿美元，降至222亿美元，成为榜单上损失最大的人。
与此同时，通讯应用Telegram的联合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表现突出，他的财富大幅增长了32亿美元，达到143亿美元。
资源寡头的韧性远超预期
乍一看，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大规模、全方位的经济制裁，本应重创其经济命脉，特别是那些掌控国家核心资源的富豪们。
制裁的设计初衷就是切断俄罗斯获取关键技术和资金的渠道，瘫痪其能源和矿产出口——这些正是俄罗斯经济的支柱，也是其顶级富豪们财富的根基。
但为何2025年上半年的财富数据却呈现出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俄罗斯最富有的一批人，其财富总和不仅没有崩塌，反而大幅增加了超过200亿美元。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观察到的“制裁悖论”——那些最直接暴露在制裁火力下的资源寡头们，展现出了远超预期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这种韧性的核心驱动力并未改变，甚至在某些方面被强化了：即俄罗斯赖以生存的大宗商品出口。制裁确实制造了巨大的障碍，但并未能彻底掐断这条生命线。
那么，他们是如何在重重封锁下实现财富增长的呢？
制裁迫使俄罗斯无法像过去那样向欧洲等传统高价市场顺畅地出售能源和金属。
作为应对，他们迅速转向了以印度、中国等“友好”国家为主的新兴市场。
当然，为了吸引这些买家并抵消运输、保险、融资等因制裁陡然增加的成本和风险，俄罗斯不得不以相当大的折扣出售这些资源。
同时，为了绕过西方对航运和保险的禁令，俄罗斯建立并依赖一支庞大的、主要由非西方船只组成的“影子舰队”来运输石油。
在支付方面，他们也发展出了替代美元和欧元主导的金融结算渠道，更多地使用本币或其他非主流货币进行交易。
这种转变对国家财政来说无疑是痛苦的，因为折扣销售直接侵蚀了国库的收入。
而对于这些控制着庞大资源帝国的寡头们来说，策略是有效的。
他们通过维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扩大了出口量，部分抵消了因折扣造成的单位利润损失。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复杂的“灰色地带”运作中展现出了灵活性，利用折扣价差、新的运输和支付网络，以及可能存在的非公开交易安排，成功地保住了利润的基本盘。
这种韧性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更关键的因素，也就是国家与寡头之间共生关系得到了空前强化。在战争状态和严酷制裁的双重压力下，俄罗斯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寡头控制的巨型企业。
这些企业是国家经济运转的引擎，是维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基础，更是为持续冲突提供庞大资金（战争经费）的关键来源。
没有它们高效地出口资源换取外汇，俄罗斯的处境大约将更加艰难。
反过来，寡头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国家提供的庇护。他们需要政府的力量来确保他们在国内的地位稳固，需要国家的外交努力来开拓和维持新的亚洲等市场准入，更需要国家层面提供的“特殊通道”或默许，以绕过制裁进行交易（比如对影子舰队的保护、对替代支付体系的官方支持等）。
这种相互依存、彼此捆绑的关系在战时环境下被急剧加深，构成了寡头们财富在逆势中得以维持甚至增长的核心政治基础。
有时，这种关系还表现为寡头们利用制裁造成的“真空”，在国家支持下收购那些被迫撤出俄罗斯的西方企业留下的优质资产，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危机扩张”。
因此，所谓“制裁悖论”，其本质是在极端外部压力下，俄罗斯依赖资源出口的经济结构展现出的一种扭曲的顽强生命力，而掌控这些资源的寡头们，凭借其适应能力、市场转向策略，以及与政权空前紧密的利益捆绑，成为了这种生命力最直接的受益者和体现者。
制裁改变了游戏规则和玩家，但至少在短期内，未能撼动其财富积累的核心逻辑。
“战争财”与“和平财”的分野
俄罗斯富豪群体内部在制裁与战争阴影下其实是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分化的，这种分化清晰地体现在财富变化的差异上，其根源在于他们所掌控的产业性质与当前俄罗斯所处的特殊环境（战争+制裁）的契合度不同，可以粗略地理解为“发战争财”的和“吃和平饭”的，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财富增长最为突出的是那些业务直接服务于战争需求或掌握着俄罗斯对外“硬通货”命脉的寡头。
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就是典型代表。
他掌控的诺里尔斯克镍业，生产的镍等特种金属是制造武器装备（如装甲、导弹部件）和高端工业品不可或缺的关键原材料。
战争持续推高了全球范围内对这类战略物资的需求，即使俄罗斯出口受到限制和折扣，其基础价值和不可或缺性确保了波塔宁的财富根基稳固，甚至能逆势增长25亿美元，稳坐首富宝座。
同样受益的还有能源巨头们，如卢克石油的创始人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和诺瓦泰克的共同所有人列昂尼德·米赫尔松。
石油和天然气是俄罗斯经济不折不扣的“生命线”，是换取外汇、支撑国家财政和战争机器的核心。
尽管面临价格折扣、运输成本飙升等问题，但全球市场（尤其亚洲）对能源的刚性需求，以及俄罗斯通过“影子舰队”和替代支付体系艰难维持的出口能力，使得这些能源寡头的财富得以在风暴中相对平稳甚至略有上升。他们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在战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和价值。
然而，并非所有寡头都如此幸运。
弗拉基米尔·利辛的遭遇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为大型钢铁生产商NLMK的多数股东，他遭受了高达35亿美元的巨额财富损失，成为榜单上损失最惨重的人。
NLMK生产的钢铁主要用于汽车制造、建筑、家电等民用领域，这些行业高度依赖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顺畅的国际贸易供应链以及和平的商业环境。
恰恰相反，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包括俄乌战争本身）扰乱了供应链，抑制了投资和消费信心，导致对钢铁的需求显著疲软。
钢铁价格随之下跌，利辛的财富自然大幅缩水。
他的损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说明了在俄罗斯当前被战争和制裁主导的经济模式下，那些严重依赖全球和平与繁荣周期、服务于民用市场的产业及其所有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战争和制裁不仅切断了部分市场，更从根本上削弱了其产业发展的基础环境。
在这个以传统资源型富豪为主的格局中，帕维尔·杜罗夫及其掌控的Telegram展现了一种“另类崛起”的模式，显得尤为独特。
杜罗夫的财富在半年内激增了32亿美元，达到143亿美元，其动力完全脱离了石油、天然气或金属等传统大宗商品。Telegram作为一款加密通讯应用，其价值的飙升首先源于地缘政治价值的爆炸性增长。
在俄乌战争期间，它成为交战双方、民间、甚至全球关注者获取信息和沟通的关键平台（尽管其内容管理和中立性备受争议）。
类似地，在其他国际热点事件（如伊朗抗议）中，Telegram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导致其用户数量、活跃度和全球影响力急剧攀升，奠定了其商业价值的基础。
其次，杜罗夫积极推动Telegram的金融化尝试，尤其是其关联的TON区块链项目。该项目旨在构建一个集加密货币、支付、去中心化应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系统。
这种对区块链和加密货币领域的探索，为Telegram打开了巨大的未来商业想象空间和估值潜力，吸引了大量关注和投资。
杜罗夫个人的“制裁避风港”属性也至关重要。
他长期居住在阿联酋迪拜，Telegram的运营总部也设在迪拜，在组织架构和运营上相对独立于俄罗斯政府的直接控制。这种地理和组织上的距离，使得在西方投资者眼中，与那些深度嵌入俄罗斯国家体系、面临直接制裁风险的资源寡头相比，杜罗夫和Telegram具有一种独特的、相对“安全”的“可投资性”（当然，围绕其合规性和监管风险的担忧依然存在）。
从这一点而言，杜罗夫的崛起其实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一种在俄罗斯经济生态中极为罕见的财富增长路径：它不依赖于国家掌控的自然资源出口，而是建立在全球化数字平台、技术创新（区块链）以及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定位之上，展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发展潜力。
俄罗斯顶级富豪群体里，与战争机器和国家经济命脉（战略金属、能源）深度绑定的寡头，凭借其不可或缺性展现了超预期的韧性，成为“战争财”的受益者。
而那些业务根植于全球和平繁荣周期、服务于民用大宗商品市场（如钢铁）的寡头，则首当其冲承受了经济环境恶化的冲击，成为“和平财”的受损者。
这种内部的分化，远比整体财富数字的增减更能揭示俄罗斯经济在极端压力下的真实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的命运走向。
真实性与可持续性存疑
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的编制有其严谨的方法论，依赖于公开的市场数据和公司披露信息。
但在俄罗斯当前特殊的环境下——深陷战争泥潭、遭受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国内经济高度管控——这些用于计算财富的数字，其真实性和所代表价值的可持续性，其实都面临着不小的疑问。
首要的问题是这些财富很大程度上属于“纸面财富”，根基并不稳固。
俄罗斯绝大多数重要的上市公司，如诺里尔斯克镍业、卢克石油、Severstal等，早已从伦敦、纽约等国际主流交易所退市。
它们的股票现在主要在莫斯科交易所，或者像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这样的“友好”平台交易。
这些市场的流动性远低于过去的国际交易所，意味着买卖股票没那么容易，交易量小。
这种低流动性本身就容易导致股价波动剧烈，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
在战争和制裁背景下，俄罗斯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干预股市，防止崩盘或提振信心。
而对于那些未上市的庞大资产，比如寡头们通过复杂离岸结构持有的私有化资产、矿产权益或其他投资，其估值就更像是一个“黑箱”，缺乏透明度和可靠的参照标准，外界很难准确衡量。
其次，以美元计价的财富数字，还受到俄罗斯汇率严重扭曲的影响。
俄罗斯央行采取了一系列强力措施来“稳定”卢布汇率，包括强制出口企业将大部分外汇收入（曾高达80%）按官方汇率卖给央行，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限制资金外流。
这些措施确实在表面上维持了卢布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
但这只是一个表象，掩盖了内在的巨大失衡。
俄罗斯国内通货膨胀率持续高企，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所能反映的程度。
更明显的证据是俄罗斯国内广泛存在的“平行市场”（黑市），在那里美元兑卢布的实际汇率通常远高于官方汇率（有时差距甚至能达到30%-50%）。
这意味着，当彭博指数使用俄罗斯央行设定的官方汇率，将寡头们以卢布计价的资产（如公司利润、本土资产价值）换算成美元时，得出的美元财富数字很可能被严重高估了。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疑问在于这种财富增长的可持续性。
当前的财富积累模式，是建立在一系列非常脆弱和扭曲的基础之上：一场消耗巨大的持久战、需要不断钻空子才能维持的规避制裁体系、以大幅折扣向少数几个替代市场倾销资源、以及俄罗斯国内高度管制和干预的经济环境。
只是这种模式很明显，又会暴露几类问题：
战争长期化带来的国力持续消耗和人财物损失难以估量；
西方制裁不仅没有放松迹象，反而可能持续加码，尤其是在关键领域（如先进油气开采技术、高端制造业设备）的技术封锁，将严重制约俄罗斯资源企业的长期生产能力和效率；
过度依赖中印等少数买家，将导致俄罗斯在价格谈判中议价权不断削弱，折扣可能被迫扩大；
可能短期内全球能源危机让俄罗斯化石能源受益，但全球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的长期趋势不可逆转，这对俄罗斯以油气为支柱的经济和寡头财富构成终极压力。
这些结构性难题，使得当前俄罗斯寡头财富的增长，更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应激反应”，其根基远不如表面数字显示的那么坚实。
对俄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这种寡头财富（尤其是资源型寡头）在极端环境下展现出的“韧性”甚至增长，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其实可以说是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经济根深蒂固的“资源诅咒”。
俄罗斯经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石油、天然气、金属等原材料的出口，结构单一，缺乏有活力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当前，战争和制裁的压力非但没有促使经济结构转型，反而因为资源出口成为维系国家生存和战争机器的唯一可靠手段，使得这种依赖被空前地固化了。
国家政策、资本投入、寡头的精力都更加聚焦于如何维持和扩大资源开采与出口，以换取宝贵的外汇。
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资源部门越是被视为唯一可靠的“现金牛”，非资源部门（如普通制造业、消费品生产、服务业、创新科技）获得的关注和资源就越少，生存和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
战时状态下的资源倾斜、劳动力短缺、国际技术封锁，更是让这些非资源产业雪上加霜。
其结果就是，俄罗斯经济变得更加畸形，更加脆弱，其未来繁荣的可能性更加依赖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而非自身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这种顶级富豪财富在危机中“逆势增长”的现象（无论其中有多少估值水分），在加剧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与紧张关系。
战争已经给俄罗斯普通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如高企的通胀侵蚀着购买力，部分进口商品的短缺（从药品到电子产品）影响着生活质量，军事动员更是直接冲击了无数家庭。
在其国家层面也在宣传一种“共克时艰”、“为国牺牲”的集体叙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寡头们财富的显著增加（如榜单显示的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增长），即使他们可能也承受了折扣损失或运营困难，但在民众眼中，这种对比是极其刺眼的。
它会强烈地刺激社会不满情绪，引发对公平性的质疑：为什么国家陷入困境时，最富有的群体似乎并未受到同等冲击，甚至有人还能从中获利？
这种情绪如果积累发酵，将严重考验政权的社会稳定性和其宣扬的“团结抗敌”叙事的合法性。
民众的忍耐力并非无限，当“共度时艰”被感知为“寡头得利、民众买单”时，潜在的矛盾和风险就会升高。
诚然，帕维尔·杜罗夫和Telegram的成功提供了一种非资源依赖型的财富增长路径，似乎带来一丝打破“资源诅咒”的希望。
但杜罗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个人长期远离俄罗斯本土（定居迪拜）、Telegram运营相对独立于俄政府直接控制、以及其产品独特的全球地缘政治价值之上。
这对于绝大多数身处俄罗斯国内、业务与本土市场紧密相连的科技创业者或创新型企业来说，是难以复制的。
最大的变数依然在地缘政治层面。
俄乌战争的最终结局、西方制裁的未来走向（是长期固化、逐步升级还是未来可能解除）以及俄罗斯与主要替代市场（如中国）关系的演变，都将从根本上重塑俄罗斯经济的运行规则和寡头财富的命运轨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针”，作者：东叔频道，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