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关停中国最后AI堡垒：10亿项目一夜解散，中美科技“旋转门”正在卡死

东针·2025年07月23日 19:16

亚马逊最近关停了其在上海的最后一家人工智能（AI）研究中心，标志着它在中国本土研发力量的彻底撤离。

这个消息由该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王敏杰在社交媒体上低调发布，他感慨地写道，这代表着中美在尖端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王敏杰在告别信中回顾道：“过去六年，我带领团队经历了外国研究机构在中国的‘黄金时代’。” 他特别提到了团队引以为傲的成绩：他们开发了一个名为 Deep Graph Library (DGL) 的开源软件工具（用于图神经网络），这个工具非常成功，据说为亚马逊自家的电商生意带来了近10亿美元的收入。

研究中心成立于2018年，由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教授张正牵头创立。

尽管团队规模不算大，但科研实力却非常强。

王敏杰强调：“即使我们只是一个小型实验室团队，也在全球最顶尖的机器学习和计算机系统会议上取得了全面成功，发表了超过100篇顶级学术论文。” 这个明星团队的解散，无疑是中美科技合作大环境变化的一个显著信号。

夹缝中生存的企业

全球性的科技巨头雄心勃勃地在中国设立了顶尖的人工智能（AI）研究中心，本应是双赢的局面。

企业获得庞大市场的洞见和顶级人才，中国则受益于前沿技术转移和国际合作。

双向奔赴，殊为盛景！

但最近几年，这个“黄金时代”的景象正在迅速褪色，亚马逊关闭其在上海的最后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就是这场深刻变革的最新注脚。

其背后是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在科技领域日益激烈的角力，将企业死死地夹在了中间。

最直接的困境就像被两条不断收紧的绳索勒住了脖子。

一条来自美国：华盛顿出于国家安全和科技竞争的考量，对卖给中国的高性能AI芯片和先进的云服务技术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出口管制，生怕这些“利器”助长中国的实力。

另一条则来自中国：同样出于安全和主权考虑，要求重要的数据必须储存在中国境内（数据本地化），并且对外国科技产品和服务进行严格的网络安全审查。

这两套规则就像两套完全不同的交通法规，企业在中国运营AI业务，必须同时遵守，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这不是简单的“遵守当地法律”就能解决的合规问题，而是两个大国在“技术主权”——即谁掌握和控制核心技术及其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上激烈冲突的直接体现。

一些企业就会觉得这是成了大国博弈棋盘上的棋子，左右为难。

西方企业面对这种困境，一个看似“安全”的选择就是“去风险”——逐步缩减甚至关闭在中国的研发业务，把人才和设备转移到其他被认为地缘政治风险更低的地区，比如美国本土、澳大利亚或爱尔兰。

表面上看，这规避了政治摩擦和监管风险。

但这真的“安全”吗？这里藏着一个巨大的悖论。首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和数字市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在规则之下，其实要比国外某些国家要更为自由和开放，且拥有海量用户数据和独特的应用场景，撤离意味着主动放弃了这块巨大蛋糕的增长潜力，把市场拱手让给本土竞争者。

其次，也是更关键的一点，此举切断了与中国顶尖AI研究人才的直接联系。像亚马逊上海研究院这样的机构，汇聚了本地培养的精英科学家，他们不仅技术精湛，更深刻理解本地市场和文化。

关闭这些中心，相当于亲手拆除了连接全球创新网络与中国顶级智力资源的桥梁。

这种“避险”策略，实质上是以牺牲巨大的商业机会和长远的创新能力为代价的，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的选择。

你躲开了政治风暴的“明枪”，却可能中了丧失竞争力和创新活力的“暗箭”。

可惜，这种企业撤退已经不是孤例了，似乎成立一种趋势的一部分，它反过来又加剧了全球科技版图的分裂。

面对压力，中美两国不约而同地加速走向更为自主的“技术主义”路线。

中国发挥“举国”的优势，投入巨资推动AI的自主创新，比如建设“东数西算”工程来优化算力布局，组建“国家队”来攻坚大模型等基础技术，力图打造一个不依赖外部的技术生态。

美国的小手段就多了，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投入巨额补贴，意图将高端芯片制造等关键供应链环节重新拉回本土及其盟友圈，高举关税等国家利器迫使企业回流，甚至不回流也要迫使他们离开中国，实属伤敌一千自损千五……

双方都在努力筑起自己的科技堡垒，追求自给自足，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然的趋势。

只是如果任由如美国为首的西方将全球宝贵的创新资源——资金、人才、知识——强行分割在两个甚至多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内，最终结果就是造成巨大的资源内耗、效率下降，成本上升，是全人类的损失。

而亚马逊上海研究院的关闭，只是这场“科技竞赛”浪潮中，一个清晰而沉重的浪花罢了。

双标的美国

美国某些人是有格局的，美国某些人其实又是极为可恶的。

在高喊“公平竞争”和“技术无国界”口号的同时，又在暗中编织着一道道精密的科技枷锁。

一边贪婪地攫取中国市场的庞大红利，一边却又恐惧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崛起，这种扭曲心态催生出一系列自相矛盾、贻害无穷的政策。

他们筑起的高墙看似围堵中国，实则正在将全球科技创新的氧气一点点抽干。

最赤裸裸的矛盾莫过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双管齐下”。

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严苛限制最先进的AI芯片对华出口，试图卡住中国技术升级的咽喉。

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对中国顶尖科研人员的签证审查骤然收紧，学术交流的闸门被重重落下。

有数据显示，2024年，中美学者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联合论文发表量断崖式暴跌！这意味着数百个本可推动人类认知边界的合作研究项目胎死腹中，无数可能改变行业面貌的创新火花被强行掐灭。

美国的行为，就像一个既想霸占果园丰收果实，又不愿让阳光雨露滋养果树生长的园丁般荒谬。

他们忘记了，基础科研的命脉恰恰在于思想的自由碰撞与人才的跨境流动，而华盛顿的短视政策，正亲手将这条命脉勒紧。

这种令人瞠目的双重标准，在数据领域上演得更为露骨。

据我了解，中国的《网络安全法》要求在华运营的外国企业将中国用户数据存储于境内，以保障公民信息安全时，美国政客和媒体立刻群起而攻之，扣上“数字保护主义”、“市场壁垒”的大帽子。

而当风靡全球的中国应用TikTok在美国展现出强大影响力时，美国国会却毫不犹豫地祭出“数据安全”的大旗，蛮横地强迫其出售业务或彻底退出美国市场。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逻辑被他们演绎得太奇妙了，彻底撕碎了美国自我标榜的“自由市场”和“规则至上”的虚伪。

它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所谓的“规则”，不过是美国维护自身技术霸权、打压竞争对手的趁手工具。

当符合其利益时，“自由开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一旦遭遇挑战，保护主义和长臂管辖便成了“正当防卫”。

这种基于恐惧而非理性的科技围堵，其恶果已经开始反噬美国自身。

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和最活跃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是滋养尖端技术落地生根的沃土。美国企业主动或被动地撤离这片土壤，看似规避了地缘风险，实则斩断了自身汲取未来竞争力的根系。

当他们沾沾自喜于“去风险化”的暂时安全时，殊不知创新的活力正从他们紧握的指缝中悄然流失。

在科技竞争的长跑中，自我封闭、拒绝交流的一方，终将被开放合作、海纳百川的力量所超越。

美国筑起的这道“数字铁幕”，最终困住的，或许正是它自己渴望的未来。

一百多年前，闭关锁国的中国，已经尝过苦头了。

人才流动与创新格局

据早前一些报道，IBM关闭了其在中国运营了32年的研发部门，导致约1800人失业；微软也正在逐步关闭其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将数百名专家转移到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地。

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企业的重组——这俨然已是数字脱钩的物理表现，

企业不只是搬办公室了事，他们实际还在转移知识产权、专有技能和未来的创新潜力。

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本土培养的顶尖AI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他们突然被推到了一个艰难的人生十字路口。

隐约上，其实是具被迫意味的“二选一”局面，人才流动的灵活性和双向性被大大降低。

究其根源，在于曾经连接中美乃至全球的“创新网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其罪魁祸首是谁，不言而喻。

像AWS上海研究院、曾经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它们的作用远不止是跨国公司的研发前哨。它们是真正的“超级节点”——汇聚了东西方最聪明的头脑，是思想激烈碰撞的熔炉，是孕育像Deep Graph Library (DGL) 这样全球性开源项目的温床。

在这里，来自不同背景的科学家共同协作，成果惠及全球开发者。

关闭这些机构，就等于拔掉了这些关键的“节点”，物理上隔离了原本紧密相连的“思想市场”。

后果就是东西方两个科技生态系统，很可能从此走上越来越不同的道路。一方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采用另一套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一方积累的庞大数据集，可能无法被另一方有效利用。

这种治理理念的分歧在缺乏直接交流的情况下只会加深，曾经共同推动技术进步的合作精神，被各自为战的“技术孤岛”所取代。

只是，这股从中国退出的科技人才和研发投资的洪流，不会凭空消失，它们会寻找新的洼地。

例如印度、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微软、谷歌等巨头已经在印度大幅增加AI投入。

这些新兴市场看到了成为中美之外“第三极”的可能性，它们拥有庞大且年轻的人口红利、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以及（相对而言）更温和的地缘政治处境，起码对一些西方企业而言是如此的。

但机会窗口不等于必然成功，能否真正抓住这波红利，关键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否迅速打造并维持一个真正开放、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让企业和人才感到安心，愿意长期扎根，某种程度上，这一点无论如何辩驳，其实都比不上中国——至少中国长期处于和平发展的环境！

同时，仅仅吸引人才和投资还不够，如何提升本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水平，建立高效的产学研转化机制，把“输入”的智慧和资金，转化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创新和产业实力，这才是决定它们能否从“承接者”蜕变为“创新者”的核心挑战。

全球科技创新的版图，正在这场由地缘政治驱动的人才大迁徙中，经历一场痛苦而深刻的重塑。

上海实验室的灯光熄灭了，但科技探索的火焰不会熄灭，它只是被重新分配，并在新的地方点燃，照亮一个可能更加分化的未来。

可能在东南亚，可能在美国，也可能仍然是中国！

寻找新的投资方向

从投资角度看，最直观的变化，是像阿里云、百度（文心一言）、腾讯、华为这些中国本土的科技巨头们，短期内迎来了一波意外的“东风”。

随着国际竞争对手的撤离或收缩，它们在国内云计算、人工智能服务等市场的份额几乎必然扩大，客户和收入会随之增长，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

这就是所谓的“替代红利”。

同时这也会催生一批全新的、迫切的商业需求。当国家之间的“数字围墙”越筑越高，企业跨国运营的复杂性和风险陡增。

这就如同货物过海关需要复杂的通关手续一样，数据在全球流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数字边界”管理难题。谁能帮助企业安全、合规地跨越这些边界，谁就能挖到金矿。

专注于网络安全防护的公司需求会激增，因为边界摩擦增多意味着攻击面和风险加大。

提供相对“地缘中立”的云服务的公司变得更有吸引力，它们成了不想“选边站”的企业的避风港。

同时，帮助企业理解和遵守各国复杂数据规则、安全地管理和传输跨境数据的软件工具（SaaS服务），将成为跨国公司的刚需，市场潜力巨大。

这些领域，正从“可选项”变成关乎企业生存的“必选项”。

在两大阵营壁垒森严的“小院高墙”格局下，寻找那些相对不易受地缘政治波及的“缝隙市场”或“避风港”技术，成为精明的投资策略。

一些专注于垂直细分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因为其技术本身或应用场景的敏感性较低，反而可能迎来发展机遇。

例如，将AI深度应用于工业制造软件（提升工厂效率、预测设备故障）、生命科学和生物计算（加速药物研发、理解蛋白质结构）、或者农业科技等领域。

这些技术解决的是行业共性问题，商业价值明确，政治色彩相对淡薄，更容易穿越动荡的周期。

另一方面，为那些不得不同时在“两个世界”（中美各自的技术生态）运营的跨国公司提供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价值会凸显。

它们能帮助企业设计“双轨制”的技术架构——比如在中国用一套符合本地法规的系统和数据，在海外用另一套对接全球标准的系统，并确保两者能安全、有效地协同工作。

这类服务商将成为跨国企业在分裂世界中航行的关键“领航员”。

地缘政治的寒流冻结了旧有的合作模式，但也梳理了新的价值流向，在这个新时代里，最终的赢家很可能不是那些体量最庞大的巨无霸，而是那些能够在地缘政治的复杂裂痕中精准找到自己位置（无论是深耕本土替代、提供跨境解决方案，还是开拓中立新兴领域）、在技术民族主义的喧嚣浪潮下依然保持开放思维和全球视野（珍视开源、维护学术交流）、并且持续地、坚定地投资于核心人才与基础创新（而非仅追求短期应用红利）的企业、机构乃至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