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公式转变？从“拼反转”到“拼共鸣”，制片人谈悬疑电影的新处境
当悬疑类型片成为国产电影的票房利器，成功密码早已超越传统的解谜过程与反转情节。
为了在海量内容中突围，悬疑类型电影已形成悬疑元素融合各类题材的创作方向，我们曾回望2016年至今的所有“悬疑+”电影，发现其中既存在创作者拓宽受众面的策略，也有他们对艺术表达的个人化探索。
与此同时，也有一批青年导演正在着力悬疑题材创作。在今年北影节创投路演的项目中，新人导演把悬疑元素融入个体的日常生活、成长经历、他们所看到的社会事件等。评委为他们指出可以进行大胆试水的点，如放大惊悚元素、把视听表达极致化。另一方面，评委也提醒他们回归表达的初衷，思考“为什么想讲这个故事”。
回归创作端，我们对话了三位活跃在一线的电影制片人：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逸松，曾参与制片《咱们结婚吧》《心迷宫》《功夫瑜伽》《邪不压正》《繁花》等作品；制片人梁颖，曾参与制片《春江水暖》《气球》《永安镇故事集》《河边的错误》等；制片人汉娜，曾参与制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等。
在对话中，他们从自己视角深度剖析了现象级作品背后的创作逻辑，披露了当下悬疑电影正在经历的转型：从过往依赖强设定的警匪博弈、两方对垒，转向了题材更广泛的、以社会情绪为燃料的全民共谋。
创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将镜头对准正在沸腾的现实议题，在法治案件、电信诈骗、校园暴力等社会切面上构建叙事迷宫。
但这种主题与社会议题紧密关联的创作转向，也使得影片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艺术表达与商业效率的矛盾。
当悬疑电影已从“拼反转”进入到“拼共鸣”的阶段，我们试图从创作端追问：在算法驯化观众注意力的当下，悬疑电影如何真正实现对现实的锋利思考？中小成本悬疑片又该如何在类型红海中突围？
本土悬疑电影回归现实性，观众更爱看当下的故事？
制片人张逸松和朋友聊天时，玩笑间他们讨论说，是不是照着《法治进行时》的案子拍悬疑电影，基本就不会“出错”？这样的讨论源于张逸松对当下观众的偏好分析。
“观众更喜欢看当下的故事。”
在张逸松看来，当下能够破圈的悬疑电影，共性的特点是具备足够的话题性。这一点，和导演陈思诚在北影节创投路演中对新人导演说的话不谋而合：“在和朋友聊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分析，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会去聊什么。”
“打破类型边界的永远是能否引发观众的广泛共鸣。”
陈思诚曾监制的《消失的她》原型案件为泰国坠崖孕妇案，案件性质恶劣，在社媒持续发酵，《消失的她》中的角色、剧情也因此被观众广泛讨论；他自己执导的《唐探1900》在春节档拿下票房第二的成绩，虽为悬疑喜剧电影，但其中海外华人的爱国情感打动了观众。
制片人梁颖发现，近年大部分在市场表现上获得成功的悬疑电影案例，越来越注重本土化和社会议题探讨。比如《误杀》系列讨论家庭伦理和系统性暴力；《孤注一掷》讲述电信诈骗；《默杀》讨论校园暴力；《涉过愤怒的海》中通过二次元文化链接年轻观众群体；《乔妍的心事》呈现女性处境议题等。
这种对“观众共鸣”的追求，使得悬疑电影注重本土化、潮流文化、社会议题，且已成气候。“犯罪悬疑类型的竞争已从‘拼反转’升级到‘拼共鸣’。”，制片人汉娜如是说。
尽管创作者们对破圈的悬疑电影有着心照不宣的感受，但不意味着照搬公式就一定生效。
“类型片看似是一种‘照着格式就能拍出来’的电影形式，实际上要拍出一部真正又好又成功的类型片非常难。一个导演的世界观如果不够清晰和成熟，很难驾驭类型片所需的精准节奏和价值导向。因为类型片不仅需要讲一个‘会发生什么’的故事，还得传达‘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在梁颖看来，所谓的讲述社会议题、放大集体情绪，究竟还是“术”，而影片有没有通过既定的类型框架，传递一种有分量的情感、态度或价值观，成为了影片在引发“共鸣”之上，真正具备穿透力的关键。
在工作实践中，梁颖感到大多数悬疑电影依然遵循传统的三幕剧结构。“它契合普通观众观影的心理节奏和情绪共振，这个结构多年来被市场反复验证过，所以自带商业性且风险更低。”
当悬疑电影的结构范式、内容文本等已经形成基本不变的创作规律，她发现，热门的悬疑电影，往往在类型融合上做得比较出众。
“特别是融合惊悚、动作、喜剧元素的，市场表现很突出。”她特别提到了《唐人街探案》《扬名立万》《孤注一掷》等案例。
悬疑电影通过类型融合形成“悬疑+”的形式已在多年间成为创作风向，其中，悬疑+喜剧、悬疑+惊悚在这两年被市场验证拥有较大的探索空间，悬疑+喜剧市场表现较好的有大制作的《唐人街探案》系列、《满江红》，也有中小成本的《扬名立万》；悬疑+惊悚则因去年小成本惊悚电影《鸳鸯楼·惊魂》的上映为创作者们打开了一定的参考视野。“悬疑+”不仅是类型电影的舞台，也成为艺术电影可以尝试结合人性纵深主题和视听表达的道场。
短视频时代的悬疑电影：现实题材偏好之下的创作困境
短视频时代电影存活的问题在这些年已被广泛讨论，张逸松观察发现，短视频的推送机制正在重塑观众对电影的偏好。
“从短视频的算法来说，观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其实是窄化的，但同一个渠道下的信息量变大了，比如一个观众可能反复刷到同一类的社会新闻。那像现实题材其实更容易打动观众，跟观众更有共鸣，观众代入感强。这是肯定是有好处的，在做大原本的悬疑类型的蛋糕。”
尽管短视频使得悬疑电影更易通过现实题材扩大受众面，但张逸松认为，于此同时，观众对一些高概念的作品接受程度可能变低了。
“最典型的就是早年那些港片，它们很多都是高概念的，但越来越难写了，要有共鸣、有感触，同时还要让观众接受概念设定，其实很难。”
在张逸松看来，像曾经《无间道》这类经典警匪角力的故事，或是像2018年郭富城和周润发主演的《无双》，讲述跨国假钞制贩组织的，这类影片都难再像过往那样爆火，本质因为观众现在更关注“现实性”，会去探讨概念设定本身是否合理。
“现在的犯罪悬疑电影，已经不再是警匪对抗，而是一类拥有正义感的普通人和坏人之间的对抗，本质像好莱坞塑造超级英雄，本土化之后就是一帮扮演‘超级英雄’的普通人，在干警察应该干的事。”悬疑电影转向本土社会题材之后，主体内容从警匪对决转向了普通人与反派之间的对决，这种“平民英雄”的叙事模型，也更能加深观众的代入感。
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不用高概念设定，悬疑电影的创新变难，同质化明显；二来，讲述现实题材时，悬疑电影非常讲究时效性，市场平均制作周期变短，更难出差异化的精品。
“这类电影必须在对应的社会议题热度还没退过去的时候上，这时候观众看到，市场表现才会好。所以你会越来越发现，这类电影在卷的是制作效率，而不是艺术表达。”
张逸松提到了《双瞳》，这部2002年陈国富执导的悬疑惊悚电影，在他心中属于“讲究到构图、布光、镜头运动，兼具人文深度”，但后来难有类似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商业悬疑电影。“本质上，创作者也比较难有足够长的时间周期去打磨作品”，他还提到了陈正道的《催眠大师》，“出这种高质量的心理悬疑的作品，需要创作者有足够多的专业知识，也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去钻研，现在很难再有。”
除了题材内容的变化，悬疑电影的叙事节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张逸松拿数据工具分析了近期的一些悬疑电影，他发现，如今悬疑片叙事节奏更快，前10分钟已经需要多个故事点位，前20分钟需要密集释放谜题和反转，甚至很多影片在十几分钟内已经推翻前期设定。“相比十年前，可能前20分钟才交代清楚人物设定。”
“但你需要观众坐得住，看下去，慢慢就都发生了变化。”
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叙事方式的变化，比如人物塑造可能是伴随着谜题、反转、烟雾弹一起发生，对创作者的叙事能力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势必带来人物塑造扁平的问题，能塑造出经典人物的悬疑电影越来越少。
在汉娜看来，一些电影解说短视频、电影短视频切片可能会重塑悬疑电影的讲述方式，但是这会导致，在未来更具“解构性”的电影会更站得住脚。
“比如一个电影100分钟，拆解出100条1分钟的切片，其中有多少内容是经得起推敲的？”
除了时代媒介的冲击带来了创作瓶颈，本身悬疑电影的市场也需要质量更高的作品。
梁颖认为，悬疑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元素，而不再仅仅作为一种类型电影被审视。“与其说是把悬疑片做成了大片，不如说是大片采用了悬疑片的元素。”
“除了《唐人街探案》系列，其实像《无名》《解密》《悬崖之上》都可以带上悬疑的标签。‘大片’可以借助其成本允许的强工业化手段创造视觉奇观，更适合让观众充分享受大银幕魅力，也可以充分利用明星效应吸引观众买票。他们的观众基本盘就是大的，票房的最大功臣未必只是‘悬疑’。”
在梁颖看来，这些电影塑造票房的“功臣”已不在悬疑，资方对项目的市场判断越来越依赖主创团队的加持，如演员、导演等制作班底，这种情况下，中小成本的悬疑电影其实会更加难做。
小成本悬疑电影的突围密码
那么，小成本悬疑电影要如何突围呢？
前些年，小成本悬疑电影也有过一些市场表现较好的案例。
2017年忻钰坤执导的《心迷宫》，制作成本只有170万人民币，电影改编自真实殡葬题材，通过多视角叙事和荒诞寓言结构，揭露乡村权力腐败与人性挣扎，最终拿下超1000万的票房。《心迷宫》扎实的剧本与独特的作者视角，成为了它面对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同样地，作为《河边的错误》的联合制片人，在梁颖看来《河边的错误》虽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但最终呈现的是导演理解的某种现实，更偏重人物和情感逻辑。并且也做到了一定程度的类型融合：罪案推理结合了心理惊悚。观众可以通过视听语言感受到马哲的心理变化：马哲所见，究竟是现实还是幻相？
在追查凶案的表面下，《河边的错误》抛出的议题是“存在”的困境。
从戛纳到平遥影展，再到上映，除了主演朱一龙和原著余华的人气加持，非类型片气质的《河边的错误》通过电影节的曝光、主创团队和观众的对话，最终获得了较好的市场表现。
“我认为这部作品的生命中，最有趣的就是对话，原作者通过小说和年轻的电影导演进行跨时代的对话，导演用剧本和主演、主创进行再次创作的对话，导演和团队通过电影与也许更年轻的观众通过大银幕进行的对话。”
借助电影节曝光，加上与观众建立对话，也许是小成本悬疑电影可以走的有效路径之一。
这种“对话”同样可以落实在宣发阶段，“当时发行团队也在持续与观众对话，他们上午在小红书看到的反馈，下午就用到了宣发的slogan里。”
“这是一个路径，也是一个多重尊重的结果。”梁颖强调，根本上是要和观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而在电影开发、制作的环节，也有一些可以参考的举措。
谈及悬疑惊悚电影，张逸松十分喜欢温子仁的作品，他认为，温子仁2004年的长片首作《电锯惊魂》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案例：减少场景。
“他就把故事放在一个封闭的单个场景里，但是恐怖、惊悚的效果也可以做得很好。然后其中那些血腥、暴力的元素也成为了吸引观众的点。”
尽管中外在电影尺度的审查上有所差异，但是近年的悬疑电影确实正在通过增加一些cult片元素吸引观众，在这几位制片人看来，他们均认为这不是坏事，“关键看怎么用，用来表达什么，而不是单纯为了炫技。”暴力、血腥、或是一些极端画面，有时候可以通过调动观众的感官来引发共情和思考。
去年最终斩获1.3亿票房的小成本中式悬疑惊悚电影《鸳鸯楼·惊魂》，主要场景就是在“鬼楼”内，但因其中中式惊悚元素齐全：含鬼怪、冥婚、纸扎人等，吸引了一部分观众一看究竟。
中小成本悬疑电影尽管不像大制作那样有条件配置“全明星”的演员班底，但在汉娜看来，通过资深演员托底+新锐演员发力也是中小成本电影可以参考的演员配置路径。
结语
正如此前提到，放眼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悬疑类型片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门类且深受观众喜爱，去年观众观影类型偏好中，悬疑占比33%，排名第二，仅次于喜剧的44%。
扎堆的悬疑电影中，越来越多的作品已进入扎根现实、深挖社会议题的全民共谋叙事，悬疑电影进入“拼共鸣”的时期，对创作者提出了敏锐反思现实、理解集体情绪的要求；而当创作者们将镜头对准法治案件、电信诈骗、校园暴力等社会切片，在叙事迷宫中嵌入对人性与时代的深刻洞察，也正在重塑类型片创作逻辑。
现实性成为破圈密码，悬疑电影也面临创作瓶颈：题材内容同质化、叙事节奏加快、人物塑造扁平化等。
在短视频算法重塑观众注意力的当下，创作者需要在商业效率与艺术表达间找到微妙平衡。中小成本悬疑片的突围路径，或许藏在多维度的“对话”之中——与原作、与观众、与时代形成精神共振。
曾经的《心迷宫》用荒诞寓言照见乡村权力，《河边的错误》借存在主义危机叩问生存虚无……这些作品证明，悬疑电影的锋芒已不在于技法博弈，而在于如何用类型框架承载思想重量。
未来，悬疑电影的出路或许在于，既不沉溺于高概念的冰冷智力游戏，也不沦为短视频时代的快餐产物，而是在现实主义的底色上，重新定义“讲述”——
直面复杂人性、直击社会痛点，在类型边界上大胆实验，最终使得影像对话时代。
不可置否，中国悬疑电影仍在工业化进程中进行自我迭代。而谁最终在有限的时间、金钱框架内，完成了承载个人风格的社会洞察，可能会是下一个本土悬疑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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