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罢工：真正的问题是蛋糕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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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最近因为报酬的问题，好莱坞的演员和编剧同时发起了罢工，这是 1960 年以来的第一次。跟过去一样，问题的根源在于新技术带来的范式转变。这次的幕后主角是流媒体服务和人工智能，但更主要是流媒体服务蚕食了大屏幕的时间。如果好莱坞的劳资双方没有意识到更严重的问题是蛋糕越来越小，而不是蛋糕怎么分配，到头来可能会两败俱伤。文章来自编译。

来自纽约时报：

美国演员工会 (Screen Actors Guild) 今天宣布，将于周五中午 12:01 针对规模达数百万美元的电视娱乐制作业发起罢工。工会和雇主消息人士对避免停工几乎不抱任何希望。根据最近几天举行的非正式讨论，双方代表均认为没有理由恢复 7 月 13 日中断的正式合同谈判，这一事实加剧了悲观情绪。

该协会的全国执行秘书约翰·L·戴尔斯(John L. Dales)表示，问题的关键是制片人拒绝“同意向演员支付第二轮电影上映的任何分红”。根据三年前谈判的原始合同条款，从电影的第三轮放映开始一直持续到第六轮，演员都将按照最低工资的百分比获得额外报酬。这份合同将于本周三到期。

哦，抱歉——那是 63 年前的文章了。

1960 年版《纽约时报》关于好莱坞罢工的报道

这是《纽约时报》上周的一篇报道：

出于对薪酬的愤怒以及对科技主导的未来的担忧，好莱坞演员工会本周四批准了 43 年来的首次罢工，导致规模达 1340 亿美元的美国影视业陷入停摆。SAG-AFTRA（屏幕演员协会-美国电视与广播演员联合会） 的工会领袖，在代表 16 万名电视和电影演员与电影公司就新合同进行的谈判破裂后宣布罢工，流媒体服务与人工智能成为这场僵局的核心。周五，演员们将与五月举行罢工的编剧们一起，在纽约、洛杉矶以及其他数十个制作剧本节目和电影的美国城市再度踏过警戒线。

自 1960 年以来，演员和编剧同时罢工的情况就没发生过，那时候，玛丽莲·梦露还在主演电影，罗纳德·里根还是演员工会的主席。这两股力量一同罢工，将让超过 17 万名员工站出来，与迪士尼、环球、索尼和派拉蒙等老牌电影公司以及 Netflix、亚马逊和苹果等科技巨头展开斗争。许多演员的要求也是隶属美国作家协会的编剧的主张。两家工会均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确保日常成员的生活工资，尤其是那些为流媒体服务制作电影或电视节目的成员的工资。

之所以要从 1960 年算起，是因为上一次演员和编剧同时罢工就是在那一年；这场罢工主要推动者是电视的兴起。至于上一次演员罢工的 1980 年？那是因为家庭视频的兴起。这就引出了第一个结论：影视电影公司与影视人才之间矛盾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一直是技术范式的转移，这一次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流媒体的兴起引发的后果比人工智能更严重，但首先讨论后者，在我看来，编剧受到人工智能的威胁相对更大；今天，想象用 LLM（大语言模型）来生成 B 级片剧本或垫片节目（filler television）比想象人工智能会复制演员更可信些（尤其是因为演员把肖像权卖出去的话其实可能非常有利可图）。

关于人工智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担忧与好莱坞人才对新技术的传统担忧是一致的：这两家工会在过去的罢工当中的焦点都是在面临被技术取代时保住工会成员的工作岗位。这就是导致后期分红（residuals）兴起的原因，这也是 1960 年罢工的核心：如果电影公司在电视上放映电影，那就意味着他们在用演员得不到报酬的内容占用了稀缺的时间，也就是说，正在放映的电影的演员正在跟他们自己竞争；因此，工会要求得到支付报酬。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场争执中的人工智能问题可能会更容易解决些的原因：好莱坞已经形成了一个范式，以确保人才在娱乐节目的每一次播出当中都能获得分成，而且，虽然你可以想象 LLM 写剧本，但如果好莱坞高管选择放弃这一争议，同时换取在更重要的问题上获得让步的话，我不会感到惊讶。正如我上面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况正在蔓延，而这场谈判可能会非常困难的原因是，分割眼前正在变小的蛋糕正变得异常困难。

稀缺性与分红

对于这个问题， 韦恩·费德曼（Wayne Federman）在接受 Slate 采访时曾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答案，十年前，他曾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 1960 年那场罢工的文章：

关于这次罢工，在我们谈判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会员对罢工的授权。 1960 年，他们没有这样做。1960 年的罢工实际上是针对一个问题，而这次罢工是针对多个问题。这与分红的计算方式有关（尤其是流媒体娱乐的分红）。这些数字……并未真正公布出来。这可不像尼尔森收视率。有时候你会听到这样的话，哦，《鱿鱼游戏》（Squid Game）是 120 万分钟——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很多人观看了它的一分钟，还是说意味着有人看过它很多次，或者......？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都是流媒体的专有，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希望在这方面透明度要更高一些，[要考虑]如果我们参加热门节目，其报酬是不是跟[非热门]节目的有所不同？然后还有人工智能的问题。

你说电影公司是很不情愿才放弃这些分红的。你认为他们的立场有变化吗？

这就是罗纳德·里根以及当时的其他谈判代表取得的惊人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正在改变好莱坞资金的分配模式。他们提出了一个想法：这是我们应得的，原因有 A、B、C、D 几点。于是现在你拿到了分红。不是每个人都有。剪辑师不能获得分红，但导演可以。我得过几次流媒体服务的分红，但金额各不相同。那些分红比不上有线，也不如网络。当你看到支票时，你会想，好吧，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多。但话又说回来，你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

而且，我认为，当我们第一次开始思考流媒体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这些服务能够蓬勃发展，这样演员会有更多的工作。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些新平台的分红要求并不激进的原因。没人说过，哦，我们付钱让你参加这个 Netflix 节目，我们永远不需要向你支付分红。问题在于，现在的环境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但分红的想法……不会消失，除非[公司]决定尝试绕开工会，只使用非工会演员，不支付分红。

Netflix 打入好莱坞的方法之一是放弃分红，只预先向人才支付费用：这样一来如果节目大受欢迎，Netflix 就免去要分一大笔利润的可能，但这也保证了人才总能得到报酬，哪怕节目不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Netflix 和其他流媒体公司已经开始支付分红，但正如费德曼指出的那样，这些分红的准确计算方式缺乏透明度是一个很大的症结所在。

不过总的看来，最后那段话才是最有趣的：把费德曼的话信以为真是有风险的，感觉工会把流媒体服务当成只赚不赔了，并且与前一项一致。分红其实源于这样的想法：在重新放映电影或节目时，演员不应该跟自己竞争；不过，需要注意的关键是，在分发属于稀缺资源的世界里，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回到 20 世纪 60 年代，那时候只有三个网络：这意味着每周电视只能播放 504 小时的内容；播放两小时的电影会导致演员的可用时间减少到 502 小时。

然而，到流媒体这里时间纯粹是有增无减。互联网让分发实际上变成免费了，这意味着演员有无限的时间可以货币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确实让演员最初关于分红的观点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说 Netflix 有什么是对的话，那就是它暂时把模式变成了简单的预付费。事实上，费德曼在描述 1960 年电影公司负责人的心态时无意中提到了这一点：

假设有人找你演电影。基本上可以说雇你的人是在冒险。他们给你支付工资，作为回报，他们拥有该产品。所以，美国演员工会的意思是，你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播放这部电影，你可以拿到意大利播放，你可以给它配音——但是当你在电视上播放这部电影时，那就是一个新的收入来源。此外，还有人认为这会抢走其他演员的工作。因为如果你播放了这部电影，那么演员就失去了这个时间段了。

至于另一头，20 世纪福克斯公司的负责人[斯皮罗斯·斯库拉斯（Spyros Skouras）]，他的观点很简单：为什么同一份工作我要付两次钱给你？我已经给你这份工作付过报酬了。现在这部电影归我了。这基本上就是所有这些电影公司的立场。罢工开始时，他们的反应是，我们甚至都不会谈分红的失去。这是不可能的。里根说，我们“正在努力通过谈判获得谈判权”。双方之间的分歧就是这么大。付给演员报酬后还得跟演员分享收入，这种看法对电影公司来说实在是太新鲜了。最终，环球影业——不管你信不信，环球影业的掌门人卢·沃瑟曼（Lew Wasserman）曾是罗纳德·里根的经纪人——成为了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我认为卢·沃瑟曼肯定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 1960 年逃得掉，也许到 1965 年也逃不掉。然后一个又一个[屈服]了，直到（我想是）20 世纪福克斯公司成了最后一个：好吧，给你吧，尽管我已经给过你了，我还会再给你一次，虽然很不情愿。

沃瑟曼是对的：电影公司必须与演员分享稀缺资源，也就是电视播放时间。不过，分发方面的稀缺性现在已经消失了。互联网上唯一稀缺的资源是消费者的时间和注意力，而掌控这些资源要困难得多，风险也大得多。看看好莱坞大部分地区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就知道了：电影公司不仅要与 Netflix、亚马逊以及苹果公司竞争，还要与 YouTube 级社交媒体等公司竞争。事实上，你很容易就能证明，鉴于到当今内容制作商所承担的风险之大，工作室应该采取更清晰的劳工行动，将演员拒之门外，好彻底取消分红。

显然，这个角度是行不通的，但这确实指出了为什么这些谈判可能回如此令人担忧的原因：演员与编剧正在谋求获得更大的收入份额，但也许他们不再应该拿到这笔钱。

流媒体的成本

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据我估计，影业公司可能还没认真考虑过流媒体的真正成本。在旧模式下，影业公司从事的是电影或电视节目制作，然后将其出售给发行商的业务。理想情况下，他们会多次销售同一内容，从而更好地覆盖掉最初制作内容的成本。事实上，这是 1960 年罢工的症结所在。摘自《纽约时报》 1960 年的那篇文章：

在新合同中演员工会要求第二次上映要支付最低工资的 100%。影业公司坚持要求用原先工资顶前两轮的放映。影业公司认为，靠专门为电视制作的电影的首映拿到的钱来覆盖最初的制作投资几乎是不可能的。据报道，很多银行贷款都是基于第二轮上映的收益计算的。

内容的前期制作成本很高，但再放映示的边际成本其实为零；这意味着可以某项内容可以放映的次数越多，可以预先花掉的费用就越多。不过，如上所述，可以放映的次数取决于分发的多寡；如果分发稀缺，那么放映旧的内容就会产生机会成本，因为你就没法放映新内容了（这又是为什么演员想要从多次播出的收益中分红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要想充分利用，最好靠卖给尽可能多的分销商来实现。典型的例子是传统的电影播放窗口：你先是把电影卖给首映影院，然后再卖给廉价影院，之后又卖给酒店和航空公司，然后卖给按次付费服务商，接着卖给制作录像带/DVD 的，然后卖给有线电视，最后卖给无线电视。也就是说，一个内容有七个次不同的销售机会。可是，直接转向流媒体会将七个销售窗口压缩成一个，从特定内容赚钱的能力被降低了。

不过，为了建立自己的流媒体服务，影业公司正在自己吞下这笔成本，但这个也会产生自己的成本：运营流媒体服务需要进入到直接面向消费者（DTC）业务，这种业务的成本非常高昂：你不仅要建立和维护服务的技术基础设施，从而产生客户支持成本，而且还得操心客户流失等问题，如果你卖的是内容，这些根本不是考虑因素。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昂贵！

不过，真正痛苦的是机会成本：当电影公司错过了多窗口的收入，又要为（建立自己的）流媒体服务支付费用，同时努力获取客户并阻止他们流失时，也就放弃了来自 Netflix 等成熟服务的收入，后者不仅乐意为他们的内容付费，而且考虑到其用户基数要要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用户来分摊这笔成本，实际上他们可以证明更高的价格是合理的。

应该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成本都时整体而言，这是这些谈判要面临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所在：演员们关心的是每次放映能拿到多少钱，但影业公司在鲁莽地追逐面向客户的流媒体服务的过程中，在公司层面却是亏钱的。关于这种不匹配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如何给予演员编剧合理补偿上；注意看 Puck 的这一条：

工会与电影与电视制作人协会（AMPTP）基本上就美国导演工会（DGA）在最近的协议中拿到的分红增幅达成了一致，但工会还希望成功节目拿出2%的收入给演员分成，成功的程度由 Parrot Analytics 来计算。该分析公司会综合考虑收视率、社交媒体参与度以及其他因素来确定“需求”旺盛程度。当然，之所以要提出用这个指标代替，是因为这些公司拒绝分享他们内部的衡量结果。但影业公司拒绝讨论这个问题，管理方消息人士质疑，不是由制作方而是由平台（也就是订阅者付费的平台；订阅者没有付钱给制作商）挣到的钱怎么能让节目制作方来分享收入。

我知道演员编剧是什么意思，但我很确定这些人不想为客户服务、客户获取或减少客户流失支付成本！话又说回来，电影公司也不该为此支付成本：在我看来，电影公司为什么决定要承担这些成本没有任何意义，但这不是演员编剧们的问题。

越来越小的蛋糕

不过，我在引言中指出的蛋糕越来越小的问题仍然存在：没有了发行成本使得流媒体的兴起并不局限在好莱坞，注意力也不再是唯一的稀缺资源。地球上的每个人一周都只有 168 小时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大概要睡觉和工作。剩下的几个小时现在可以通过 YouTube、游戏、播客或阅读本文来打发；除了消费好莱坞的内容之外，花在其他事情上的每一分钟你都再也找不回来。

就算没有劳资纠纷，这种情况已经足以要引起重视了：由于 COVID 疫情的关系，很多人放弃了去电影院的习惯，而且似乎大约有 25% 的观众已经找到了更好的事情来打发时间；电视也面临着同样的现实。正如报纸一度以为互联网是个福音，因为有望扩大其潜在市场，却发现自己争夺读者注意力也面临着激烈竞争一样，好莱坞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制作更多节目的能力不是只有电影公司才有，其他任何人都有。如果这场罢工持续下去，这个现实就会凸显出来：如果大家没有新的电影或节目可以看的话，他们会找到比 1960 年那时候多得多的选项来打发时间；好莱坞面临的风险是，其中一些替代方案会成为大家媒体食粮的永久特征，这与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情况似乎是一致的。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视频行业最终似乎要面对的是之前发生在印刷与音乐行业身上的事情：互联网带来了无限容量和免费分发等礼物，但对于建立在稀缺基础之上的行业来说，这些礼物是一个有毒的圣杯。当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文字时，大多数靠文字为生的企业都从原先的利润丰厚走向了最终的衰落；当任何人都可以分发音乐时，音乐行业只能靠像 Spotify 这样的科技公司拯救自己：帮助他们兜售便利性来代替塑料光盘。

对于视频行业来说，生存的第一步必须是退回到他们擅长的领域——制作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内容——并脱离他们不擅长的领域，也就是用庞大的直接成本经营无差异化的流媒体服务，甚至放弃更大的机会。与此同时，演员编剧们必须认识到，他们与电影公司并没有因为这种新范式而分裂，而是共同受到了威胁：互联网对于背负高昂成本的内容制作商来说是个坏消息，如果重点在于增加内容的话，要想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性会难得多。

译者：bo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