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更聪明的人并没有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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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智力是一种非常综合的心理能力，智力好的人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能更好地制定计划，懂得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些优势都足以让聪明人过上更快乐的生活，对吧？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并非如此。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智力的定义和分类上。传统上的智力测试的是定义明确的问题解决能力，但生活当中有很多问题都是定义不明确的，而那些聪明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力，甚至还比不上你的奶奶。文章来自编译。
关于智力，这是一个很多心理学家都可以理解的定义:
智力是一种非常综合的心理能力，包括推理、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维、理解复杂思想、快速学习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它不仅仅是书本知识、狭隘的学术技能或应试才能。相反，它反映了我们理解周围环境的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能力——理解、领悟事物，以及弄清楚该做什么……如此定义的智力是可以衡量的，而且智力测试可以测得很好。
智力听起来很不错。“理解”，“领悟”，谁不想呢？以及，“弄清楚该做什么”几乎就是人生的全部啊！
自然，具备更多这种精神力量的人必然会过上更快乐的生活。当他们遇到问题时，应该能够利用出色的解决问题能力来解决。更聪明的人应该擅长制定计划，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应该懂得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然后少犯类似错误。凡此种种，聪明人最后应该走上“快乐人生”才对！
所以更聪明的人更快乐，对吧？
不对，一项荟萃分析说不是这样的。另一项则说也许吧，但只更快乐一点点。来自英国的一项具备全国代表性的大型研究发现，在智力测试中得分最低的人，比其他人只不快乐一点点，仅此而已。
这项《一般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其中包含有（a） 一项似乎与用时较长的智力测试有很好相关性的短词汇测试，以及（b） 一个简单的快乐的衡量标准：“总体而言，你觉得最近怎样——你会说非常高兴、相当高兴还是不太高兴？”从时间跨度为 50 年的 30346 人的回复来看，词汇测试得分较高的人反而比较不快乐（r = -.06，p < .001）。
怎么回事？
也许测试本身不靠谱。对智力的心理学研究存在种族主义，对穷人有偏见，这些已经有悠久的历史，所以持怀疑态度是对的。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一直想设计出不带偏见的测试，但很难做到。另外，如果测试表现跟金钱挂钩时，智商测试的成绩一般会更高，所以看似是智力测试，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对你尝试意愿的测试。
但就算这些测试考察的是“在不公平社会中取得成功的能力”或者“努力尝试的意愿”，那也只会让谜团越来越大。就算再不公平，得分高的那些人应该过上更快乐的生活才对啊？
而且这些测试需要的可不仅仅是特权和努力。对心理学的智力测试有很多质疑，但哪怕是最大的质疑者也同意，智商可以预测一个人在学校的表现，会得到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可以解释所有的质疑。那么为什么它不能预测能否过上你喜欢的生活呢？
都怪斯皮尔曼
我认为这个大谜团应该归咎于一个人，他的名字是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
早在 1904 年的时候，斯皮尔曼就注意到了一件怪事：学校的学生如果某一门课表现出色，其他课往往也表现同样出色。虽说不是呈完美的相关关系，但一般这种相关程度都相当高，哪怕像法语和数学这样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课也一样。
于是斯皮尔曼认为，人类一定具备某种一般心理能力来解决各种问题。他后来写道：
同一个人，不管学什么，形式如何（也就是认知的各个意识层面），都能取得成功，这种情况没法用意识的现象解释，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
幸好他还给我们画了一张图：
智力！
我认为，在这之后的 119 年的时间里，智力研究的一切都搞错了。意思不是说斯皮尔曼的结果不对，事实上，结果已经得到了反复验证。到目前为止，几乎每一篇关于智力的论文开头都像 2006 年的这篇评论一样：
关于智力研究，有一个实证现象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实：那就是对认知任务的测试分数呈现出正相关，尽管程度各不相同。这意味着在一项认知测试拿到好分数的，在其他的认知测试也可能会拿到好分数。正相关是一种很突出的现象。
斯皮尔曼的数据没错，但他的解释错了。他并没有如他所说那样，观察到 “同一个人，不管学什么怎么学都能取得成功”，其他任何人也没有这样的观察。似乎我们认为这些测试之间有所不同的理论是错的。
我们以为数学测试、单词测试、法语测试、音乐测试是不一样的测试，因为有些是跟单词有关，有些跟数字有关，一些跟声音有关。但心理学和所有科学一样，都是要在相似中找不同，在不同中找相似。如果心理学家被迫参战，那我们战旗的纹章可能可以考虑用著名的缪勒—莱尔错觉，两条看似长度不同但其实相同的直线：
这让经济学家们感到恐惧！
就像那两条线一样，我认为各种智力测试的差别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大。事实上，它们有若干重要的共同点：
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
对于问题是不是问题，或者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大家没有分歧。
有明确的界限；相关信息与可能的行动数量有限。
问题是可重复的。尽管细节可能会变，但解决问题的过程不会变。
我认为此类问题可以有个好名字，那就是定义明确的问题。定义明确的问题可能非常难，但并不神秘。你可以写下解决问题的说明。你可以用来做测试。事实上，标准化测试的题目必须是定义明确的问题，因为它们需要答案无可争议。把单词与同义词匹配，找到梯形区域，将图片按正确的顺序排列，所有智商测试的常见任务都是定义明确的问题。
斯皮尔曼是对的，大家解决定义明确的问题能力各不相同。但问题不只有定义明确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错的。 “为什么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共度一生的人？” “我应该当牙医还是舞蹈家？”，还有“怎样才能让孩子不哭？”这些都是重要但定义不明确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相处？”不是选择题。 “父母老了我该怎么办？”也不是。擅长旋转形状，或者能记住州议会大厦并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这个责任不能让斯皮尔曼一个人背，我们大家都要承担一点，因为大家说起聪明的时候仿佛就是一回事一样。谷歌搜索“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大部分的结果都是物理学家、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以及国际象棋大师。他们解决的确实都是难题，但都是定义明确的问题，对这些进行排名会很容易。全世界最好的国际象棋棋手就是击败其他所有人的棋手。最好的数学家是能解决其他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人。所以似乎最好的国际象棋棋手和数学家不仅是他们领域当中最聪明的，而且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
活着的问题没有明确定义
不幸的是，我们缺乏词汇来形容“定义不明确问题的解决技能”。洞察力、创造力、能动性、自知之明，这些都算，但不是全部。智慧是最接近的一个，但略显浮夸、宏大，而定义不明确的问题不仅仅是类似“如何过上人生”这样的大问题，很多日常问题也属于这类问题，比方说“怎么举办一个好派对”以及“怎么弄清楚今天要做什么”。
怎么找到擅长解决定义不明确的问题的人？办法之一是看谁对生活的自我感觉良好。 “如何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就是定义不明确问题的缩影。它的规则并不稳定：让你高兴的可能会让我痛苦。界限也不明确：实际上，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会让我变得更快乐或更不快乐。这个问题也不可重复：21 岁的时候让我快乐的事情未必能让 31 岁的我快乐。没人能完全确定我是不是快乐，有时候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确定。事实上，无论我如何辩解，有人可能会说其实我并不快乐——如果我认为在这一切之前我是快乐的话，我一定是对“快乐是什么”有什么误解！
为什么在智力测试得分很高，并赢得很多国际象棋比赛的人，并不比那些测试搞砸，输掉国际象棋比赛的人更快乐？原因就在这儿：定义明确的问题和定义不明确的问题需要完全不同的解题技巧。生活不是国际象棋！没人能就规则达成一致，棋子可以随心所欲，棋盘可以覆盖整个地球，以及你的大脑内部，可能还有几个形而上学的平面。
既然你这么聪明，为什么还这么笨？
这里有另一种审视方式。
假设你想测试人的数学能力。你设计了一个测试，拿给一群人去测，然后进行各种心理测验。你对这个数学测试感觉良好。然后你会发现，有些测试取得优异成绩的人会说出“二加二等于 19”和“88 是最大的数字”这样的话。你会对自己设计的数学测试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就算这玩意儿能衡量什么，它衡量的显然不是数学能力。
这正是我们在那些宣称可测量“推理”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测试所处的情况。 克里斯多福·蓝根（Christopher Langan）智商测试的得分惊人，但他认为 9/11 是内部作案，是专门用来转移公众对他的理论的注意力，他声称银行之所以不给他贷款，是因为他是白人。据说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智商高达 176，但因为坐军机去看牙医，他被迫辞去乔治·布什政府幕僚长一职。 鲍比·费舍尔（Bobby Fischer） 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际象棋棋手之一，但他竟然宣称希特勒是个好人，大屠杀莫须有。还有越来越多的精英大学的教授，因为对同事和学生性骚扰，编造数据，与娈童癖鬼混等行为而受到纪律处分或开除。这些人本该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具备非凡的解决问题能力。可是，他们依然无法解决那些很基本、但定义不明确的问题，比方说“对现实要维持基本的把握”，“做个好人”，以及“不要犯任何会改变人生的错误”。
凝视我们的工作和绝望
这是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
过去这一代，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量定义明确的问题。我们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我们登上了月球。我们造出了更好的汽车、冰箱和电视。我们甚至连智商都提高了 15 个点！不可思议的成功，感觉如何？
呃：
相对于其他，我们在快乐程度方面几乎没有进展，甚至还倒退了
所有这一切的进步并没有让我们更快乐。我认为有个重要教训需要吸取：如果解决一堆定义明确的问题并没有让我们的前辈更快乐的话，那可能也不会让我们更快乐。你和永恒幸福之间的障碍，可能既不是电视有多大，也不是你做瑞文测试（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的能力。
（当然了，我仍然认为我们做的这一切是好事。小儿麻痹症很糟，能上月球很棒。）
要是能多了解一点怎么让鲜绿色的那条线往上升就好了，但我们还没有定义好“过上快乐生活”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人会饿、会孤独或痛苦，如果能获得食物、交到朋友以及心情愉悦的话，你可能会更快乐。但这些解决之后，那些带给你的回报会迅速减少。就算你看完所有的积极心理学，上了在线版的《幸福科学》（“耶鲁大学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课程！”），读完我关于破解那台享乐跑步机的帖子，去冥想、锻炼、写感恩日记——这些都做完之后，也许你会更快乐一点。如果你觉得还有其他东西能让你脸上永远挂着灿烂笑容的话，你的想法大概是错的。
因此，如果你真心想让自己的快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话，最好去看点老古董。在遥远的过去，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似乎对如何过上美好生活这件事很痴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佛陀、孔子、耶 稣、马可奥勒留、圣奥古斯丁，甚至还有梭罗与维韦卡南达（Vivekananda）。但到了某个时候，这类东西显然已经过时了。
嘿，那也许是因为，在“我们要怎么活下去”这个定义不明确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取得更多进展。但大多数定义明确的问题也曾经定义得很糟糕。比方说，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如何登陆月球”曾经是一个定义不清的问题。只有当你知道月球是一块可以登陆的大石头而不是天上的神仙时，这个问题才有意义。我们慢慢地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些定义，然后终于有朝一日我们派了真正的家伙登上月球，他四处走动，带着“看吧，我就在月球上”那种感觉。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也能想出怎么过上好日子。所以朝着这个问题继续努力似乎是值得的。
且慢，不是说智能分很多种吗？
我不是第一个说 “一般”智力不只是一样东西的人。斯皮尔曼一开始说智力基本上就是一个东西，但其他人说智力其实分很多种。目前这个理论最流行的版本声称有八种智能，包括“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等。我比较认同这个视角，因为它努力解释了人类可以做的各种奇怪和奇妙的事情。但这种分类有两个大问题。
问题#1：人们很少试过找这种说法的任何证据。就算他们试着去找，也会发现在某种智能得分高的人，在其他智能的得分往往也很高，跟斯皮尔曼一百年前预测的一样。
问题#2：当你把人类的每一项活动都贴上特殊智能的标签时，也就放弃了理解这个世界的问题结构或者如何去解决问题的希望。问题你想怎么分类都行，那不是老天安排的。之所以要这么分类而不是那么分类，唯一原因是这么分类有用，那么分类没用。
比方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元素周期表，按字母顺序、颜色或者味道对元素进行组织。但我们最后却是按原子序数来组织，不是因为这元素的“真实”次序，而是因为这种排列有用。这可以帮助我们灵光闪现，“嘿，既然有个 62 号元素和 64 号元素——是不是也应该有个 63 号元素？我们得找找。”
因此，关于智力的分类，我们应该选择最物有所值的方式。 “智力是很多东西”无法解释为什么人在所谓的不同测试的表现相似，“智力基本上就是一个东西”无法回答“为什么更聪明的人没有更快乐？”这样的基本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将智力分解为两种技能：一是解决定义明确的问题的技能，二是解决定义不明确的问题的技能，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时应对这两个挑战了。
我们能做的还不止这些。
好了，人工智能的部分来了
大家把人工智能当作一个解决问题能力的大集合。如果你把这个集合的范畴定义的更大，它就可以解决更困难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这个定义广泛的人工智能可以驾驶汽车，能击败人类最伟大的国际象棋棋手，还可以预测蛋白质会如何折叠。
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可能会让我们感觉正朝着 “通用”人工智能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人类能做什么，人工智能就能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把问题分解为定义明确的问题与定义不明确的问题，你就会注意到， 人工智能取得的一切进展都是针对已定义明确的问题。人工智能就干了这些事。要想让人工智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提供数据，让它学习，而选择这些数据需要对问题进行定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迄今为止所解决的问题就是愚蠢的或微不足道。那些问题其实很重要，也很有趣！都属于定义明确的问题。预期这种模式还会继续：就任何定义明确的问题而言，人工智能最终都会战胜人类。但是对于那些定义不明确的问题，人工智能没有获胜的希望。要想解决那些问题，我们需要人的东奔西跑，做一些奇怪的，人类做的事情。
“GPT-3 如何呢——它可是会写电影剧本的！或者DALLE-2 又如何呢——它可是会画画的！”这些人工智能耍了一个聪明的花招：就是弄得好像自己是在解决定义不明确的问题一样，但实际上，它们解决的仍然是定义明确的问题。 GPT-3 实际上并不会写电影剧本；它只是会预测接下来应该出现什么单词。 DALLE-2 其实并不会画画。它只是将文字与图像进行匹配而已。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所以才需要这么一大块的人工智能。但这些人工智能遵循明确、不变的规则，有明确的界限，而且你知道问题什么时候得到了解决。所以这些是定义明确的问题。 （为什么说人工智能艺术不是艺术的道理就在这儿）
如果你在古希腊的时候启动一个超级智能的人工智能，给它灌输所有的人类知识，然后问它该如何登陆月球，它会回答“你没法登陆月球。月亮是在天上飘的神。”你怎么才能让它意识到月亮其实是一块大石头？这是一个定义很不明确的问题，别指望人工智能很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听奶奶的话
把智力分成定义明确的问题解决以及定义不明确的问题解决还有最后一个优点：可以提醒我们在该给予尊重的地方要给予一些尊重。
对于那些善于解决定义明确的问题的人，我们对奉承他们是没有意见的。我们叫他们“教授”和“医生”。我们付给他们很多钱，让他们教我们东西。他们可以加入门萨俱乐部和普罗米修斯协会这样的顶级俱乐部。 （顺便说一句，门萨对 IQ 的解释页面并没有提到他们的黑历史，他们曾经做过用智力测试去伤害人的事情。）
善于解决定义不明确的问题的人却得不到同样的荣誉。他们得不到任何特殊的头衔或可以加入什么俱乐部。没有任何测试可以给他们去做，然后让他们获得一个耀眼的分数，让每个人都尊重他们。
这是个耻辱。我奶奶不会用电视遥控器上的“输入”按钮，但她知道怎么抚养好一家人，如何负重前行，怎么做出完美的南瓜派。有时候我们会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把这种智慧叫做“民俗”或“朴实”，好像能回答多项选择题是真正的智能，而懂得过美好、充实的生活只是乡下老太太才去做的小把戏。
从定义排除这种智力不仅伤害了我们的奶奶——也伤害了我们自己。如果你不重视解决定义不明确的问题的能力，你就永远也没法从中收获更多。你不会去找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向他们学习，也不会在对方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的时候听她们的。当你其实需要的是智慧时，却终其一生想用聪明去解决问题。你想知道为什么聪明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管用。你的一切优化，你为达到目的的竭尽全力，你为了消灭自己人生一切明确定义的问题而不断发起攻势——这一切似乎并没有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当你努力想用自己那些解决定义明确的问题的技能去解决定义不明确的问题却被卡住时，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幸运，还有一个奶奶在地球上的话，老天，去找她吧。闭上你的嘴巴，听她絮叨一下。一旦你学到了点什么，也许就可以问她需不需要帮忙弄一下遥控器。
译者：bo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