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移民浪潮的政治经济学

2026年上半年，发达国家在移民问题上同时创下两项纪录：对外来劳动力的结构性依赖和劳动力缺口，双双达到战后峰值。矛盾的是，对移民的政治性排斥，也达到了2015年以来的峰值。

“反移民浪潮”从头到尾都不是一笔经济账，也不是一笔治安账。它更像是一种政治家发明出来的情绪替代品，用来顶替一个谁都不想认真回答的真问题：一个老龄化、缺劳动力的社会，到底打算怎样长期使用外来人口？

今天这篇文章试图回答，当前这波“反移民浪潮”中，这些国家具体是怎么做的，为什么“缺人”和“赶人”同时成立？与此同时，移民涌入量变少，为何国民的反移民情绪依然高涨？所谓的强硬政策，如何最终变成了一种政治表演？

01

缺人的国家，反而在赶人

据全球发展中心（CGD）测算：若维持当前移民水平，到2050年，欧盟加英国将短缺约4400万劳动力。即使自动化、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三项加总，也补不上这个缺口。

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的口径则更为严酷：基线情景下，欧盟劳动力到2070年将萎缩4280万；若切断技能移民，萎缩会扩大到5590万。欧盟总人口从2026年起进入下降通道，此后每年将长期净流失百万级的劳动年龄人口。

事实上，欧洲劳动力市场对于移民人口的依赖早已成型。2019至2024年，在欧盟新增的约340万个就业岗位中，超过一半由非欧盟劳工填补，而这批人只占欧洲劳动力的6.6%，远未冲击就业市场——但把他们抽走，欧洲过去五年的就业增长将少掉一半。

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乎所有主要目的国却都在收紧移民。但细看各国的新条款会发现一个共同点：被收紧的几乎全部是“可转化为国民身份”的路径，而不是劳动力的“进口数量”。英国把难民身份改成每次30个月的临时许可，把定居权从5年延长4倍到20年。

而在东亚，日本给永住申请加倍年限，加设日语关、抬高归化门槛，同时继续扩大特定技能劳工的进口；韩国砍的是“低端劳动力”，不可能获得永住的E-9签证配额直接腰斩。

这其中，韩国是最为极端的样本：总和生育率0.72，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过两成，是一个以和平年代少有的速度老去的社会。韩国雇佣信息院（KEIS）测算，到2032年至少还需再增90万劳动力才能维持1.9%至2.1%的经济增速，而同期经济活动人口只能自然增长约31.6万。

可政府偏偏把“非专业就业签证”（E-9）的配额，从2024年的16.5万砍到2026年的8万，两年降51%。缺人缺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还要往外赶劳动力？

《2030移民政策未来战略》或许给出了答案，理工科教授与研究人员的Top-Tier签证在扩容，新设的K-CORE通道专门吸纳国内技术院校毕业生，人口收缩地区还配了专用签证；E-9劳工本身也可以连续居留满十年。劳动力照样在进口，被砍掉的只是"变成韩国人"的可能——低端劳工永远是劳工，国民资格免谈。政治收益现在就要兑现，更深远的人口问题留给下一届去解决。

移民正在从一种权利，变成一套被精细调节的功能性角色。国家不再在"开放"与"关闭"之间二选一，而是把移民拆成劳动力、税源、消费者与国民资格申请人这四种角色，并逐项定价：国民资格那一档的门槛大幅抬高，前三者的数量则随经济周期动态调整，需要哪种劳动力、想在哪里扩大税基与社保收入，就相应放开哪一档。

如此来看，一边依赖、一边排斥的剪刀差就不再矛盾了。某种意义上，政治上的排斥越成功，前三种功能性角色就必须进口得越多；进口越多，结构依赖越深，社会矛盾也就越持久。

电影《燃烧》

02

移民少了，选民的“气”却没消

对这轮“反移民浪潮“，最体面的解释一直是“管理失败论”：公众反的不是移民，是过去对移民的无限度接纳；只要把移民数量控制下来，反移民的情绪自然会退潮。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英国，移民的“净迁移数”从截止2024年6月的约65万，降到截止2025年6月的约20万，回到疫情前水平，降幅约三分之二。可2026年1月一份《卫报》委托的民调显示，67%的选民仍以为移民数量在继续上升，而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Reform UK的支持者里，更有五分之四的人相信移民显著增加了。

与此同时，认为移民“太高”的比例——Ipsos 2026年2月口径46%，认为庇护人数过多的是67%——在流量腰斩的整整一年里几乎没有波动；对政府处理移民有信心的选民只剩18%，74%的人几乎毫无信心，连2024年投工党的选民都在急剧流失，加速了最近地方选举中工党的大败。感知和现实彻底脱钩：民众的不满已经不再跟着移民数字走了。

英国同样是在移民问题上出手最重的国家。工党2025年11月发布《恢复秩序与控制（Restoring Order and Control）》政策声明：难民身份从满5年近乎自动转永居，改为每30个月复核一次的临时许可，续期以"仍需保护"为条件；定居年限从5年拉长到20年，还加了一道靠就业或学习才能缩短的"定居限制条件"，附带收入门槛和语言要求。这些条款推进得很快：2026年3月2日，30个月复核开始适用于新申请者；3月5日部分内容写入移民规则；6月30日《移民与庇护法案》提交下议院。保守党执政十四年都没做完的事，工党一年多就做完了大半。

可这没有换来任何改革红利。Ipsos 2026年的调查显示，移民议题上最受信任的政党领袖是法拉奇（28%），斯塔默只有15%，巴德诺赫6%；Reform UK的民调支持率已经升破30%，工党和保守党两党相加才约35%。无论工党做什么，选民都把移民收紧的功劳记在了Reform UK头上。

电影《我是布莱克》

而在美国，反移民的民意在褪去，执法却在强化，这两条曲线的背离本身就说明：这项政策要的东西，早就不是它当初声称要回应的那个“民意”了。盖洛普记录，"要求减少移民"的比例从2024年的55%，腰斩到2025年6月的30%。同一段时间里，ICE在押人数冲到2026年1月的约7.3万，同比激增84%，其中近四分之三从无刑事定罪；美国还发生两起ICE枪杀公民事件；遣返的重心从边境转向内地的家庭与工作场所；政府在2025年12月宣布无限期暂停受理所有庇护申请。

日本是第三种情形，也是最刺眼的一种：移民数量最小，反移民情绪却最热。在留外国人只占日本人口约3.2%，是主要目的国里比例最低的之一。可NHK 2025年6月的调查里，认为"日本社会过度优待外国人"的受访者高达64%；NIRA的定点民调显示，认为外国人增加会"恶化治安"的比例达61%，全社会的民粹倾向从2024年的约23%升到2025年的约26%。

2025年7月参议院选举，打“日本人优先”旗号的参政党借此跃升。日生基础研究所指出，撑起参政党与国民民主党的20—30岁世代，恰恰是过去民调中对外国人相对最宽容的一代；他们转而支持收紧，靠的不是与外国人的冲突经验，而是通胀下的实质工资停滞与前景恶化（东京单身房租三年涨约两成，家庭户型涨约四成）。外国人不是压力的来源，是压力的矛头指向：3.2%的人数，支撑起一代人对经济焦虑的问责。

英、美、日三国有一个共同点：情绪的水位不由移民流量决定。英国证明不满可以脱离移民流量独立存在，美国证明政策可以脱离民意自我延续，日本证明愤怒可以脱离真实冲击凭空产生。“管理失败论”赌的是这三者会同步——把数字管下来，感知、政策、情绪都会跟着回落。三个国家用三种方式否证了它。真正决定水位的，是别的东西。

纪录片《移民国家》

03

选民要的是秩序，政党只会来硬的

过去，欧洲中左翼一度把丹麦当作解决移民困局的样板。丹麦社民党的限制主义有一套完整理论：财政部核算，“非西方移民”每年净耗国库超过300亿克朗，约合40亿欧元；福利国家负担不起这种移民，限制移民因此成了左翼的义务。这套论证可以叫"福利沙文主义"——它把排斥从一种情绪，升格成了一条道理。斯塔默曾公开援引丹麦，他的内政大臣也亲赴哥本哈根取经，瑞典社民党也在研究丹麦，理由都一样：丹麦证明了左翼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移民强硬，十年间，庇护申请降了九成。

但丹麦的选举结果最终否定了自己。2026年3月24日，社民党在执政七年后丢掉约4个百分点，丹麦人民党（右翼反移民党）得票增至上届的三倍，议会碎片化到左右两翼都难以组阁；此前的2025年11月，社民党百年来第一次失去哥本哈根。这是伦敦故事的丹麦版：主流党接过强硬反移民的旗帜，交付了政策，却把议题的所有权连同选票一起让渡了出去。福利沙文主义的道理也没能立住——欧洲法院的一位法律顾问已出具意见，认为丹麦法律中"西方/非西方"的人口分类按族裔出身划线，构成直接歧视。

伦敦和哥本哈根共同指向一个被系统性忽略的事实：公众的不满是双向的。人们既反对失控，也反对过度执法，而政党体系往往只能供给后者。美国是最清楚的标本：Economist/YouGov的追踪显示，共和党在"哪个党更会处理移民"上的优势，从2025年11月的16个百分点，跌到2026年4月的1个百分点。

在遣返机器全速运转的半年，恰恰是它民意资产清零的半年，因为机器转向了那些无刑事记录的家庭，越过了公众愿意支持的边界。英国More in Common的调查也一样：多数选民要求控制边境，同时反对无限拉高难民门槛，要为战争与迫害的受害者保留通道。

选民要的是秩序，政党却拿不出对应的东西。秩序意味着可预期、有底线，分得清难民与偷渡客、合法与非法移民；强硬意味着更快的遣返、更高的门槛、更少的例外、更低的数量。当政党竞争把移民简化成一根"够不够狠"的标尺，并妖魔化一切正常的移民政策，要秩序的选民就没有对应的政策选项，只能在强硬与放弃之间二选一。

这就是悖论的根源：主流政党越是"合理地"反移民、越是"理性地"编出福利沙文主义，就越把自己的移民政策贬成廉价品——反正你给的不是我要的。于是选民转头去追极右的许诺。愤怒降不下来，不是因为没人回应诉求，而是因为“反移民”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笔单纯的经济账或治安账。

电影《此房是我造》

04

挑软柿子捏的“强硬”

美国移民委员会（AIC）算过一笔账：全量遣返一次性成本约3150亿美元，完成之后美国GDP将萎缩4.2%至6.8%。作为参照，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GDP的萎缩幅度是4.3%。参议院联合经济委员会补上另一笔账：每移除50万移民劳工，有4.4万本土出生工人跟着失业，因为两者在生产中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

如果“移除非法移民”真是这项政策的目标，它根本无法自证，其成本相当于一场自我施加的大衰退，还波及它宣称要保护的本土工人。按现有行政产能，清空全部无证人口要以十年计。遣返政治真正要的从来不是移除的移民人数，而是让上千万人长期活在“不安全状态”里：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ICE带走的人，不会要求加薪，不会举报欠薪，不会出庭作证，其中一部分会自己走。

恐惧压低了在场劳动力的价格，也源源不断供给政治展演的素材。从这个角度看，账才算得平：880亿美元的年度成本，买的不是遣返，是驯服。上一章留下的谜面在这里有了答案——政党供给的从来不是选民要的"秩序"，而是这种可表演、可变现的恐惧。

这套"驯服逻辑"更不是无差别撒向所有移民的，它挑对象，而且挑得很精确。2025年9月19日，一纸总统公告给H-1B（美国最主要的技术类工作签证）新申请课以10万美元费用——此前各项规费加起来通常也就几千美元。这道费用足以让大批岗位知难而退，受冲击最重的是靠它招人的大学、医院与科技公司。

但同一个财年，同一个政府，却在给农业的H-2A签证做反方向的事：劳工部把农场工人的工资基准从2025年平均约17.4美元/小时，下调到最低一档约13.7美元。大学、医院、科技公司被加税，农业资本拿降本红利——排斥从来不是按"移民"划线的，是按"谁的雇主"划线的：负担压向政治上不友好的部门，松绑发给执政联盟里的自己人。

欧洲也在做类似的事，只是换了手段。2026年5月到6月，欧洲连续通过三项重大改变：重新解释《欧洲人权公约》为境外处理背书的《基希讷乌宣言》，全面生效的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以及允许把被驱逐者送往毫无关联的第三国的更严格遣返条例。1951年公约体系的关键条款，在一个季度里被换掉大半。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这些改变的并不是极右翼。宣言的签署方是46国政府，遣返条例是中右政党联手极右政党在欧洲议会推过的。这说明“要严苛、不要数量”从来不是极右翼的专利，而是一种主流政党也会主动迎合的激励结构。

电影《流浪的迪潘》

05

逃避真问题，用态度替代治理

一个政治问题离开其实质而成为表演，其实是这台机器最诚实的部分：它暴露了没有人真正想解决移民问题。

先看责任的错配。移民的收益(GDP、税收、劳动力)在各国都归中央政府,而移民的成本(学校、急诊、住房、语言教育)却落在地方政府头上，可地方对国家级人口政策没有任何控制权。

美国的版本是庇护城市：联邦掌握边境与签证，但地方移民法院数百万积压案件的当事人，在漫长等待里要住进社区、学区和急诊室买单。日本的版本更直白：全国知事会2025年7月正式提案，要求中央把在日外国人定义为"地域社会的居民与成员"，点名语言教育的负担压在财政最弱的小城市头上，中央表面不搞移民政策、实际引进劳动力，双重标准由地方消化。澳大利亚的版本是留学生：大学与联邦收学费,州政府背房租压力。

关键不在于成本落到了地方，而在于没有任何一级政府需要为"要不要这些移民、要多少、以什么条件"负责，收益方不必回答成本，成本方无权决定收益，这是一套责任的真空设计。真正的移民问题：一个老龄化、缺劳动力的社会到底打算怎样长期使用外来人口？给不给他们通向成为本国国民资格的路？就悬置在这个真空里。

日本把这种悬空演到了极致。2026年1月23日，高市政权同一天做了两件事：解散众议院，发布针对外国人的"秩序共生"综合对策。归化门槛抬高，公费遣返翻倍，永住加日语要求，不动产登记须报国籍，整套文件里却没有出现"移民"这个词。而被收紧的永住与归化,本就不是外国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永住许可近年每年约3.5万件，真正的增长全部来自特定技能与技能实习的临时劳动者——门被郑重关上，传送带照常运转。政府没有回答“如何长期使用外国劳动力”这个真问题，它换了个问题来回答：怎样让国民觉得问题正在被处理：怎样让外国人被摆到低一等的位置。

为什么是态度而非治理？因为真问题很难。发达世界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它离不开移民，这是第一章那个4400万缺口的算术；而选民对移民的容忍度又实实在在地有限，这是第二章那些固化的不满。两者都真实，也都无法通过“多要一点”或“少要一点”简单调和。任何诚实的移民政策都必须同时说两句选民不爱听的话：我们需要他们，而且我们必须给其中一部分人未来。

政治家发现，与其说出这两句话，不如给出一个恨的对象——恨不需要预算，不需要立法两院，不需要承认依赖，只需要指认。于是结构性的焦虑被系统地转译成针对具体人群的情绪，而制造这种情绪的成本，恰恰由被指认的那群人承担。这是这台机器最省钱的部分，也是它最有政治生产力的部分。

一个政治体系，当它面对的结构性矛盾没有解法时，会用一种被管理的情绪去替代真实的治理，用“我们正在强硬处理”的姿态去替代“我们打算如何解决”的方案，用一个被指定的、说不出话的对象去吸走本该指向结构的问责。这套操作并不为哪一种政体所独有，它只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无法被诚实讨论的真问题，和一群可以被安全指认的人。

“反移民浪潮”真正值得认真对待的地方，不在移民本身，而是一个社会愿不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真正的问题。愿意，就得付治理的代价；不愿意，就得找一群人来付情绪的代价。这轮浪潮里的每一个国家，都做过这个选择；而做出选择的那套逻辑，比它针对的任何一个移民群体，都走得更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谷雨，编辑：阳少，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