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汪滔如何克服中年「意义危机」

《晚点》近期专访汪滔，非常有看点，是今天少见的创始人极其剖析其内心世界的大篇幅访谈。

我捕捉到一句话，让我感觉到汪滔的内心思索已经触及到某种境界，这也是我觉得全文最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汪滔是这么说的：作为孙悟空性格，看见妖怪就想一棒子打 「死」，试图用强对抗来追求一个理想的干净状态，但其实孙悟空是一个更大的 「妖怪」。

过去的汪滔，和世界的关系有些怪异，他喜欢批判世界，喜欢戏弄现有的体系和制度，比如他要自己设计办公大楼，他融资的时候，要自己定规矩，让投资机构往里钻。

汪滔以前在批判整个世界的同时，也把自己藏起来，不露面，用一个假人代替自己的形象制作宣发材料，还包括，他前后两次采访的间隔是以十周年计。乃至，影石刘靖康和拓竹陶冶深知汪滔不爱出面的特点，整天指名道姓地想把汪滔炸出来。这一次，刘靖康终于得逞了。

不过，如今的汪滔一反往常的自己，居然收起了优越感和批判性，并展现出大量的反思与同理心，汪滔说，「你不能因为上天给了你某个天赋，就挑剔别人」，他还说，「后来发现，人的感受也很重要，他有他的自洽，我不能破坏了别人的自洽」。

在2015年福布斯专访汪滔时，他办公室墙上挂着的标语还是：只带脑子，不带情绪。显然，那时候的汪滔忙着赢，没空理会众人情绪。

这一次的汪滔在晚点专访里，终于显现出他已经完成社会化，他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missing part——人与人的关系，还说自己创业20年最骄傲的事情是「学会了反思」。尽管他早已百亿身家，但我发现汪滔的社会化、成熟化其实来得比较晚，大约发生在他的40岁前后，他三十岁的初期，收获大量的正反馈，想必是春风得意，正忙着向世界扩展，而无瑕审视自己，也就没有机会实现直男开悟。

所以，今天的汪滔不再说「我要改变世界」，转而说「发现真理，并用真理去活」时，我感觉汪滔往上走了一个level，汪滔今天看着刘靖康和俞浩时，有一些惺惺相惜，他说俞浩珍贵。就仿佛看到了年轻版本的自己，或许我还能补全一些潜台词：刘靖康和俞浩现在要赢、要改变世界的心智阶段我老汪已经走过，人生这场修炼，你们或早或晚也会领到各自的课题。

人的反思，来自于痛苦，汪滔的痛苦集中在2018年到2019年。那时候他下重手反腐，把数十位同事送了进去或是开除掉了。

那是因为汪滔当时认为「大疆是一方净土，只有纯粹的创业和为梦想而生的艺术家」，汪滔把「纯粹」设定为入场的门槛和持续存在的条件——你必须纯粹，否则你不配在这里。而当现实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不纯粹（腐败、懈怠、私利）时，汪滔此前的结论是：净土被污染了，必须清除污染源。

那时年轻的汪滔，用二分法来理解世界。腐败的员工是「妖怪」，必须一棒子打死；不够优秀的人是「平庸者」，不值得浪费时间。这种道德清晰感让他在做产品时决策极快——好设计和坏设计之间确实存在清晰的高下之分——但搬到人的世界里就成了灾难。

如今，汪滔口中的话变成了：「农民在打谷子，鸟飞下来叼几口，鸟其实连‘偷’的概念都没有。」汪滔不再假设人应该是纯粹的，开始把自利行为视为人性的默认设置。从埋怨鸟，到自己想办法升级防护，这是汪滔基于人性的管理认知在升级。

年轻的汪滔是工程师版的卢梭——他相信「纯粹的人」是存在的，大疆的使命是把这些人聚在一起、隔绝污染。后来的汪滔转向了麦迪逊——人不是天使，制度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不完美的人产生尽可能好的结果。

汪滔对自己2018-2019年反腐行动的反思，是整篇访谈中方法论层面非常有价值的段落之一。他说：「反对腐化和组织架构调整不要一起搞。更正确的做法是，先招人、重构组织、削弱山头，再择机处理腐败问题。但我没经验，也没人提醒我。」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把这种「看到问题就要彻底解决」的思维叫做「乌托邦社会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与之对立的是「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乌托邦工程师的思维是：我设计了一个完美蓝图，现实必须一步到位地变成蓝图的样子。零星工程师的思维是：我不知道我的方案会产生什么所有后果，所以我每次只改一小部分，观察结果，再决定下一步。汪滔的反思是——「先招人、重构组织、削弱山头、再择机处理腐败」，这意味着，他思维习惯，完成了从乌托邦工程到零星工程的转型。

承认人性的有限与不完美，对激进变革保持警惕，主张在既有秩序的基础上渐进改良，尊重经验和传统中积淀的隐性智慧，这些保守主义的特质，开始在汪滔身上显现。

告别激进主义的汪滔，需要重新找到自我，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寻找自我的，晚点在这一点上，留下了难得的史料，汪滔说：「我要世界第一、我要赢——这些不重要吗？我前半辈子都是靠这个东西驱动的。但后来你发现，我创造、我产生，那个‘我’字是毒药。」

年轻时他读乔布斯传，最喜欢的是早期在公司升海盗旗的段落——「很自我的劲儿，看完觉得我就该是那样子」。他读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被约翰·高尔特击中——一个天才工程师率领精英创造者建立只属于强者的乌托邦。这两个精神模板的共同特征是：自我是英雄叙事的绝对中心，世界因为有「我」而改变。

这套叙事在创业早期提供了巨大的心理动力——它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没有资源、没有经验、没有团队的情况下坚持做一件所有人都觉得不靠谱的事。

但这套叙事有一个内置的陷阱：当「我」成为意义的唯一来源时，任何动摇「我」的证据都会变成生存威胁。他后来发现，「很多看起来‘伟大’的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拿来主义……我们很多人只是‘搬运工’，不是凭空造物的天才。」

一个曾经把「我创造」当作身份支柱的汪滔，多少视自己为一个天才发明家，如今把自己重新定义为「搬运工」——这个承认显然是痛苦的。他紧接着描述了这种痛苦：「想明白这一点，原本让我上瘾的驱动力一下被拆掉了，你会感到虚无，感觉something is wrong，但你不知道wrong在哪里。」

汪滔这位数千亿身家的企业家，他流露出自己站在顶峰的苦恼：当你发现塔顶没有 「更高的意义」，只有更复杂的平衡和分配，就会感到迷茫和虚无。

这是典型的「意义危机」（meaning crisis），是人在失去既有意义框架后的存在性真空；汪滔读荣格的书，荣格就谈到，人在人生上半场依靠的驱动力（成就、竞争、自我证明）在下半场会自然失效，必须寻找新的意义来源。汪滔的经历印证了荣格的判断——他自己引用荣格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真正的人生是从 40 岁开始，在此之前只是在做市场调研。」汪滔说看到这句话「就觉得他是自己人」。

这句实际上是荣格的表述的简化版，更为确切的论述收录在《现代人的灵魂问题》（The Spiritual Problem of Modern Man）里面：

人生上半场（roughly到35-40岁）的心理任务是ego development：建立身份、发展能力、在世界中立足、追求成就和社会认可。

人生下半场的心理任务是individuation：整合人格中被忽视和压抑的部分（阴影shadow、阿尼玛/阿尼姆斯anima/animus），从ego的狭隘同一性走向self的更大整全性。

汪滔在访谈中说：「现在我想再demo一种可能性——创业者不只是向外求索、征服世界，也向内探索、战胜心魔。」

这句话，我觉得是汪滔最值得和整个科技与创投圈分享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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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周天财经”（ID：techfinsight），作者：周天财经，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