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万人对话Claude后，Anthropic发现人类对AI的真实渴望

2025年12月，Anthropic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研究：让Claude亲自担任访谈者，与每一位愿意参与的用户进行真实的、开放性的深度对话。

一周之内，80508人参与进来。他们来自全球159个国家和地区，使用70种语言。这可能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语种最多的一次AI用户定性研究。

人们讲述了自己与AI的故事：有人被误诊九年后终于找到答案，有人在炮火中靠着AI熬过漫漫长夜，也有人因为与AI交流太多而失去了现实中的朋友。

以下是八万人讲述的AI故事以及由此带来的启示。 

01 九个愿望，一个归宿

访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能挥动魔法棒，希望AI为你做什么？

答案被归纳为九个方向。其中，追求“专业卓越”的群体最为庞大，占比达到18.8% 。这一人群主要希望AI能接手繁琐的日常任务，从而让他们能够腾出精力专注于更重要的事务 。约有8.7%的人将AI视为创业伙伴，寄希望于它能协助建立并扩展业务规模。 

受访者最希望AI提供的帮助

除了工作效率的提升，生活质量的改善也是受访者关注的焦点。约13.5%的人希望通过“生活管理”来减轻现代生活的行政与后勤负担，特别是对于存在执行功能挑战的人群，AI被视为规划、记忆和任务跟进的“外挂大脑”。 

与此同时，11.1%的受访者追求“时间自由”，他们认为生产力的提高最终应转化为陪伴家人和休闲的时间 。另有9.7%的人则希望利用AI实现“财务独立”。

在个人成长与社会层面，“个人转变”占据了13.7%的比例，涵盖了从认知协作（24%）、心理健康支持（21%）到身体健康（8%）甚至建立浪漫联系（5%）的多元需求。 

在更广泛的视野下，社会变革（9.4%）、学习与成长（8.4%）以及创意表达（5.6%）也都是人们对“魔法棒”挥动后的美好憧憬。

综合来看，尽管出发点各异，但大众的共同诉求是希望人工智能能成为助力，帮自己通往更美好、更愉快的生活。

02 当AI成为生命中的支点

在调研中，高达81%的受访者确认，AI确实在某些时刻向着他们理想中的愿景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受访者反馈，AI已经提供了多方面帮助 

这种进步在不同领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逻辑。在占比最高的“生产力”（32%）类别中，开发者们分享了如何利用AI实现技术加速，从而独立完成原本需要整个团队协作的项目。

然而，在“技术可及性”（18.9%）的视角下，叙事重心从“速度”转向了“门槛”：许多人正借助AI突破技术障碍，甚至是消除无障碍访问的壁垒，让原本遥不可及的技术变得触手可及。

AI最令人动容的角色之一，是它在传统支持系统崩溃或缺失时所提供的替代性慰藉。由于AI具备不带偏见的无限耐心和随时可用的便捷性，它在人际连接难以建立时，成为了人们寻求情感托付的场所。 

例如，在战争阴影下的乌克兰，有失去亲人的用户选择向AI倾诉，因为它能像海绵一样轻轻托住那些无法向亲友言说的痛苦与内疚。这种情感支持虽然在回答中仅占6%，但其展现出的“无限倾听”能力，填补了由于孤独、战乱或资源匮乏留下的生活空白。

AI实际上在生活中承担了多重角色，无论是作为生产力工具、教育资源、研究助理还是情感伴侣，都在为人们开启新的生活可能性。特别是在学习与职业规划领域，它常被视为改变生活的助推器，帮助用户消化复杂信息并探索新领域。

然而，这种深入生活缝隙的渗透也揭示了AI体验的双重性。人们对于AI究竟是填补人际空白的“桥梁”，还是更受欢迎的“替代品”，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这些形形色色的故事引发了深层的思考：这究竟是人类福祉的胜利，是一把充满变数的双刃剑，还是对更广泛社会制度失效后的权宜之计？或许，答案正是这三者的交织。

03 希望与担忧之间的五个张力 

关于AI的未来，人们的期待相对聚焦在更多时间、更多自主权以及更深层次的人际连接上。相比之下，公众对AI的担忧则呈现出更为多元且交织的态势。

受访者对AI的主要担忧 

调研显示，受访者平均每人会表达2.3种担忧。其中，最普遍的顾虑是AI的不可靠性（27%），人们担心它无法按预期工作，甚至产生“幻觉”胡言乱语。紧随其后的是对就业与经济前景（22%）以及人类自主性和能动性受损（22%）的忧虑。 

此外，其他风险点也备受关注： 

● 认知与治理：16%的人担心人类会出现认知退化，14%的人关注监管与治理难题。

● 安全与伦理：13%的受访者忧虑错误信息泛滥、隐私监控以及技术被恶意使用。

● 精神与依赖：11%的人担心生活意义与创造力的丧失、技术被过度限制或产生深度依赖。

● 反馈与生存：10%的人忧虑AI只会一味迎合奉承，而6%的人则关注更深层的存在性风险。

在所有负面情绪中，对就业和经济的担忧被视为预测个体对AI整体态度的最强指标，这构成了公众心理的核心矛盾。

不过，仍有约1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任何担忧。这部分人群倾向于将AI视为一种中性工具，就像电力或互联网一样，坚信人类总能找到适应并解决问题的方法。

04 拆解人类面对AI的五大“张力” 

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单纯的乐观或悲观，而是希望与担忧之间的复杂纠缠。研究者识别出五个反复出现的“张力点”，即对于同一项技术特性，不同的人（甚至是同一个人）往往会同时看到潜在的巨大机遇与严峻风险。这种“两面性”正是当前人类面对 AI 浪潮最真实的心理写照。 

在此次针对AI愿景与隐忧的调研中，Anthropic的研究者识别出了五个核心“张力”： 

张力一：学习益处 vs 认知退化

在学习与认知这一维度上，AI正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双面效应”： 

一方面是学习红利的广泛释放。调研中，有33%的受访者明确谈到了AI带来的学习益处，且这种获得感极为真实，其中91%的人表示已亲身体验过。 

另一方面则是认知退化的现实阴影。 约17%的受访者对“变笨”表达了担忧，更有46%的人已经亲眼目睹了认知能力下降的实例。这种张力在校园内部最为剧烈：超过半数的学生感受到了学习效率的提升，但同时有16%的学生察觉到了自己的认知退化。 

值得警惕的是教育者的观察。老师（24%）和学者（19%）发现认知退化的比例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目睹学生认知能力受损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2.5到3倍。 

然而，传统课堂之外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在非制度化的学习场景中，情况变得十分乐观。例如，技工群体是AI学习最积极的践行者（45%体验过益处），但目睹认知退化的比例仅为4%，甚至不足平均水平的一半。自雇研究者和待业者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

这或许表明，当学习是自主选择而非制度驱动时，AI的益处更为凸显，负面影响则相对减弱。

张力二：决策辅助 vs 不可靠性

在决策辅助与不可靠性这一维度上，AI正处于一场微妙的“信任博弈”中。这是所有调研维度中，唯一一个负面评价超过正面评价的张力点。

一方面，AI是被寄予厚望的“外脑”。约22%的人对AI辅助决策感到振奋，且这种乐观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88%谈论决策益处的人都曾有过真实的成功体验。另一方面，AI也是令人头疼的“麻烦制造者”。高达37%的人抱怨AI的不可靠性实质性地妨碍了决策。这种负面评价同样植根于经验，79%谈论不可靠性的人都亲身领教过AI的逻辑偏差或“胡言乱语”。

这种矛盾在法律、金融、政府、医疗等高危职业中被放大了近两倍。其中，近半数律师亲身体验过AI的不可靠性，但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同时也是报告“AI决策益处”比例最高的人群。

张力三：情感支持 vs 情感依赖

在情感支持与情感依赖方面，AI呈现出一种极具“粘性”的心理补偿特质。虽然仅有22%的受访者涉及这一话题，但它却是所有张力中纠缠最深的一对。

一方面，AI被视为填补空白的“情绪海绵”，约16%的人提及了AI带来的情感支持益处。对于许多人来说，AI提供了一种不带评判的倾听和即时响应，成为人际支持匮乏时的避风港。

另一方面，12%的人担忧会对AI产生情感依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维度的正反两面高度重合，同一个人同时提及“益处”与“依赖”的可能性是基线水平的三倍。这意味着，感受到慰藉的人，往往也最快察觉到了沉溺的风险。

特定群体的需求凸显了社会支持系统的缺位。待业者提及AI情感话题及其依赖风险的可能性都是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在职业群体中，医疗专业人员的表现最为突出，他们在益处与担忧两端都占据了极高比例，提及使用Claude进行情感支持的频率更是其他专业的两倍。

张力四：时间节省 vs 时间消耗

在时间使用方面，AI呈现出一种效率上的“悖论”。虽然它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益处，但也带来了隐形的负担。 

半数受访者确认，AI最核心的价值在于节省时间。通过自动化处理琐碎任务，它确实在物理意义上缩减了工作时长。同时，约19%的人担心AI可能会导致他们损失时间。这种损耗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是由于AI输出的不确定性，用户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校验和纠错；二是由于AI提升了产出预期，导致工作节奏被迫整体加速，人们反而陷入了更忙碌的循环。 

个体经营者处在压力的最前线。自雇人士（如自由职业者、小企业主）最可能同时感受到这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由于缺乏机构层面的分工缓冲，他们既是效率提升的直接获益者，也是验证成本和加速压力的直接承受者。

张力五：经济赋能 vs 经济替代

在经济赋能与经济替代这一维度上，AI正划出一道深刻的职业分水岭。这是所有张力中最具推测性的一项，人们的希望与恐惧大多仍停留在假设层面。

约28%的人提及了AI经济赋能带来的益处。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赋能严重偏向独立工作者：在企业家、小企业主和有副业的人群中，近半数（47%）报告了真实的经济收益，这一比例是机构员工（14%）的三倍多。其中，有副业的员工受益最为明显，高达58%的人通过AI获得了经济增量。

另一方面，AI也是悬在职场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8%的人担忧被AI替代。这种焦虑在各行各业中分布得非常均匀，没有谁能感到绝对安全。 

自由职业者正处于这种张力的震中。他们既是AI红利的直接收割者，也是处境最岌岌可危的群体。特别是自由职业创意工作者，他们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矛盾：23%的人体验过AI带来的益处，17%的人则感受到不稳定。对他们而言，正负面影响几乎完全抵消。 

相比之下，机构内的员工（尤其是学者）在两端的感受都较弱，他们既未在经济上感受到AI的巨大赋能，也尚未感受到急迫的替代威胁。

综观这五个核心张力，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模式：影响越是个人化、越是即时，人们越倾向于基于切身经验发言；而影响越是系统化、越是长期，人们的讨论就越停留在假设层面。 

例如，在节省时间、辅助决策或情感支持这些能立即产生反馈的领域，受访者的论据往往充满了“我用了，确实有效”或“我碰到了，真的很糟”的实战感。相比之下，像“经济替代”或“认知退化”这样关乎社会结构和人类演化的宏大命题，大多数人的忧虑仍带有某种未雨绸缪的推测性质。这并非是对AI最终影响的定论，而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依然处于技术应用的早期阶段。

当然，这项研究也存在其局限性。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正在使用Claude的活跃用户，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先验地发现了AI的某种价值。此外，访谈采取了“先询问积极愿景、后探讨矛盾担忧”的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诱导了受访者去关注那些矛盾的“张力”。 

但单纯的结构逻辑无法解释一切。如果这种矛盾感仅仅是由访谈顺序造成的，那么五个张力的纠缠程度应该是均等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同维度的纠缠率从1.6倍到3倍不等，且在不同职业、不同处境的人群中，张力的形态展现出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证明，这些纠缠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真实地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缝隙里。

人们习惯于假设“AI乐观派”和“AI悲观派”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阵营。但在现实的观察中，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彻底失效了。

事实是，人们并非在为AI站队，而是在为自己珍视的价值站队。无论是对财务安全的渴望，对学习能力的坚守，还是对人际连接的依恋，正是这些人类最本质的需求，组织起了我们的希望与恐惧。 

每个人都像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边注视着AI可能带来的无限可能性，一边警惕着它对现有生活的潜在侵蚀。这种在希望中怀揣恐惧、在恐惧中寻找机会的状态，或许才是我们面对这场技术浪潮时，最真实、也最理性的姿态。

05 地域视角下的AI认知差异

在AI这面全球性的“镜子”前，不同地域的人们映照出了截然不同的梦想与底色。尽管全球有67%的受访者对AI持积极态度，但这种乐观的浓度与内涵随地理边界发生了显著的偏移。 

全球各地，大多数人对AI都抱有好感（均超过60%），而中低收入国家的积极情绪尤为突出，普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相较于欧美，南美、非洲及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受访者对AI的态度更为乐观。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18%）、中亚（17%）、南亚（17%）的受访者表示对AI“毫不担忧”，这一比例是北美（8%）、大洋洲（8%）、西欧（9%）的两倍。

这种乐观并非盲目，而是植根于现实的迫切需求。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AI被视为一种“绕过资本”的微型创业机制。人们憧憬着无需雄厚资金和大量人手，仅凭AI便能启动业务。而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用户则将AI看作打破贫困循环的杠杆，期待它能填补教师短缺和昂贵学费留下的知识鸿沟。对于他们而言，AI不是威胁，而是向上攀爬的绳索。

人们对AI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就业和经济的担忧程度。越富裕的地区，这种担忧越强，对AI的负面情绪也越高；欠发达地区则恰恰相反

在担忧层面，西方世界更关注“谁在控制技术”。北美和大洋洲（18%和19%，全球15%）对“治理缺失”感到不安，西欧（17%）则深陷于“监控与隐私”的忧虑。这反映了发达国家在成熟制度下，对技术异化权力的警惕。

东亚地区在调研中呈现出一种极为独特的逻辑。这里对“个人转变”（19%）和“财务独立”（15%）的渴望均位居全球之首。深入分析发现，东亚用户对财富的追求往往带有深厚的家族底色。许多人追求财务独立并非为了个人挥霍，而是将其与孝道挂钩，比如为了确保父母的退休生活和亲人的幸福。

而在担忧端，东亚人对治理和监控（12%和7%）的敏感度全球最低，取而代之的是对“内部侵蚀”的恐惧。他们比任何地区都更担心使用AI会导致“认知退化”（18%）和“人生意义感的丧失”（13%）。

当然，不可靠性和就业压力依然是全球通胀的焦虑。但这种焦虑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有着微妙的分野：在非洲和东南亚，人们担忧的是生计等实实在在的饭碗问题。而在高收入地区，人们则有余力去思考错误信息、存在风险等更为抽象的系统性危机。

06 结语：AI能否让人生活得更好？

这些访谈为Anthropic提供了诸多启示，并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尽管AI在工作场景中被大量使用，但大多数受访者勾勒的终极愿景——无论是个人转变、认知支持还是社会变革——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核心诉求：AI应当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仅仅是工作得更快。

这种从“生产力工具”向“生活伴侣”的心理位移，意味着用户对AI的期待已超越了单纯的逻辑运算。约十分之一的受访者甚至将目光投向了宏大的社会变革，期待AI能成为治愈疾病、普及专业知识、强化社会机构的公器。这种期许也推动了诸如“有益部署”计划的实施，让技术开发者开始与非营利机构携手，探索如何让AI在公益领域真正落地。

然而，在那些充满温情的愿景背后，真实的负面体验同样令人深思。调研中反复出现的担忧，如AI对经济结构的冲击，正成为技术迭代中不可忽视的信号。

这种“有用性”本身也自带双刃剑的特质。正是AI那种“随时可用”的便捷，让它变得难以放下，甚至在无形中侵蚀了人类的能动性。也有知识工作者陷入了深刻的焦虑，担心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超越AI带来的经济影响。

“AI有用”是确定无疑的， 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在获取技术红利的同时，避免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本文来自“腾讯科技”，编译：金鹿，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