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巴黎

无论是登顶埃菲尔铁塔、凯旋门，抑或蒙帕纳斯大楼，脚下的巴黎都呈现着一种奇妙的规整与和谐感。相对统一的建筑高度，以凯旋门为圆心的放射性街道，横平竖直的内街巷，还有穿插于其间的各种地标性建筑，共同造就了属于巴黎的城市肌理。行走于这些街道，看似统一的建筑风貌，实则各有不同，各种雕饰、窗花和大门，往往独一无二。

即使巴黎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无尽魅力早已渗入每一条街道，它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故事，永远道不完。

这个规整又永不缺少个性的巴黎，来自于19世纪中叶的城市改造，也是堪称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城市更新。

当时的巴黎，顶着法国首都、欧洲大陆第一城的名头，但城市格局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巴黎。据《剑桥欧洲经济史》提供的数据显示，1851至1856年间，法国每年有13.5万的农村人口迁到城镇，而单单一个巴黎地区就吸收了全部迁入城镇人口数量的45%。就像电影里搭建还原的旧时场景那样，街道狭窄阴暗、楼房拥挤不堪，过多的马车使得城市交通几近瘫痪。更糟糕的是卫生条件，因为下水道情况不佳，街上常常屎尿横流，也没有清洁的饮水，导致霍乱等疫症频发。

1845年，法国社会学家维克多·孔西德朗写道：“巴黎就像一座大型的工厂，而内部已朽烂不堪。那里人世间的疾苦、害虫和疾病横行四方，那里连光和空气都难以穿通。巴黎是一个讨厌至极的地方，植物不是枯萎就是死亡。还有那里的七个幼儿中，一年内就死去了四个。”作家马克西姆·杜·康则在1848年写道：“巴黎越来越不宜居。人口不断增加……那些腐臭的、狭窄的、错综复杂的小街巷禁锢着人们，令人窒息。这里没有基本的卫生、安全、出行与公共道德。”

有比较才有进步，拿破仑三世流亡英国期间，深深被伦敦的规划所震撼，着迷于优雅公园和宽阔大街。他重新执政后，一心要将巴黎改造为一个现代化都市，以此彰显自身统治的权威和荣光。

在重建巴黎的过程中，拿破仑三世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选对了人。1853年，他任命1809年出生的乔治·欧仁纳·奥斯曼男爵为塞纳省省长，全权负责巴黎城市改造工程。

奥斯曼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早年曾是律师。1831年到1848年间，在法国各地政界任职，曾任瓦尔、约讷和吉伦特等省的省长。他虽然不是设计师，但却是一个极具眼光和魄力、执行力极强的行政官员和管理人才，在拿破仑三世放权的状态下，他实现了巴黎的改造，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

其实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并非巴黎城市改造的最初尝试者。早在14世纪，查理五世就尝试扩建巴黎，此后几个世纪，城市不断向外扩展。18世纪的大规模建设，确定了不少大型建筑和公共设施，以至于有学者称之为“奥斯曼风格雏形”。法国大革命时期还专门成立了“艺术家委员会”，负责城市改造，这个由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学者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里沃利大道的构想，也成为后来奥斯曼兴建巴黎东西大动脉的雏形。拿破仑一世执政时期，极力打造一个“更大气”的巴黎，证券交易所和巴士底广场等在那时落成。但直到奥斯曼上任，巴黎的改造才真正进入现代城市的阶段。

在170多年前的法国，奥斯曼的眼光可谓超前，甚至超越了无数现代人。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对巴黎进行简单的美化，比如刷刷建筑外墙、清除一下违建啥的，而是对巴黎市区来了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的功能重组。

奥斯曼重建了巴黎的交通网络，以林荫大道构建巴黎城市骨骼，香榭丽舍大道就是最典型例子。他也压根没有做表面功夫的意思，不会漠视“看不见的地方”，只做门面式的政绩工程，将下水道、供水系统和燃气照明这些背后功夫放在优先地位，此举也奠定了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雏形。

正是在奥斯曼的主持下，早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就已提上日程的巴黎大动脉终于实现，塞巴斯托波尔大道和圣米歇尔大道等于1854年至1858年间陆续完工。1859年到1867 年间，马让塔-伏尔泰大道、蒂尔比戈路、多梅斯尼伊大街、奥什大街等塞纳河右岸道路相继建成，塞纳河左岸更是以荣军院和圣热内维耶夫山为中心修建了一系列道路，包括博凯大街、拉普大街，盖吕萨克路、克洛德贝尔纳路、圣马尔塞尔大道和阿拉戈大道等。从1853年到1870年，仅仅修路费用就高达数十亿法郎。长袖善舞的奥斯曼通过借贷并以市政收入作为担保，确保了工程的进行。

道路建设与广场建设并行，一条条新道路的交汇处，往往形成新的广场，包括夏特莱广场、玛莲娜广场、特鲁卡德鲁广场、共和广场、马勒塞尔布广场和夏约广场等，构建起巴黎的放射性路网。

为了创造舒适的城市环境，奥斯曼在修路的同时，配置了路灯、公厕、长椅、凉亭、垃圾箱和书报亭等。新建道路两旁广植树木，使得巴黎树木总量从1852年的5万棵暴增至1869年的9. 5万棵。即使拿破仑三世和民间都对种树之举并不支持，奥斯曼仍不为所动。

在审美层面，奥斯曼也极其出色。他在视觉美感和空间秩序上实现了完美统一。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建筑法规，强制规定临街建筑高度、立面材料（浅色砂岩）和风格，营造出典雅大气的城市风貌，形成“奥斯曼风格”。这些奥斯曼建筑的底层通常用作商铺，二层是为富人所准备，拥有所有楼层中最高的天花板和一个锻铁环绕式阳台，顶层或阁楼空间则是旧时奴仆的住处。不过如今这些顶层因为可以俯瞰城市屋顶，反而成了热门的居住选择，往往供不应求。

奥斯曼还在许多大道尽头设立地标性建筑，形成透视轴线。加上大规模兴建的城市公园、广场和绿地，营造出各种公共空间。这样的城市规划，直至今天仍堪称典范。从功能上来说，这次改造催生了大量公共建筑，包括学校、教堂、剧院和医院等，还有保障工人居住的“工人村”。

当然，任何时代的城市建设都离不开拆迁，奥斯曼主持的城市改造，最初也大刀阔斧，以公共利益为原则，征收并拆除巴黎旧城区的两万多栋建筑，为新的道路系统腾出空间。这个过程当然也少不了遗憾，不少历史街区从此消失。

拆迁过后就是路网铺设，奥斯曼主持修建了总长137公里的大街，其中林荫大道达到40公里。总长600公里、宛若地下城市的现代化下水道网络在当时就实现了雨污分流，彻底解决了巴黎的卫生危机，大大提高了人均预期寿命。下水道里可以通船的宽阔通道，甚至成为巴黎人的游览项目。即使百年来科技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管道和线路需要铺设，但奥斯曼规划的“地下宫殿”仍有足够空间，可见超前。

新的供水系统实现了家家接入净水，燃气路灯的广泛铺设使得巴黎的夜晚不再黑暗。18世纪末的巴黎只有1200盏油灯照明，七月王朝时期，燃气路灯开始普及，但数量也极为有限。1856年初，奥斯曼成立巴黎照明和煤气公司，建设路灯照明系统，路灯数量在1869年已达3万只。

当然，堪称奇迹的巴黎改造工程，也并非全然为了城市更新。拿破仑三世也有部分考量来自于统治需要。此前的巴黎，街道蜿蜒狭窄，多半只有一两米宽，最宽也不过五米，固然影响交通，但在革命或叛乱时期却很容易设置路障和堡垒，毕竟当时没有空军，也没有超强火力的武器，利用几条街道的路障和堡垒对峙几天甚至一个月都是常有之事。尤其是19世纪，巴黎的内部“围城”早已是常态，法国大革命后，巴黎充斥着各种思潮和派别，今天你上台，明天他登场，各种暴动不断。人们利用蜘蛛网一般的街道，在巴黎市内频繁发动各种“起义”。数据显示，仅仅1830年，巴黎城中就有超过四千个临时路障，1848年革命期间，更是达到六千个。

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就曾嘲讽巴黎的城建，认为“奥斯曼开辟林荫大道和规划广场，并不是为了优美的街景，而是为了用机关枪扫射巴黎。”当然，这可能冤枉了奥斯曼，虽然奥斯曼曾在回忆录里坦言，对巴黎的改造“是一个政策性问题而非城市规划问题”，但他的“政策性问题”并非指暴力镇压，而是希望建立更好的城市秩序。更何况，1870年后巴黎城中唯一爆发的武装起义——巴黎公社运动，似乎印证奥斯曼的规划对政府快速调动军队并没有多少作用，巴黎公社成员反而照样利用大路筑起堡垒。

面对如此庞大的改造工程，对奥斯曼的批评从未停息。

在审美层面上，许多人嘲笑过于单调的奥斯曼式建筑，更猛烈的批评则来自于旧街区的大量拆除。大文豪雨果就是最为激烈的批评者，认为奥斯曼摧毁了传统的巴黎，让大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建筑灰飞烟灭。文学家龚古尔兄弟也对改造后一律横平竖直的大道不以为然。在1860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埃德蒙·德·龚古尔写道：“我们的巴黎，我们的出生地巴黎，充满1830年代与1848年风俗的巴黎，正在消失当中。从物质上来说，巴黎并没有消失，消失的是它的道德。社会生活正经历一场巨大的变迁……这些新的不断出现的大街令我觉得格格不入，它们千篇一律呈直线，没有一道道转弯，曲径通幽的去处不复存在，再也感受不到巴尔扎克的世界，想到的只是未来的巴比伦之类的东西。”

奥斯曼对于文艺界的批评只能无奈以对，毕竟法国是个知识分子拥有极大话语权的国家。1867年，奥斯曼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时，也曾自嘲“我作为一个破坏的艺术家被当选。”当然，他也并非全无反击，曾经声称“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历史建筑、有珍贵艺术价值的承载回忆的建筑被毁”，毕竟当时并没有“城市遗产”的概念和界定标准。

除了审美之外，对奥斯曼的抨击还集中于他的“专制”和地产业对底层的冲击。有人认为他“更像一个有权的领主”、“无节制无约束地随意发号施令、征税和借债”。

在大规模拆除建筑后，巴黎一度住宅缺乏、租金猛涨三倍，大量工薪阶层、底层民众被迫迁往巴黎郊区，原先各阶层混居的均衡局面被打破，城市贫富分化格局固化，富人区和贫民区从此界限分明。有工人写道：“巴黎的改建把劳动大众拼命向外推到了巴黎的尽头，这样就把首都变成了两个城市：富有的城市和贫困的城市。贫困的城市包围着富有的城市。苦难的阶级像一条大绳捆住了那舒适的阶级。”也有学者认为奥斯曼的城市改造，最严重后果是“创造了两个截然对立的巴黎，使社会隔阂与社会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与巴黎西部贵族区的豪奢成为鲜明对比，东郊和北郊劳动者所居住的地区，拥挤、破旧，贫困的面貌很少改观”。

这是奥斯曼被批评的关键因素，但它看似事实，却并非事实的全部。一来如此规模的大型城市改造难免阵痛，二来拿破仑三世一直专注于改善平民住宅。

建筑业原本就是巴黎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奥斯曼的城市改造更是让整个房地产市场极度火爆。商人为了获取建设资本，以房产抵押举债，拿破仑三世为此成立土地信贷银行，为房产商提供更多贷款。房地产的发展使得巴黎人口也急剧增长，从1851年的95万人增长至1856年的113万人，1870年更是达到200万人。这之中当然产生了住房短缺和租金飞涨的问题，但奥斯曼和拿破仑三世以多种方式应对。

首先是房屋数量的增加，在拆除大量旧房之后，新房的供应也源源不断，数据显示，从1852年到1959年末，巴黎的新房屋供应达到拆迁房屋的两倍以上。奥斯曼上任的前七年，巴黎新建房屋可容纳17.5万人，工人村更是确保了大量产业工人的安居。

奥斯曼还出台法律，免除贫困群体的房屋税，对房屋租金在250法郎以下的租户免收个人税与财产税，租金在250法郎至1500法郎之间的租户则免除部分税款，惠及人群超过三十万。

不过，过于巨大的工程，让巴黎市民深受困扰达十余年的灰尘与噪音，远超预期的预算，给巴黎带来的沉重债务（直至一战后才还清），都让奥斯曼遭遇了持续批评。1870年，拿破仑三世迫于巴黎市议员的压力，将奥斯曼免职。

讽刺的是，那些将奥斯曼赶下台的共和派议员们，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毫无心理压力地接受了奥斯曼留下的规划遗产，将奥斯曼确立的城市格局和建设思路视为唯一标准。奥斯曼的昔日助手阿尔方被任命为巴黎城建的主持者，兴建了众多大道和建筑。当时的政治家儒勒·西蒙曾说“由专制当局所开始的事务应当由我们来自由完成”，政治制度如此，城市建设同样如此。

巴黎的城市改造给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城市提供了模版，里昂、尼斯、马赛、里尔和波尔多等法国大城市都受到巴黎影响，19世纪末，罗马、阿姆斯特丹、马德里、布达佩斯、巴塞罗那、布拉格和维也纳等欧洲大城市也陆续兴建奥斯曼式的大道。一百多年前的上海，同样经历过“奥斯曼化”的建设，留下了外滩等的街区遗产。

奥斯曼虽然始终受到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巴黎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之作。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由国家权力主导的大规模、综合性城市改造实践，兼顾了工业和美学，但也因为强硬推行而造成了不少社会不公。权力、资本、思想的种种博弈，让城市改造成为了一个跨越政治、经济的命题。

而对于今人来说，奥斯曼的功过只是个历史问题，巴黎的迷人街巷却是眼前的人世间，它的美历经一百多年沧桑，仍那般真实，这或许就是奥斯曼城市改造的最大“成就”。（图源 |叶克飞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飞一般自游”，作者：叶克飞，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