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边境小镇做“公务员”

近来，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特殊的分享者：他们有着熟悉的亚裔面孔，晒出的工作证却是澳大利亚联邦部门的办公走廊，加拿大省级办公室的门牌，日本或新加坡政务窗口的工作台。

这背后的动因并不神秘。全球有一批公共部门在悄悄打开大门：日本茨城县取消了部分公务员的国籍限制，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奥地利的部分岗位面向外籍人士开放。政策的松动撞上了年轻人对“稳定”的集体渴求，催生出一股低调却迅猛的海外考公热。

但真正有意思的问题在于——当一个拥有中国大厂经验或海外教育背景的年轻人，真正嵌入另一套国家权力与治理体系时，究竟会发生什么？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采访了三位已在海外政府部门“上岸”的年轻人：在加拿大边境小镇工作的阿玉；因为颈椎病逃离私企、后来进入BC省政府的Astro；以及在美国州政府担任数据分析岗位的Cosmos。

在中文语境里，“考公”往往意味着在高度集中的招录体系下，完成一次关于阶层、安全感与人生路径的综合性跃迁；而在海外，它更像是一场针对具体岗位、高度理性的能力匹配过程。这里没有全国统考，却始终伴随着语言、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隐形摩擦。

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故事破除了关于“上岸”的核心迷思：稳定并非公务员的最终目标，而是支撑个体更好地践行社会服务的基础。很多人或许误解了“上岸”的本质，将目光过度聚焦于个人安稳，却忽视了全球化背景下职业选择的复杂性 。

“海外考公”究竟是一处避风港，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围城？答案藏在那些被反复权衡的工作细节，与被冷静计算过的未来规划里。

逃离与上岸

加拿大时间下午四点四十五分，阿玉准时合上电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她伸了个懒腰，望向窗外——没有摩天大楼的遮挡，只有干净透蓝的天空，低矮的房屋排成整齐的街区，再往远处，是平坦无垠的平原。

与这片开阔景致相呼应的，是这里自然放缓的生活节奏。每天四点半一过，同事们便下班走人。 在这个人口不足三万的边境小镇，人们似乎早已达成了一种默契：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不管手头任务是否完成，到点便坦然切回生活状态。

此刻，阿玉也迎来了自己的自由时光，几乎没有加班，也不会被人打扰。她可以去湖边、去树林、去小岛上，看黑熊和棕熊觅食，观察三文鱼洄游，看河狸叼着木头搭坝。

阿玉拍下的黑熊，©️阿玉

 

然而，放在五年前，这种不被KPI驱赶、只随四季流转的节奏，是深陷加班漩涡的阿玉所不敢想象的童话。

那时的她还在国内做广告，赶方案到凌晨是常态。收入稳定增长，但身体与精神被持续透支。她开始怀疑工作的意义，甚至怀疑消费体系本身：“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消费吗？”作为广告人，她的工作是激发人们对某个商品的消费冲动，却同时在内心生出对虚无的抵触，渴望一份真正能对社会产生贡献的工作。

偶然的一次机会，听到朋友移民加拿大的经历，这给了阿玉新的指引。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离开熟悉的一切，飞越几千公里，前往那个漂洋过海的陌生国度加拿大。

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问号横亘在阿玉面前：离开了中国、告别了广告行业的自己，到底还能做些什么？

这几乎是每一个远赴海外的年轻人必须直面的生存命题。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语境里，没有了语言优势，原有的职业技能也面临着无法迁移的窘境。毕竟，加拿大的经济情况与国内截然不同，很可能没有与自己原本职业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岗位。

不确定的焦虑感下，阿玉开始像拆解简报一样研究加拿大的新移民政策。她发现了一扇为毕业三年内新移民预留的“窄门”——政府专项实习项目。她也第一次将职业重心对准公共部门：“如果能进入政府体系，把支点放在公共服务上，会不会比营销更有意义？”

带着这份期待，阿玉于2023年抵达了加拿大的一座边远小镇。她开启了为期一年的公共管理专业学习，试图通过这块学术跳板，换取一张进入政府体系的入场券，为自己的职业转型铺路。

那是个与她曾经生活的地方截然不同的小镇。只有三家一层楼的商场，连lululemon和优衣库都没有，Amazon快递要等四五天。但这一年，她补上了英语写作能力，也了解了当地政府结构与政策流程。

这一年里，阿玉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英语写作能力，还深入了解了加拿大政府的结构和政策。2024年1月，她投递了省政府的实习岗位，虽然漫长的招聘过程让她一度感到无望，但终于在8月收到了面试结果。面试时，她凭借充分的准备和临场发挥，成功赢得了招聘经理的好感，并顺利拿到offer。

当年9月，阿玉正式入职省政府，也开启了她的职业新篇章。

阿玉所在的小镇 ©️阿玉

招聘体系：一场关于能力的机械化博弈

Astro曾在加拿大留学，毕业后进入私企。工作强度不算高，却因领导层高压且刻板的管理风格而长期精神紧绷。最终，他的身体先一步拉响警报：颈椎病反复发作，夜里疼得难以入睡。

他决定找一份对自己身心更加有益的工作。在各大招聘平台中筛选适合自己的岗位，结果发现政府部门的工作一般强度不大，且可以对社会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完美符合他的需求。而让Astro意外的是，政府部门对身份的限制并非外界想象中那般严苛，只要持有合法工签，符合岗位的能力对标，就可以申请部分岗位。不过，绝大部分岗位只有公民和永久居民能够申请。

尤其在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的敏感领域，各国政府对非本国籍雇员或新移民的准入始终保持审慎。以 Cosmos在美国某州政府担任的数据分析岗位为例，由于职能涉及当地敏感信息，其入职门槛远超常规市政职位，明确不接收非本国籍公民。

入职前，Cosmos必须通过两轮相互独立的深度背景调查，其推荐人需应对多达40至50项详尽的问题审查。不仅如此，她还需要在警局进行指纹采集，以便录入数据并与犯罪数据库进行比对。

入职后，严格的合规管理仍是常态：她每年须重新通过安全证书考核（Security Clearance）以维持执业资格，还需定期参与警方组织的公民培训及跨部门协作课程。

在加拿大，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竞争程度丝毫不弱于中国。近年私企裁员潮不断，许多年轻人掉头涌向那座曾经并不拥挤的“围城”。吸引他们的，不仅是朝九晚五的节奏，更是一份在动荡时代格外稀缺的确定性保障。

但路径并不轻松。虽然海外政府招聘不设统一考试、采用随时投递的灵活模式，却并未降低门槛，只是把竞争拉长成一场漫无止境的拉锯。在加拿大，普通政府职位的录用比维持在约50:1，而热门岗位甚至出现2700人争夺2个名额的“地狱模式”。在LinkedIn等平台，一个岗位发布一小时，申请人数便能破百。

难度虽高，机会仍然存在，与国内偏爱“名校光环”或“档案履历”不同，加拿大政府更强调岗位能力匹配。Astro提到，投递的简历中约定俗成地不会出现照片、性别、年龄等信息，候选人也不会被当面询问婚育状况等隐私信息。

“政府会列出四五项核心能力（Competencies）。”阿玉说，“他们不看你从几月到几月在哪家公司，而是看你如何证明自己具备这些能力。”为此，她不得不把广告行业的工作经历“拆解重组”，不再按时间线罗列，而是按能力模块重新编排，模块下必须配套对应的实践案例。

面试过程同样严谨。阿玉在面试前一天拿到题目，凭借在大厂积累的提案经验，整理了一个逻辑清晰的演示。面试官一般抛出四个问题，每个回答都必须精准契合岗位要求的核心能力。尽管她性格内向，却需要在短时间内呈现专业与热情并存的状态。面试后还有笔试，而她一年来高强度的公文写作训练在此刻发挥了作用，40分钟内顺利完成文案。

“我申请的岗位，两千多人投递，只有一个名额。”阿玉回忆道。经历长达半年的等待后，终于在8月收到录取邮件。

相比之下，目前就职于BC省政府公共服务岗位的Astro所面临的竞争稍弱一些，他猜测，可能有上百人投递简历，简历初筛后仍有七十余人进入笔试，名单公布后大概有二三十人进入面试，最终仅录取一人。

Astro的办公桌 ©️小红书账号：加拿大公务～员

滤镜之外：海外公职体制的隐形暗面与自我博弈

当“海外政府工作”被等同于稳定、安逸与高薪时，身处其中的人却在切身感受着滤镜背后的真实纹理。这种生活并非只有湖边的日落。在平静的水面下，同样存在着制度的冷峻、文化的错位以及个体精力的消耗。

外界对海外公职的认知往往带着“终身保障”的滤镜，认为这是一座可以避开经济波动的堡垒。然而阿玉在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政府体系并非真空地带。随着财政收紧与开支缩减，裁撤与优化的阴影已经开始浮现。

风险有着明确的优先顺序：临时工、短期合同工或固定期限雇员正面临“合同到期即终止”的压力。虽然终身制员工目前尚能维持稳定，但缩编的危机感已成为内部频繁讨论的话题。

如果说稳定性正在经受考验，那么晋升机制则展现了这套体系中某种透明而冷酷的逻辑。

Astro 提到，在这里，想要升职需要自己按部就班重新申请岗位进行笔试面试，基本不存在由于领导赏识而产生的破格提拔。

在官方语境中，“公平与平等”是核心准则，这意味着所有岗位空缺都必须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无论你在部门任职多久，只要想申请更高职级，都必须和外部更年轻、背景更亮眼的竞争者回到同一起跑线上，重新经历投递、笔试和面试。这种程序虽然捍卫了公正，却也剔除了人情溢价，让每一次职级跃迁都变成了一次极度消耗精力的重新应聘。

在制度的刚性之外，个体的焦虑往往源于更深层的文化习惯。入职一年后，阿玉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中。一方面，轻松的工作氛围和足以支持旅行的薪水让她感到满足；另一方面，她却时常感到难以言喻的紧绷。这种压力并非来自外部的考核，而是源于内化的东亚式成功叙事。

当同事们面对未完成的任务能轻松说出“明天再说”时，阿玉仍会为了截止日期把自己逼到极限。那种必须不断进取、证明自己的心理惯性，让她在加式的节奏中显得格格不入。她逐渐意识到，成长的下一阶段并非提升技能，而是如何与内心的成就执念达成和解。

©️阿玉

 

即便在崇尚公平的体制下，权力的摩擦依然存在。Cosmos在美国某州政府担任数据分析岗位已经两年了，尽管她强调大部分共事的同事都很友好，但依旧无法避免来自上层领导的挤压。

她的某位上司从不给出明确的修改方向或偏好标准。没有具体的目标、没有衡量的尺度，也没有可执行的建议。无论下属做出多少版本，得到的反馈永远只有“我不喜欢”“不对”“重来”，却没有任何可落地的指引。

这就导致他们部门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3年内走了三十多个人（还是新冠期间人心惶惶的时候），其中不乏快要退休的60+的同事。有些跳槽去了附近的大学，有些跳去了临近的公共机构。不仅如此，Cosmos还在试用期时，她也在办公室好几次看到资深员工被领导气哭的场面。

“所以大家基本上是，硬着头皮熬过工作日，用休息时间来治愈‘伤痛’的循环。”Cosmos说。

另外，被阿玉和Astro所称赞的工作强度不大、休息时间长的另一面，是整个体系办事流程的低效。Cosmos 发现，某些同事实际办事时的荒诞细节不断刷新她的认知。某次，她为财务部更新软件，却发现部门主管对业务基础一问三不知，其程度近乎“厨师分不清面粉”。

这种专业上的错位，使得执行层的努力往往只能引起微小的水花，随即便被巨大的体制惯性吞没。在这种长期的失望与落空之后，大部分老员工的心态逐渐演变成一种“人淡如菊”的防御机制。那种不患得患失的背后，实则是内心的某一块已经变硬，不再轻易被环境触动或动摇。这种心态的转变，其实是对无法改变现状的一种无声妥协。

Astro也表示，现在的工作确实挑战性不大，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不是很符合。

不仅如此，海外政府招聘新移民或者外国人也面临着更宏观的环境挑战。阿玉观察到，国际学生通过开放工签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客观上增加了就业竞争的烈度。然而，政策风向正在发生转变，加拿大政府正在讨论收紧学生签证，未来可能会大幅减少开放工签的数量。类似的情况也在欧洲上演，荷兰教育部门已开始要求高校减少招收国际生。全球范围内对国际人才的接纳度都在收紧，这直接指向了本地社会的深层矛盾。

在加拿大，社会舆论对国际学生和外籍劳工的涌入存在广泛不满。民众认为大量人口流入抢占了初级岗位，并进一步加剧了住房危机。目前，房价飞涨与住房供给不足以成为该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外华人的“上岸”不再仅仅是个人职业选择的成功，而是一场在政策变动、文化摩擦与社会抵触的夹缝中，重新定义生活坐标的持久战。

上岸不是终点

经历了制度的洗礼与职业身份的重塑后，这群“海外上岸”的人终于在各自的坐标系里安顿下来。然而，这种安顿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劳永逸”，而更像是在动荡的时代洪流中，为自己争取到的一段中场休息。

对阿玉来说，这份政府工作只是她人生的一个过渡阶段。得益于她此前从事广告行业积累下的储蓄，她计划在几年后辞去公职，直接进入退休生活。在她看来，海外的“公务员”职位更多是一种战略性的停靠站，让她能够从消费主义的压力中平稳过渡，而非最终的职业终点。

Cosmos的选择则不同，她将大部分精神内耗都转向了个人成长。工作之外，她积极运营自媒体，举办社交活动，在现实与虚拟空间里拓展自己的人生宽度。

她对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计划至少做满五年的公职工作，这是因为只有缴满5年的费用，她的养老账户才能累积有效记录。满足年限后，无论后续跳槽到私企还是其他政府部门，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目前约 65 岁，个别情况可至 62 岁），都能持续领取养老金。要是中途退出，账户就达不到领取门槛，退休后一分钱都拿不到，所以干满 5 年才最划算。

但这五年绝非终点。她知道，公职并非她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对于Cosmos来说，这份工作更像是她人生蓝图中的一块基石，为她提供了稳定的支持与保障，而未来的路依然充满无限可能。

相比之下，Astro 的心态则带着一丝谨慎。对他而言，这份工作并非为了追求荣耀，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干扰，以及能让自己的身体有持续更好的休养。他深知，自己的生活仍然在随时变化的社会背景下继续推进，但在此时此刻，他终于拥有了可预见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感为他提供了重新审视未来的勇气，比如，未来或许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喜欢的职业：演员。

他们的故事拼凑出了一种新的“上岸”图景：在全球化的浪潮和不稳定的现实之间，这些年轻人选择通过进入公职体系，为自己搭建一套可以抵御风险的结构。在这套结构里，他们暂时卸下KPI和绩效焦虑，重新获得时间、生活与选择权。

至于未来，他们会在何时离开、去向何处、如何再度出发——已经不再由外部叙事决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旷晓伊 旷晓伊，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