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海外青少年社交媒体限制，背后的逻辑与趋势

澳大利亚立法：一石激起千层浪

2025年12月10日起，澳大利亚16岁以下青少年不得不“告别”社交媒体。 

这是因为，澳大利亚议会在2024年11月28日通过《2024网络安全修正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持有社交媒体账户，涵盖Facebook、Instagram、TikTok、Snapchat、Reddit 和X等主要平台。 

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澳大利亚法律。具体而言，法律要求平台采用可靠的年龄验证机制，而不仅仅依赖用户自我申报；若未能履行义务，将面临高额罚款（最高5000万 澳元，约合人 民币2.35亿元）。 

时隔一年有余，该法案在2025年底全面实施。“12月4日开始，将阻止澳大利亚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新账户，并移除此年龄段相关账号，包括Instagram、Threads和脸书。”美国科技巨头Meta的声明，响应了全球首个具有实质约束力的国家级社交媒体年龄禁令。 

同时，澳大利亚的举措也被视为全球数字治理领域的重要先例，为其他国家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了参考路径。据报道，在英国，政治领导人已开始考虑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实施类似限制，并明确引用了澳大利亚的模式。 

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选民对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类似禁令持有相当支持的态度，同样是以澳大利亚为榜样。 

挪威政府表示有意推动设定15岁的界限。马来西亚政府亦称“正研究澳大利亚等国做法”，计划在2026年实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 

这些发展表明，该法案可能成为类似国际政策扩散的催化剂，尤其是在那些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数字福祉日益关注的司法辖区。 

然而，法案同时也引发了关于隐私、公平性和数字权利的复杂问题。例如，年龄确认措施可能需要收集身份信息，造成数据保护方面的担忧。主张言论自由者则认为，这类禁令可能会限制青少年的表达自由及获取信息的权利。 

法律诉讼已经开始出现。2025年11月26日，“数字自由计划” （ Di gital Freedom  Project） 宣布将就新法律向澳大利亚高等法院 （澳大利亚全国的最高法院） 提起诉讼，称其违反宪法中对政治言论的隐含自由。2025年12月4日，就在禁令生效的前几天，高等法院同意受理此案，将通过特别指令听证程序推进，辩论安排在2026年进行，最早可排在2月。 

早在2025年6月，ABC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新闻报道就指出，现有的年龄验证系统并不总能准确识别用户年龄。禁令生效后，ABC新闻又报道称，“许多儿童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规避了这一禁令”。 

业界的反应也不一，TikTok将立法描述为“仓促制定”，并警告称这可能将年轻用户推向“互联网的黑暗角落”。Reddit在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申诉书指出：“未满16岁者若拥有账户 （这正是被禁止的行为） ，反而能更有效地免受网络伤害”，并称该法律因限制年轻人的政治言论，违反了宪法。 

Reddit挑战禁令时的奇怪表述凸显了网络儿童安全中的一个悖论：虽然像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用户注册账户的法律旨在防止伤害，但不乏有舆论认为，经过登录、年龄验证并配备内置保护功能 （如默认私人设置、信息过滤和内容限制） 的账户，实际上可能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因为平台能够利用这些工具过滤有害内容。

而当孩子匿名浏览或使用VPN时，这类控制就很难实现——Reddit正是试图以此论点打动法院。 

为何关注青少年的手机与社交媒体使用？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 （Jonatha n Hai d t）2024年3月出版了一本名为《焦虑的一代》 （The Anxious Generation） 的著作。这本书有一个惊悚的副标题：童年的大重构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如何引发精神疾病的流行。这位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在书中描述了由于智能手机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便捷访问，Z世代 （ 目前年龄 在12至3 0 岁 之间 ） 成员正在面临的心理健康危机。 

海特认为，自2000年代末以来，儿童游戏式童年的减少、过度保护型父母的影响，以及智能手机使用的增加，对青少年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在《华尔街日报》的一次采访中，他主张在学校禁止智能手机，提倡学生使用功能有限的翻盖手机。 

所谓“童年的大重构”，指的是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的兴起。海特相信，智能手机作为罪魁祸首，让Z世代“持续接触社交媒体、在线视频游戏和其他基于互联网的活动”，从而点燃了全球一代年轻人焦虑和抑郁的野火。他认为，这种青少年的堕落有四个基本危害：社交剥夺、睡眠剥夺、注意力分散以及沉迷。 

据路透社报道，正是海特的书成为了澳大利亚修正案的催化剂。海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过度保护孩子，但却在网络世界中对他们保护不足。澳大利亚通讯部长米歇尔·罗兰 （Michelle Rowland） 表示，推出上述法律的目的，是保护青少年，而不是让青少年隔绝于网络。 

罗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青少年，而不是要惩罚或孤立他们。同时，我们也是为了让家长们知道，在保障儿童健康和幸福方面，我们和家长属于同一阵营。”罗兰援引政府的一项调查报告称，95%的澳大利亚家长都认为，网络安全是他们在养育孩子方面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罗兰指出：“14岁至17岁的澳大利亚未成年人当中，近三分之二曾浏览过有害内容，包括药物滥用、自杀自残以及暴力，另有四分之一的人则接触过宣扬不健康饮食习惯的内容。” 

2024年夏天，美国卫生总监维韦克·穆尔西 （Vivek Murthy） 撰写了一篇《纽约时报》专栏文章，呼吁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张贴类似于烟盒上的警示标签，指出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风险有关。 

穆尔西写道：“为什么我们未能应对社交媒体带来的危害，而这些危害的紧迫性和广泛性丝毫不亚于不安全的汽车、飞机或食品？这些危害并非意志力或教养方式的失败，而是由于在没有充分安全措施、透明度或问责机制的情况下，释放了强大的技术所导致的结果。衡量任何社会道德水准的标准，是看它如何保护自己的孩子。……我们拥有让社交媒体对孩子安全的专业知识、资源和工具。现在是鼓起行动的决心的时候了，因为孩子们的福祉正面临威胁。” 

问题是，许多孩子对这样的禁令不以为然。他们的一个争辩是，大人们也同样重视自己的移动设备，为什么却要干涉我们？ 

孩子们的这个疑问反映了他们对公平与一致性的敏感：他们看到成年人也沉浸于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却不被限制，因此觉得对他们施加禁令似乎不公。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涉及认知失调——当规则对不同群体不一致时，人们会感到困惑或不满。 

答案很简单：因为青少年还年轻，大脑仍在发育中。成人在使用移动设备时通常具备更成熟的判断力、自我控制能力和对风险的认知，而青少年的前额叶皮层尚未完全成熟，所以他们在冲动控制、风险评估、长远规划和情绪管理方面通常不如成年人。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睡眠、注意力和社交发展可能产生更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立法者才会对未成年人采取特别保护措施。这并非对年轻人的惩罚，而是一种基于科学证据的保护性干预。 

简单来说，成年人可以自主承担风险，而孩子们需要法律上的保护，就像交通规则限制未成年人驾驶一样，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和长期发展。 

“手机式童年”的风险

“手机式童年”直接的代价是把孩子的时间、注意力和情绪调节外包给了算法；隐蔽的代价是把他们的自我效能、现实社交和身体慢慢掏空。其风险择其要者有四。 

首先是认知与大脑发展风险。包括前额叶功能受损，长期碎片化刺激削弱专注力、延迟满足能力与自我控制力，影响计划、判断与责任感的形成；深度思考能力下降，快速切换的信息流取代持续阅读与复杂问题解决，削弱抽象思维与因果推理；奖励系统被重塑，多巴胺即时反馈强化“快感—逃避—再刺激”循环，降低对现实努力的耐受度。 

大脑的运作包含两种注意力：自动注意和定向注意。自动注意来自大脑的默认模式，是一种不需要额外努力的注意力，通常在我们与容易吸引人的东西互动时被唤起，例如浏览社交媒体、玩视频游戏和看电视。定向注意则不然，要集中精力完成乏味甚至是无聊的任务，都需要利用这种注意力。那些比较费力的活动，比如看书和学习，往往要调动大量的定向注意力。 

当一个孩子花太多时间在屏幕上，并且不断获得快感的奖励时，就很难专注于那些不那么有趣、但在生活中很必要的任务。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孩子的大脑还没有进化到能够处理大量的视觉线索和即时信息的程度。 

第二是睡眠不足的风险。电子设备似乎格外扰乱睡眠。以往人们获取信息的活动对睡眠的影响不大。比如读书和看杂志，要么催人入睡，要么可以在睡觉时轻松放下。哪怕每天看几个小时的电视，与睡眠减少也只有微弱的联系。可是，智能手机的诱惑往往让人无法抵挡。无论是刷短视频、玩游戏还是在社交媒体上聊天，都让人欲罢不能，直至深夜。 

睡眠不足会导致无数问题，包括思维和推理能力受损，体质变弱，体重增加等。它还会影响情绪，直至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那些在黑暗中发出蓝光的智能手机，正在扮演一个不祥的角色，一点点蚕食人们的身心健康。 

第三是自我与价值建构风险。社交媒体把同龄人的“高光时刻”无限放大，孩子会更频繁地社会比较：别人更好看、更会玩、更被点赞。赞与踩成了情绪的遥控器，自我价值更依赖外部反馈，遇到负评或冷场，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同时，生活当中的挫折耐受度降低，回避困难，依赖即时安抚。 

这意味着，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被削弱，成就感来自系统奖励而非现实努力，难以形成“我能做到”的内在信念；身份认同也被外包，通过算法标签与流量反馈定义“我是谁”，而非根据探索兴趣与能力。个体在离开屏幕后反而感到空虚与无力，难以建立稳固而内生的自我认同。 

第四是社会化与关系风险。这一风险主要体现在儿童与青少年的社会经验被系统性地“平台化”和“去现场化”。首先，长期以屏幕为中介的互动会削弱现实社交能力的发展，面对面沟通、共情、冲突解决与合作的能力发展不足；其次，同伴逐渐被平台逻辑重构，从以“共同活动”和持续投入为基础的关系，转向以“共同在线”和即时互动为核心的连接形式，这种关系更易被替代，也更缺乏责任与稳定性，使友谊趋于浅表化；再次，家庭互动被不断稀释，亲子之间的共处时间被设备分割，交流频率与情感回应下降，家庭作为情绪支持与社会化第一场域的功能被削弱。 

“手机式童年”并非简单减少了社交数量，而是改变了社会关系的质量与结构，使个体更孤立却更依赖连接，在看似高度联结的状态中，失去深度关系所提供的情感安全与社会支持。 

正是因为这些风险，海特提出了一种四管齐下的方法来解决青少年对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依赖问题：在孩子进入高中之前，不要给他们配备智能手机；在孩子16岁之前，不允许他们使用社交媒体；将手机明确排除在学校之外；通过制度与家庭实践让孩子重新获得更多独立活动的空间与责任。这四项措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的系统性干预，旨在同时减少技术对注意力与情绪的侵占、重建线下社交与学习环境，并恢复儿童在现实世界中通过自主探索形成能力、韧性与自我效能的成长路径。 

青少年手机与社交媒体治理的转向

19年前问世的iPhone开启了现代智能手机时代，所有当前的中小学生都出生在这一时代里。但现在终于涌现了一股潮流，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正在采取新的青少年手机与社交媒体管理政策，由此展开的公共辩论也明显倾向于支持更严格的限制。 

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压力叠加后的结果。除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可见化”这个最关键的因素，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其他多维因素的作用。 

第一，代际不对称与“补救性立法”。许多国家的决策者逐渐意识到：当前一代青少年是在未经充分社会评估的情况下，被集体“实验性”地引入社交平台的。近年的相关立法带有明显的补救意味：通过设定年龄下限、内容分级、时间限制等规则，为下一代提供更安全的数字成长环境。这等于承认过去的放任是错误的，试图为下一代设定更清晰的边界，从而减少类似风险的代际复制。 

第二，数字主权与文化焦虑的外溢。在一些国家，社交媒体不仅被视为心理风险源，也被看作文化同质化、价值观外部输入甚至政治动员的通道。对未成年人的限制，往往同时承担着心理保护、文化防御与社会稳定的多重功能。 

第三，互联网从“工具”转向“环境”的认知转折。人们不再把社交媒体视为中性的传播工具，而是一种会主动塑造人格、情绪与社会关系的“环境”。一旦被视为环境，问题自然变成：谁可以进入？何时进入？以什么方式进入？如何保障安全和可控性？ 

需要意识到，限制并非终点，而是为更长期的公共讨论赢得时间，以讨论我们希望有怎样的童年、怎样的公共空间，以及怎样的技术应当被嵌入社会。

真正关键的，不是是否“禁止”手机或社交媒体，而是社会能否在效率、自由与脆弱性之间，重新学会设立边界，找到技术、教育与政策的平衡。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胡泳，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