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繁荣与危机

编者按

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房间里最聪明的，已经不是站在前边给学生上课的老师，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而是房间本身:是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并将其与外界相连的这张网。

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的《知识的繁荣与危机》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知识在互联网时代正在经历怎样的变迁？对此我认为，当知识经由网络连接起来，既会造成知识的空前繁荣，却也可能带来知识的空前危机。

我们可以把连接之后的知识概括为“网络化知识”。网络化知识有这样几个特性：首先是丰富性。网络上能够接触到的东西之多，超乎往昔时代我们的想象。以大家最熟悉的一种知识载体——图书为例，单是一个谷歌图书项目，就已经扫描了超过4000万本书，查找图书变得比在床头柜上找书还要方便。谷歌图书计划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在线人类知识体系，而网络最终将囊括当前图书馆中的绝大部分书籍，只有一些特别私人的或者难以数字化的除外。

这还仅仅是一道“开胃菜”。只有加上目前已在网上的内容，才可以称得上“丰富”。据统计，到2025年1月，全球网站数量约为12亿左右，其中约16%~17%处于活跃使用中。搜索引擎的可索引网页数量近40亿，这还不包括未被谷歌等索引的网页。更有甚者，Internet Archive的Wayback Machine存档了超过9160亿个网页（截至2024年11月），这反映了大量历史网页的保存。

能够同谷歌图书相媲美的另外一个伟大的知识产品是维基百科，以英文版为例，免费向全世界提供超过700万个词条。相形之下，2012年停印的《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五版，总计32册，仅收入不到4万词条，买一套要花1000~3000美元。不仅如此，维基百科还是多语种的，总计包含6500万超过300种不同语言的词条，有84.6亿次年浏览量和16.9亿独立访问者。

其实我并不需要列举更多的关于知识膨胀和信息超载的数字，我们这类人猿目的小小脑袋，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庞大的数字，只能依靠类比。比如，如果每分钟读一条英文维基百科条目，那么，700万个条目，将需要连续十几年全天候24小时才能读完。假设每一条目印成一页纸，这些条目足够铺满整个大型足球场数百层。

知识的民主化

但是我们也没必要非得有个形象的认识，我们观察到的知识的变化，并非只有信息数量的大规模增加。更关键的事情是知识门槛的降低。这可以称之为“知识的民主化”，即普通人对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如此轻易，导致知识普及到整个社会之中，而不仅仅面向特权精英，如历史上的神职人员和学者。

印刷机是知识民主化的早期步骤之一，它使得书籍得以大规模复制和传播。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继续在知识民主化中发挥关键作用，为大众提供免费、平等的信息获取渠道。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成为知识民主化的新引擎，它通过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令知识可以跨越地域、时间和社会阶层的限制被更广泛地利用。这样的发展表明，知识民主化不仅是一项历史进程，更是在技术推动下不断演化的社会实践。

例如，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实时的参考工具，条目可以在事件发生后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被更新，反映最新的知识、新闻和研究成果。它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编辑和贡献内容，形成不断完善和扩充的知识库。它不是静态的印刷品，而是一个“活百科”，随时随着世界变化而演化。

知识的过滤

知识的丰富性造成了一个结果，即知识权威的转移。人类的知识一直在增长，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个远远超出我们大脑处理能力的世界呢？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过滤、筛选。把水流关小，我们就控制住了消防水管；同理，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发明了各式各样的过滤方法，以对越来越多的信息加以控制：

我们有一个复杂的编辑过滤系统，大多数人写出来的东西被它过滤掉而不能发表；我们有一个复杂的管理者过滤系统，大多数发表的东西经它过滤后，未能出现在当地图书馆或者书店的书架上；我们还有一个复杂的专业过滤系统，大多数人都在某一系统中，被过滤得不知道别的过滤系统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导生物，全赖于我们创造出的这些复杂的过滤系统运转良好。然而我们也付出了隐形的代价：我们把知识的门槛定得太高了。

一些旧式的知识机制，比如报纸、百科全书、教材等，其权威性来自于它们为其他人过滤信息这一事实。现在我们通过知识的民主化降低了门槛，但同时很难避免某种程度的绝望，因为传统的权威失去了力量，而新的过滤技术、新型的权威机制，却还没有完全定型。

我们正在实验的技术主要可分为两类：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分别通过技术规则和人际关系来筛选和组织信息，尽管大部分我们使用的工具其实是结合了两者。算法技术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记忆能力和处理能力，从浩瀚星云般的数据中寻找出答案。而社交工具则将我们朋友们的选择作为指南，帮助我们寻找到感兴趣的东西。

这两种新型的权威机制，各有各的问题：比如算法过滤存在算法黑箱以及剥夺我们的选择权的问题，而如果我们的社交网络是我们的新的过滤器，知识的权威就从遥远的专家那里，转移到了我们所熟悉、所喜欢、所尊重的人所构成的网络上，这同样也会产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过滤气泡、极化效应等，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流把相异的观点有效地排斥在外。

当前我们努力尝试将两者结合，以实现知识过滤的效率、精准性与社会合理性的平衡。知识过滤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与认知问题。知识过滤的设计必须同时考虑技术效率、社会合理性和认知可接受性，以保障信息的多样性和获取的公平性，并避免认知偏差。

知识的未决性

即便如此，我们还会遭遇一个窘境：每次上网都会遇到如此多的信息。这告诉我们，不管再怎么利用社交网络、再运行什么新奇的算法，也没有一个过滤器能够给我们提供恰好是我们需要的全套知识。因为，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而不好的东西也太多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些愚蠢可笑的观点堂而皇之地提出来，“严肃认真”地被讨论；而那些严肃认真的观点，却可能被视为愚蠢可笑而得不到重视。作为一个网络使用者，你一定不会认为，网络让自己变笨了，但是你会相信，看起来它的确让一大群其他用户变笨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网络讨论中动辄指斥别人“脑残”的原因。更何况，考虑到人类固有的一种认知偏误——“自我中心偏误”，也就是把自己想得比实际更高明的倾向——有很大可能我们自己其实也变笨了。

由此我们来到网络化知识的一个听上去不那么美好的特性，我称之为未决性：在网络上的时间越多，得到的证据越多，我们对任何问题达成一致，将成为永远不可能之事。不论何种观点，网络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正如信息超载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事实，同样地，另一个事实就是：分歧永远存在。

一方面，就连那些我们最深信不疑的观点，也可能是禁不起辩论的；另一方面，你很清楚地知道：有些人，你无论拿出多少证据，都无法说服他们。所以，网络辩论的一条金科玉律据称是：“千万不要跟傻缺争论，他会把你拉到他的水平上，然后用他的经验打败你。”这条法则，还有一个更文雅的说法叫做：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就是温伯格在书中谈到的“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的问题：有太多的知识，是我们不可能全都知道的。今天，可用“事实”的数量大增，本身就会使人对真相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

有些人是装睡，而有些人是真睡，因为我们有大量证据显示，网络更加强化了论辩双方本来的立场。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确认他们已有意见的“事实”，并驳回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事实”。这是人类另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偏误也即“确认偏误”——我们关注、寻找、诠释、记忆信息的方向多半是能确认自己成见的方向，同时我们对不同的可能性只给予不成比例的考虑。由此会出现态度极化（不同的各方接触到相同的证据，分歧却由此变得更加极端）、信念坚持（即使被证明为假，依然坚持原来的信念）、不合理的首因效应（更多地依赖在一系列信息中最早接触的信息）等一系列偏颇。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知识的繁荣，但另一方面却产生了知识的危机。在知识的危机面前，我们甚至连知识到底是什么都无法完全达成一致，遑论解决方式了。一种最坏的结果，就是温伯格所形容的：“网络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窃者的胜利，文化的终结，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主人是那些满目呆滞的习惯性的自慰者，在他们眼里，多数人同意的即是真理，各种观点的大杂烩即是智慧，人们最乐于相信的即是知识。”

文化脉动的喜悦

不过，我本人对知识的前景并不悲观。事实上，一切对于互联网的指责，无论是认为网络使我们变浅薄了，还是把互联网看成一堆未经把门的谣言、流言与谎言的集合，其实都难以遮蔽我们面临网络化知识时的那种文化脉动的喜悦。知识不仅仅存在于图书馆、博物馆和学术期刊里。它不仅仅存在于个人的大脑里。知识现在具有了网络的属性，而这一网络，不仅存在于商业、政府、媒体、博物馆、图书馆中，也存在于人们随时随地沟通的想法中。

知识从匮乏到丰裕，给我们造成了困扰，但解决困扰的方法，也正蕴含在知识的网络化之中。

第一，让我们进一步开放知识通道。

当学术期刊收取每年数万美元的订阅费时，它们已经变成了获取知识的障碍，而非动力。所以才会出现开放获取（Open Access）运动。这一运动是学术出版领域的一场重要变革，旨在让学术研究成果免费、无限制地向公众开放。其核心理念是：知识不应被高昂的订阅费或版权壁垒阻隔，而应普惠于所有人，包括学者、学生、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公众。

开放获取的核心特征是：免费访问，读者无需支付费用即可在线阅读、下载和分享论文；版权友好，通常采用开放版权许可（如Creative Commons CC BY），允许合理使用和再分发；立即发布，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即可公开，不需等待订阅期刊的限制。

在开放获取的新时代，让我们确定这样的思路：在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之前，版权作为一种暂时的必要限制，应该只在一段合理的期限内存在。在激励创作者和为受教育和有创造力的公众提供公共品之间，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

我们现有的机构，在数个世纪以来，已经创造了如此之多的知识。如果不把它们全部放到网上，实在是一种悲剧。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大学，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倡导的开放式课程项目，将课堂视频、教材讲义和多媒体资源免费传到网上。

科研机构、政府实验室和国际组织应提供可访问的数据集，促进二次分析和跨学科研究。在数据共享方面，应通过制定数据格式标准和元数据规范，提高数据可用性。推进开源科学软件，例如科研工具、统计包和模拟平台等通过GitHub这样的开源网站共享，促进全球协作。

在公共文化机构方面，建设数字图书馆，将馆藏文献、手稿、古籍、影像资料数字化并提供在线访问。开发联合目录与搜索平台，如WorldCat，实现跨馆检索和资源共享。博物馆和档案馆应推出在线展览与数字档案，将藏品照片、3D扫描、历史文档开放浏览，并通过Creative Commons等许可允许教育、研究和非商业性再利用。

第二，让我们链接一切。

网络建立在人类的慷慨精神上。如果每个网站都吝惜自己的对外链接，网络也就不成其为网络了。以此来看，网络反映了我们更好的社会本性。同时，知识向来是在一种情境下产生的，这种情境又由某种形式的网络发展而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的链接得以维持。在这个意义上，APP应用模式是反动的，因为它违背了网络的精髓，也就是链接。

我一向认为，互联网依赖于我们对知识和连接的贪心，也依赖于我们在网上令人惊讶的慷慨行为。我们在网上显示出无私的利他主义：在问答服务中消耗我们自己的时间为陌生人提供建议，或者为了丰富其他人的知识，而匿名提供维基百科的词条。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有关未来互惠的期待。在网上交朋友和信任陌生人是互联网用户的重要人格特质。通过放松我们对陌生人的怀疑，和表现出无私的行为，我们分享自己的资源，并获得对更多资源的访问权。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层面的连接还远远不够。我们可以理解人类只关心自己身边的最熟悉之事的倾向，但这种理解不应该以古老的地理方式为基础，即认为我们自己是地图上的圆心，地图以我们为半径辐射出去。相反，我们可以把自己理解成一帧网页，通过链接和这个世界相互渗透，让我们获得意义，令我们有事可做，使我们妙不可言。

第三，让我们致力于让网络更加智能。

在网络诞生之前，诸如大学这样的机构，把人们放进同一个空间之中去发展思想，界定了何为知识的标准，并且提供了资质以便让人们相信那种知识。可是，传统机构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是它们的弱点所在。它们将所有的知识者聚在一起，但是没有几个申请人能够进入。机构隔绝了外界，同样也孤立了思想。即使我们称其形成了“思想流派”，其实它更像回声室。

在另一方面，网络那种近乎野蛮的连接性，对机构划定的经营范围毫无敬意。网络不会摧毁所有的机构。相反，机构正在更加深入地嵌入到网络中。而且，网络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机构，可能不可避免地，拥有和传统机构同样的弱点。如果网络想成为知识的新的基础设施，那么它就必须利用好所有现存的机构发展出来的知识。

温伯格谈到，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房间里最聪明的，已经不是站在前边给学生上课的老师，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而是房间本身：是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并将其与外界相连的这张网。知识现在具有了一种网络的属性，不再只是了解某事的个体，不再只是包含知识的物体，不再只是促进知识的传统机构。所以，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好让这个超链接的、超级丰富的网络成为孕育承载知识的更好的环境。不仅个人可以通过网络找到和利用信息，而且，开发人员可以发明新的方式，通过聚集、分析、连接、混合等等，扩大信息的价值。

第四，让我们教会每一个人如何使用网络。

过去一些年，我和几个志同道合者，曾经致力于汇集国内的互联网学术成果，辑成“公地”文丛。“公地”在这里是个理想化的隐喻。然而如果我们不会正确地使用网络，它将不会成为公地，而是化作一片蛮荒之地。如果我们希望网络促进知识的进步，那么我们就需要尽早开始教育我们的孩子，教育他们如何使用网络，如何评价知识宣称（knowledge claim），以及如何去热爱不同。

既然神殿的祭司们不再控制我们能够了解什么知识，我们就比以往更加需要那些批判性思考的技能。互联网先驱霍华德•莱茵戈德认为这些技能是互联网时代的“读写能力”。比如，我们需要更好地区分哪些是废话，哪些是证据充分的结论；我们要更加开放地拥抱新观念，学会参与到多种方式、多元文化的讨论之中。

学会去热爱不同是更难的。当我们限制自己、不允许自己的舒适受到一丁点打扰的时候，就是我们变蠢的时候。如果希望网络容纳知识的能力最大化，我们就需要超越我们的一种强烈愿望：和像我们一样的人黏在一起。那样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变成我们应该成为的那种世界公民，也永远不会享受到作为互联网用户的真正益处：生活在同一种团结所有人、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识之中。

通过网络，我们得以逃离传统的、令人不快的主客观对立的世界，而第一次获得多主体性。你不仅会接触多个不同的观点，你还能够听到这些观点的对话。这样，对任何个人来说，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的看法变得极为多元化，这使得他/她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自己的生活，认识到更为广泛的可能性，并因此获得更丰富的观照以衡量自己作出的实际选择。而这，终将造成知识的更大繁荣。

撰 文 |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作者：胡泳，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