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30年，从数字化生存到AI化生存

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出版了影响深远的《数字化生存》 （Being Digital） 。他在书中预言，信息的传播将从“原子”转向“比特”，技术将使生活个性化、去中心化，人们将拥有“全天候、全方位、无处不在”的数字生活。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然活在他预言的中轴线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数字化并不是故事的终点——它只是开始。人工智能 （AI） 的崛起正在重塑我们与技术、与世界乃至与自我的关系。在这新的转折点上，我们或许需要一个更新的概念：AI化生存。

预言与现实：跨越三十年的技术答卷

回望过去，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描绘的技术图景，恰如埋藏在世纪之交的一颗时间胶囊。作为未来学家，他的预言有兑现、有落空，呈现明显的分野：

已实现领域

尼葛洛庞帝在1995年作出的三大技术判断——信息个性化、网络化与界面自然化——在今天都已成为现实。个性化方面，从亚马逊的推荐算法到Netflix的内容推送，从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到GPT为用户量身定做的文本，数字系统确实越来越懂“你”。网络化方面，互联网成为生活基础设施，移动终端、智能家居、车联网、可穿戴设备等，构建了一个实时互联的环境。人人在线、万物互联，是基本的物质性条件。人机自然交互方面，当年尼葛洛庞帝预测“人与机器将不再靠键盘、鼠标沟通”，现在，我们早已习惯用手指在手机上滑来滑去，对着智能音箱说话，甚至通过脑机接口读取大脑活动来解读思维。

最重要的，尼葛洛庞帝所提倡的“比特取代原子”的核心观念，被证明为惊人的远见。这首先体现在信息的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of information） 上：博客、维基、微博、短视频、开源软件等工具，令每一位个体面向全球发言变得轻而易举，并推动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信息的数字化、维基百科、开放获取 （open access） 、知识付费、慕课 （MOOC） 、大模型提示 （prompt） 等，改变了教育与学习，使“随时随地可学”不再是梦想。

在传统媒介中，信息生产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传播是单向的、集中式的 （one-to-many） ，而尼葛洛庞帝预言未来的传播是多对多的 （many-to-many） ：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是发布者，信息将根据个体兴趣精确送达，即从广播走向“窄播” （narrowcasting）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尼葛洛庞帝期待信息技术能成为“解放工具”，而不是复制旧的不平等结构。

另一方面，比特经济 （biteconomy） 的兴起，印证了尼氏“比特比原子更值钱”的论断。原子的世界，以物理商品为中心；比特的世界，以数字信息为中心。数字商品取代实体商品成为主流，深刻改变了经济结构、产业组织与个体的生活方式。

音乐、影视、图书等内容全面转向数字化传播，信息逃脱物理物品的束缚，从纸张、唱片、胶片中抽离，转化为可随时分发的比特；比特的零边际成本、可复制性与即时传输优势，令内容行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虚拟资产成为新型商品形态：游戏皮肤、NFT、数字藏品等原本没有实体的“比特物品”，已经被市场广泛接受，并拥有经济价值。它们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消费”：为身份认同、参与感或情绪价值而付费。就连工业社会大家司空见惯的货币，现在也完全数字化了。

从商业模式的视角看，App是比特经济的主要推手与催化器。自2008年苹果推出App Store以来，App不仅成为数字技术商业化的主要入口，也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时间感、消费习惯与社交方式。最直观的，是衣食住行全部“平台化”：从点外卖到打车，从订酒店到租房，“做选择”变成“刷推荐”，生活中的决策行为转由算法协助完成。App以“即时接入”“弹出式通知”的形式侵入生活每一个空隙，把人们的时间切割成微单位，时间由线性计划转为“事件驱动”，变得更即兴、更被动、更难掌控。时间结构的这种碎片化与重组，使“在线身份”成为生活不可须臾或离的构成部分，人们的个体认同、亲密关系、社交资本越来越依赖“在线表现” （ 或者更直白地说，是“在线表演” ） 。一个人是谁，越来越多地被“刷的内容”“展示的生活”“点赞的图谱”所定义。

在生活方式如此转变的背后，“数据即财富”，比特成为关键生产资料：今日的算法经济中，数据 （即比特的积累与流动） 成为驱动广告定向、产品推荐、舆情预测、AI训练的关键资源。经济权力转移到掌握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的主体，由此将平台型企业推至经济主导地位。大科技公司控制“比特流通”基础设施：平台经济的核心是占据比特的分发渠道。掌握搜索、社交、分销与支付系统的平台企业，在“比特经济”中如同工业时代的铁路公司和石油寡头。

与之相对应，劳动方式也比特化了。Zoom、Slack、Google Docs等工具实现了协同工作与远程办公，导致了数字游牧的兴起，使劳动力脱离办公场所束缚。自由职业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比特流动”。“创作者经济”建立在信息可复制的基础上：博主、播客、短视频创作者等，依靠比特传播获得粉丝和收入，“内容即资产”成为新的价值逻辑，流量本身已可变现。而外卖与零工 （gig work） 作为数字化劳动的典型代表，深刻体现了平台资本主义、算法治理与劳动不稳定性交织的新型劳动关系。

未达预期部分

从尼葛洛庞帝的思想中可以延伸出一种技术嵌入身体与技术隐退界面的前瞻。随着世界经历“从原子向比特的迁移”，信息日益脱离物质载体，成为轻盈的、可传输的“比特”。在这个趋势中，设备应越来越“轻量化、隐形化”，直至“消失于背景”。尼葛洛庞帝强调技术的最终理想是“变得无感知 （unnoticeable） ”，与人的生活无缝融合；因此，不应由人来适应技术，而是技术走向适应人——人机界面的理想态是“零界面”。

这就是尼葛洛庞帝的“技术的隐形性”理念，他认为，“界面将消失”，“技术将如空气般环绕我们”，在无须被意识到的情况下，最终化作环境的一部分。但是，这种“隐形性”的发展并不如人意：人机交互界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复杂、更具入侵性。首先，我们发现，技术“外露”得更明显：手表、耳机、眼镜、手环、头盔等无处不在。其次，尽管很多设备的初衷是“与身体合一、无缝辅助”，但它们往往变成了存在感极强的监控器、通知源、压力源，制造新的身体负担和认知焦虑，使人类感到“更少自由”而非“更融洽”。例如，Google Glass的失败就显示了“永远在线”与隐私需求的根本矛盾。

隐形、无感的计算设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很多时候变得显眼、沉重、需要充电和配对。尼氏所看好的智能代理、全息助理、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 （VR） 等都未成为主流，智能助手也仍然停留在工具层面，无法胜任真正的“数字管家”。

从可穿戴设备来看，本应实现与身体、生活环境的无缝融合，让人类的“数字化生存”更轻松、自由，但现实却是，被动监控 （你尊奉设备逻辑） 替代了自然互动 （设备理解你） ，“自我量化”反成“自我规训”。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

商业模式驱动：许多穿戴设备围绕数据收集与行为绑定构建营收模型，而非真正“隐形计算”。

技术尚未“智能到足够消失”：当前设备仍依赖物理接口 （触控、APP） 与周期性充电，无法实现“无感融合”。

用户对“身体—技术”的界限尚未适应：可穿戴设备侵入了人的身体亲密区，但技术尚未像“衣服”一样自然存在。

尼葛洛庞帝曾经相信，VR将在教育、娱乐、远程交流中成为主流媒介，实现高度沉浸式交互。然而这些年来，虚拟现实的大众化严重滞后。虽然VR技术已有显著进步 （如Meta Quest、Apple Vision Pro） ，但仍未成为家庭和日常工作生活的普及设备。成本高、设备不便携、内容生态不足、长时间使用体验不佳等问题限制了其渗透率。这可以说是尼葛洛庞帝的一个判断失误：他高估了硬件发展与人类适应性的速度，低估了屏幕、手机等“轻量”界面的粘性。

语音界面的发展同样，尽管Siri、Alexa、Google Assistant等语音助手普及，但人们仍主要依赖图形用户界面 （GUI） ；尼葛洛庞帝所认定的语音将成为最自然、最广泛的人机交互方式的想法没有落实。这方面，他高估了语音识别技术的普适性和语境理解能力。

尼葛洛庞帝还曾畅想，家庭中的每个设备都将联网并可以智能协调，灯光、温控、厨房、电器等全面智能化。今天，智能家居在技术上可实现 （IoT设备不断增多） ，但系统整合复杂、品牌互不兼容、安全隐患大；用户对“自动决策”仍存疑虑，实际使用远不如预期流畅。这方面，他低估了用户习惯迁移的难度以及生态碎片化的阻力。

当年我在翻译《数字化生存》的时候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预测，是尼葛洛庞帝乐观地估计，人类将很快拥有“智能代理” （intelligent agents） ——这种程序能够深刻理解用户偏好，主动学习、预测并满足其个性化需求，就像一位“数字管家”，为你筛选信息、管理日程、安排生活，是未来信息社会的理想助手。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哪怕在2022年之后，我们拥有了ChatGPT等大模型，以及眼下层出不穷的各类所谓“智能体”，在智能助手方面，仍远未达到“可信、长期、个性化”的智能代理标准，仅仅是在某些功能上对早年构想有所接近而已。

这是因为，在技术层面上，用户建模与上下文感知存在瓶颈。尽管大语言模型如GPT-4在自然语言处理上取得突破，但它们并不具备真正的“意图识别”与“情境推理”能力，不能像人一样长期追踪和理解用户的深层偏好和变化。

个性化模型也付之阙如。智能代理若真想“懂你”，需长期积累并调适个人行为轨迹、情绪倾向、偏好动态，但当前技术多依赖“泛化大模型”而非“个人化小模型”，缺乏真正可持续跟踪的机制。

在数据层面，平台封闭与数据孤岛阻碍了全域整合。个人的浏览记录、消费行为、健康数据、社交关系等分散在不同App和平台之间，互不兼容，智能代理难以整合成一个“全景用户画像”。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开放的数据协议或隐私保护框架，支撑“跨平台个性代理”的技术生态，在实践中缺乏互操作性标准。

其实，平台并不鼓励“帮你做决定”的代理。这里凸显出广告与算法经济的矛盾：智能代理若真的能“过滤无效信息”“降低消费冲动”，将损害平台基于注意力和数据剥削的盈利模式。平台希望你上钩，而不是帮你脱钩，这使得“为你”的代理功能被转化成“为平台牟利”的推荐引擎 （如抖音算法） ，失去了尼葛洛庞帝设想中的用户主权。

更可注意的是，在尼葛洛庞帝书写《数字化生存》的年代，人们对“自动化生活”充满乐观与好奇；而如今，在社交媒体焦虑、注意力碎片化、AI伦理担忧日甚的背景下，“让机器来替我决定”已不再是全民愿景，而可能被视为危险。考虑到信任、隐私与控制感，用户是否真的想被“完全理解”？ 很多人对被机器预测和“管束”感到不适，担心丧失自主权。特别是，“隐私炸弹”随时可能引爆：一个真正懂你的智能代理需要读取你的邮箱、健康、社交、位置……而这引发对“监视性亲密关系” （surveillance intimacy） 的恐惧。并且，算法透明性不足，用户对机器“为何这样建议”往往无从得知，也难以反驳，缺乏“可解释性”，这也造成对智能代理普及的阻碍。

以上，我择要分析了尼氏预言的几个主要的未达预期的方面。然而，正如尼葛洛庞帝应我之邀为《数字化生存》20周年中文纪念版所写的专序中所说的：“与一个真正的、堪称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相比，这些只是细枝末节，事实上微不足道。”

这个最大误判就是：当年，尼葛洛庞帝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相信互联网将促进全球共识，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

例如，他对“去中心化”的憧憬在现实中被少数数字巨头的“再中心化”策略所粉碎，导致数据与权力的高度集中。用户数据基本被平台掌握、出售或滥用；区块链等去中心化身份系统仍未大规模普及。他设想的“全球知识平权”仍被民族国家、算法偏见、语言霸权等因素所限制，而“促进全球共识”的社会愿景更被算法茧房和地缘冲突所消解。甚至就连全球统一的互联网都已经变成了“分裂网”，随着全球化的退潮，数字世界日益呈现巴尔干化趋势。国家主权在互联网治理上愈发强化，出现了数据主权、网络防火墙、技术脱钩、数字冷战等现象；不同国家构建“数字高墙”以维护政治与经济利益。同时，算法推荐导致的认知窄化也与《数字化生存》倡导的开放精神背道而驰，技术的人文性日渐消退。

总体而言，我并不把尼葛洛庞帝以上的预言不足视作“失败”，更准确地说，它们是“变形”与“迟到”。尼氏受制于自身的一些局限性：比如说，技术决定论色彩浓厚，倾向于高估技术自主发展的力量，低估社会、制度、伦理的反馈；对资本与权力结构过于乐观，忽视平台控制、算法权力与国家干预带来的新控制形式；对生态系统整合困难预判不足，忽视了硬件间兼容性与用户操作门槛的问题。

“数字化生存”是否还能解释AI时代？

当ChatGPT在2022年引发全球AI浪潮时，我们突然发现：人类正站在数字化生存与AI化生存的临界点上。这场技术进化不仅关乎工具迭代，更是认知框架的彻底重构。

如果说“数字化生存”描述的是人类进入屏幕、进入比特、进入网络的初期状态，那么AI化生存则标志着技术从媒介性向代理性的跃迁。在“数字化生存”中，技术是工具，是通道；而在“AI化生存”中，AI不仅是工具，更是合作者、竞争者，甚至替代者。仅举以下几点，足以说明“AI化生存”对“数字化生存”范式的超越。

从“自我表达”到“内容生成”：创作者属性的重新配置

数字化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而AI让机器也加入了创作队伍。从图像生成到文本撰写，AI与人类的界限日渐模糊。

数字化时代的最大革命之一，是“自我表达”的解放。如前所述，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曾预言信息的民主化，而YouTube、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正是这一预言的具体实现：创作权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属，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发声”。

然而，随着生成式AI的兴起，我们正经历一场新的转换：从“人主导的自我表达”走向“人与AI协同，甚至AI主导的内容生成”。ChatGPT写诗，Midjourney画画，Suno作曲，Sora生成短片……创作不再意味着从内心出发的情感表达，而可以是“提示工程”的结果，是“算法召唤”的产物。这标志着创作的范式发生根本变化：

创作不再仅由“经验”驱动，而被“预训练模型”重塑。人类知识的边界，被AI系统中训练语料的数据分布所替代。

内容的“原创性”被重新定义。AI生成的图像、音乐、小说甚至论文，其作者性 （authorship） 不再清晰。

表达的目的不再只是“自我呈现”，而是服务于算法分发和流量机制。TikTok和 B站的“内容工厂”现象，以及AI一键生成的短视频，正是“算法驱动内容生成”的典型产物。

正如技术史学者雪莉·特克尔 （Sherry Turkle） 所言，我们正在从“人与技术对话”走向“人与技术共同构成现实”。在这一新现实中，创作不再只是表达内在的“我”，而是协商、调用、操控各种系统性力量的一种实践。

从数字身份到AI人格：主体的外化与虚拟人格的生成

在“数字化生存”的阶段，个体通过社交账号、评论、发帖等行为，构建出一个“数字身份” （digital identity） ——它是现实自我的延伸，是人在网络中的投影。这种数字身份虽经编辑、美化，却仍以“我是谁”为核心，承载着个体的心理需求：展示、交流、归属、认同。

然而，步入AI化生存时代后，原先的“数字身份”正在发生深刻变异，向“AI人格” （ AIpersona） 转化。这种转化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人格的可复制性与外包性。

在AI助手系统中，比如ChatGPT、Character.AI、Replika、微软的Copilot乃至Siri的新版本，人们开始与“仿人”的智能代理建立情感与认知互动。这些AI被设定为有情绪、有语气、有个性的人格体，是“合作者”和“陪伴者”。

与此同时，一些用户开始创建自己的“数字替身” （digital avatar ） 或“AI克隆”，例如通过训练自我语料库制作的虚拟AI分身。这使得个体意识第一次拥有了“可程序化”、“可代理”、“可继承”的人格结构。

过去的人格由遗传、成长、经验等复杂生物—社会因素共同塑造，是不可复制也不可控制的。但数字人允许我们以算法语言对“人格”进行设定与迭代：性格参数可调、行为风格可选、价值倾向可设计；人格不再是自然成长结果，而是“工程对象”。这意味着“自我”可以作为代码化结构被表达、修改与运行，重新定义了“做一个人”的技术边界。

数字人不仅是“再现”，更是可以“代为行动”的主体：它可以代表用户表达情绪、处理事务、维护形象；它可以在虚拟空间中持续在线，在用户离线时延续其“存在感”与“行为意图”。这种“人格代理机制”使个体第一次能将自己的部分主体功能外包给数字分身，这在经济、社交甚至治理层面都有广泛应用潜能 （如AI客服、AI伴侣、AI虚拟主播等） 。

如果说“记忆”是传统意义上个体存在的延续方式，那么在AI时代，人格结构本身也可以被保存、传递和继承：通过训练AI代理，用户可将自身语言风格、思维逻辑、价值判断“固化”为数据模型；一种“人格遗嘱”的机制正悄然出现，使得人在物理死亡之后，其“数字人格”仍然可以被继承、对话与使用。这一点在“AI纪念馆”“AI复生亲人”等现象中已初现端倪。未来，这将深刻挑战我们对“死亡”“记忆”“身份延续”的传统认知。

第二，算法人格的反向塑造。

在AI系统的生成机制中，人们的提示输入，不仅是控制命令，也在反向构建一个“我想让你成为谁”的人格模型。这种互动呈现出高度的投射性：用户输入的每一个偏好、风格、语气，最终都会反射回用户自身，形成一个被AI“镜像反馈”的人格。

AI人格不一定忠实于人类本我，而可能是人对自我的幻象映射——它更自洽、更聪明、更善解人意，但也更“非人”，或曰“理想型我”。

第三，人格的消费化。

我们看到“虚拟偶像”、“AI主播”、“数字情人”成为产业链，AI人格被商品化、娱乐化、流量化。在直播平台、短视频、应用程序中，大量AI人格承担着劳务、陪伴、表演等角色，甚至成为“可租赁”的情感劳动者。

这种趋势构成了人格的服务化 （personality-as-a-service） ，也让“做一个人”本身成为了一种可以被模拟、出售和替换的劳动形式。这不仅挑战了“自我”的伦理边界，也模糊了人与物、主体与代理、意识与功能之间的界限。

第四，身份的扩展与去中心化。

AI人格的出现，使得一个人不再只拥有一个“固定”的数字身份，而是可以根据不同场景拥有多个“人格代理体”：商务写作风格的AI、情感支持型AI、游戏化虚拟助手……这种“人格分身”的泛化，意味着我们将不再用一个中心化的“我”来面对世界，而是被不断分形化、代理化的多重身份所取代。

从数字身份到AI人格，是一场从展示型主体向生成型主体的过渡。人不再是唯一的表达者，而是人格的一部分被技术吸纳、重组、外化，在新的互动逻辑下被不断生成与消费。

教育的反思与重构：从“知识传授”到“判断训练”

面对AI化生存，教育体系面临以下三方面的紧迫反思：

第一，去技能化的焦虑与再技能化的挑战。

许多传统专业技能 （如写作、翻译、编程、初级制图图） 已被AI部分取代，这让学生和教师面临去技能化的焦虑。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从“能不能做”的技能教育，转向强调“应不应该做”的判断教育。例如，培养AI素养 （AI literacy） ，不是着重使用AI的技巧，而是理解AI如何被建构、如何运作、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并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伦理判断和反思性操作。

第二，内容导向的课程模式失效。

当“内容生成”不再依赖人脑记忆，传统的知识储备型课程必须被重新设计。教师的角色也应从“知识的传递者”转向“问题的提出者”和“思维方式的示范者”。

AI时代的教育，尤其要注重批判性思维与跨学科问题导向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信息真实性成为这一时代的重大议题，AI能够生成“高度可信但虚假”的内容 （如伪造新闻、合成语音、Deepfake视频、语言模型“幻觉”） ，导致“真”与“伪”的边界被模糊。而批判性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质疑内容本身，更是追问其算法来源、训练偏见与传播机制。

另一方面，算法推荐系统强化已有偏好，容易形成“认知茧房”。AI工具会根据用户行为不断“喂食”相似观点，阻碍多元理解与自我反思。批判性思维要求学生，主动跨越算法滤镜，对权威提出质疑，建构逻辑一致而开放的判断力。

必须意识到，AI是“跨领域工具”，非单一学科产物，它融合了计算机科学、伦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设计学等多个领域。AI化生存呼唤一种跨学科问题导向的学习，因为在大量情况下，仅有“技术能力”无法理解其社会后果。教育目标应转向“理解问题的多面性”，而非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箱”。问题导向的学习方式可以将抽象知识与现实场景对接，让学生在“不确定中学习判断”。

同时我们要强调，人文教育不是AI的对立面，而是其必要基础。在算法逻辑统治决策、推荐系统影响人生路径的时代，文学、伦理、哲学、历史等课程，反而愈加重要。人文学科能够训练人类去反思选择、理解他者、识别情感与洞察操控——这是AI永远无法模拟的。

归根结底，如果说20世纪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工业社会的合格劳动者”，那么21世纪教育的任务，则是培养能够与智能系统共存、共进、共创的未来公民。这不仅是技能训练问题，更是价值观、责任感、判断力的塑造问题。

我们应该教育学生懂得：如何识别AI的偏见、幻象与权力结构；如何与AI共事，但不成为AI的奴隶；如何在人机混合的信息环境中，保持人的感知力、伦理性与行动自由；如何构建去中心化但负责任的公共话语空间；如何发问，而不是仅仅“生成”。

AI时代的人类角色转变：人机协作与主体重构

在人类文明的大多数时间里，技术被视为工具，是人类意志的延伸，是被使用、被控制的对象。从镰刀到蒸汽机，再到个人计算机，技术始终服从于“主—客二元”的结构，人类是主体，技术是被动媒介。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算法系统与自主学习模型的发展，这种“工具性理解”正在失效。AI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被动中介，而是拥有决策、学习与适应能力的“参与者”。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也从“单向控制”变为“协同—争议”状态。

ChatGPT会写代码，美图AI可以取代插画师，Sora能拍电影。当AI开始进入创意、思维与判断的核心领域，人的“不可替代性”开始被质疑。AI在文本生成、图像识别、语言理解等领域已表现出接近或超越人类的能力，导致认知特权的危机：谁拥有解释世界的权力？谁的“知识”更可靠、更可被信任？AI正在接管或协同许多实际行动领域的决策 （如自动驾驶、金融投资、医学诊断） 。这意味着人类与AI共享“行动能力” （agency） ——甚至在关键节点上，AI有时具有“先发权”。

最具挑战性的变化来自于AI与人类之间的伦理边界的模糊：如果AI能对人的情感做出反应，是否意味着它应拥有某种“情感地位”？如果AI能代替人类照护、抚慰，是否意味着它是“他者”而非“物”？反之，人类是否还能以绝对优势决定AI的命运 （例如“关机”） ？这些问题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也暴露出我们对于“他者性”理解的局限。

从人文主义出发，“人”是理性、语言、情感的集合。但AI的快速演化正在一点点侵蚀这些独占地带。人不再是唯一的“思考者”或“表达者”。这引发深层的本体危机与边界焦虑：人类为何还具有独特性？如果技术拥有表达与创造力，人的地位如何被重新定位？

正因以上，“数字化生存”的概念虽仍具启发性，但在AI时代显得力有不逮。我们需要用“AI化生存”来标识这样一种新状态：人类必须与AI共构生存逻辑、重新定义智能与价值。

当代社会学家希拉·贾萨诺夫 （Sheila Jasanoff） 提出“社会技术想象”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这一概念，用以指称一个社会对未来科技发展及其社会后果的集体愿景。回顾过去几十年，我们的社会技术想象多基于“人控机器”的范式：AI是工具，人是使用者；我们“借用”它完成任务，最终提升效率。

但在生成式AI兴起后，如此想象正在改变：AI不仅是执行者，更是创造的合作者、语言的替代者、决策的辅助者；人类不再始终位于中心，而可能被重新编排为多元交互系统的一部分。人与AI不再是二元，而是更像一种“共进化的混成体” （hybrid subject） 。

因此，我们所需的社会想象，不应是“复归人类中心”的保守浪漫主义，也不应是“AI替代一切”的极端未来主义，而是要展开对技术嵌入式生存条件下人类主体性的新认知：我们仍然需要教育“人”，但这个“人”不再是20世纪意义上的理性主体，而是一个能够在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混合智能中维持判断力、同理心与公共责任的行动者。

结语：在驯服与敬畏之间

《数字化生存》 （Being Digital） 曾以其预言式的技术乐观主义风格，激励了一代人拥抱信息时代的到来。它强调比特超越原子、去中心化、个性化、民主化的技术愿景，构成一种对未来的乌托邦式想象，在1990年代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然而，30年演变的结果是，民主化被平台化所取代；智能代理未实现，异化为大语言模型；比特超越原子的乌托邦叙事难以解释全球不平等的现实；“去中心化”愿景落空，技术进一步强化中心控制。今天，如果我们想提出“AI化生存”的新理念，就必须超越“数字化生存”的所有旧局限。

《数字化生存》提供的乐观主义框架，源自人类首次面对具备准主体性的技术存在现实。在AI崛起、广泛嵌入社会结构的2020年代，我们必须从这种线性的乐观主义中觉醒，转向更复杂的、历史性的、政治性的思考。

AI化生存所带来的，并不仅是技术的“渗透性增强”，更是主客边界的模糊、劳动逻辑的重组、知识结构的再定义以及情感体验方式的转型。AI的发展超越了当年想象中的规则系统和专家系统，展现出“泛用智能”的雏形，迫使我们重新定义“理解”、“创造”与“信任”的含义。我们必须重写“人—技术—社会”的三重关系，重建个体在数据、算法与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或许可以说，AI化生存不是对数字化生存的延续，而是一次范式断裂。

《数字化生存》鼓舞了一代人相信“信息即自由”、“连接即希望”。但在AI“自我生成、自我增强”的浪潮中，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乐观的愿景，而是应秉持批判现实主义态度，包括：对算法权力的批判意识；对认知能力的重新理解；对人类“生存模式”的伦理反思；对教育与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回应。

面对AI，我们可能有两种走向：一是排他模式，强化人类控制力，把AI重新“工具化”，如加装伦理围栏、设置权能上限。二是协商模式，承认AI具备一定代理性与影响力，发展出新型“人—机共治”的制度、伦理与交互范式。若走协商路线，人类社会必须准备好面对一个非人中心、技术共治的世界观。

在这个崭新的世界观中，AI不再只是人类手中的工具，它是共同命运中的行动者。而人类也不再是唯一的“世界的创造者”，而是需要与新型技术代理者共同协商“共在”的主体。这标志着人类技术观的根本转向。它不仅仅是技术史的进程，更是政治哲学、伦理秩序与制度框架的重新编排。

三十年前，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描述了一个人与机器高度融合的未来。三十年后，我们终于走到了那个“未来”——一个生成的世界、一个模糊的边界地带、一个技术如空气般无处不在的社会。当我们真正进入这个未来，我们发现：数字化仅仅是序章，AI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向。在这个未来中，“做一个人”不再是自然而然的状态，而是一项持续需要被重新定义、实践、学习的课题。AI化生存，需要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伦理的韧性、人文的底色、判断的力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胡泳，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