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部城商行走得越来越慢了

头部城商行是银行中业绩增长最快的群体，从 2019年到2024年的5年间，增速最快的7家上市银行里有6家是城商行。

不过，今年城商行一反常态，罕见拖了银行板块的后腿。一季度，上市城商行同比增速环比下降了3.6个百分点，在上市银行板块中增速下降最大。在降速趋势下，头部城商行也未能幸免。

前几年以成长性著称的成都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长沙银行都有明显降速。尤其是杭州银行，一季度，其营收同比增长2.2%，与之前五年复合增长率（12.4%）相差较多。

为什么头部城商行都在降速？

1 业绩、压力与潜力

城商行作为地方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不仅关乎自身的盈利能力，也影响着地方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然而，在追求增长的过程中，城商行面临的合规管理压力也不容忽视。2024年以来，金融监管趋严，多家城商行因信贷管理不审慎、资金空转、存款数据造假等问题收到罚单，合规挑战成为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图：头部城商行营收增速变化

今年一季度，20家上市城商行有16家同比增速下降。其中，不乏长沙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成都银行等以成长性著称的头部城商行。

以杭州银行为例，其属地居民富裕、存款多，但产业机构中有大量的互联网、软硬件、科创类等金融需求被股权融资满足的产业，分流了信贷需求。

存款多，项目少，杭州银行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债券投资中，其债券投资占生息资产比重高达45.6%，比贷款占比还多（44.9%）。金融资产占比高的资产结构使杭州银行深受金融市场回撤的影响，一季度，其非息收入同比下降7.1%，是营收降速的核心原因。

抛开非息收入的临时性影响，从资产扩张能力、净息差水平等更能反映银行业务扩张的指标中，也能看到很多头部城商行出现了增长乏力的情况。从资产扩张能力看，头部城商行中，成都银行、上海银行、长沙银行增长乏力最明显，一季度，其生息资产同比增速环比下降130bp、70bp、20bp。

图：头部城商行一季度业绩情况

而在净息差水平上，虽然降息周期下，净息差下降是正常现象，但很多头部城商行的净息差下降幅度罕见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城商行如何在保证业务增长的同时，优化内控体系，增强合规管理能力，成为其稳健发展的关键课题。除了业绩增长与合规挑战，城商行如何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值得关注。

作为地方经济的重要金融支撑，其在支持城市产业升级、中小企业融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 基建红利逐渐消失

城商行作为地方经济的重要金融支撑，其发展与城市经济的成长紧密相连。因此，其业绩表现和地区基建需求也“息息相关”。

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金融改革深化，城商行不仅需要提升自身盈利能力，还需要在金融服务层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地方经济提供精准支持。

图：头部城商行基建贷款占对公贷款比例

无论是通过信贷支持制造业、科创企业，还是参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抑或在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探索，城商行都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模式的路径。

城商行依赖基建项目也不难理解，在基建大扩张的时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为基建项目的增长提供了基础。

同时，政策助力也来得恰如其时。很多省市在基建投资中确立了拨改租模式，即不再使用财政资金拨款来做基建项目，而是由地方基建平台如成都交投等作为项目业主进行投资建设，引入信贷资金与社会资金，使地方城商行充分享受到了成都市的基建增长。

受益最明显的是成都银行，2016年之后，成都实现了从二线城市向准一线城市的跨越，GDP从2016年的1.19万亿增长到2023年的2.21万亿。

随之而来的是，成都基建明显发力，其基建、公共服务类项目合计投资从2015年的899亿元累计增长169.3%至2020年的2421亿元。同期成都银行，基建项目中的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贷款占比从8.29%提升到44.51%。

与此同时，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优化金融服务体系，使其与城市发展保持协同，是城商行未来发展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城商行的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竞争力，也深刻影响着地方经济的活力。作为区域金融的重要支撑，城商行的业务布局、风险管理、金融创新能力直接影响着城市经济的稳定性与增长潜力。

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城商行作为地方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城市经济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城商行也有必要不断优化自身的金融服务模式，与地方经济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关系。

图：息差较低的城农商行

江苏银行是另一个拥抱地区的成功案例：在对公业务上实现与零售业务双轮驱动，其立足江苏本土，长期深耕对公业务，依托地方经济特点与自身资源禀赋，构建起服务实体经济的立体化金融支持体系。

在科创金融领域，江苏银行以数智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出“科创e贷”等创新产品，针对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优化“科创融”分层分类服务体系，打造产品矩阵，并围绕科创技术攻关重点领域，创新推出特色产品，精准解决科技企业融资痛点。

3 高不良率制约扩张

近几年，城商行是上市银行中风险上升最快的板块，风控能力决定着一家银行经营情况的稳健性。

比如，北京银行、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长沙银行等头部城商行的不良生成率均在0.74%以上，高于上市银行平均水平（0.64%）。

好的例子是天津银行。天津银行为了“强清收”和“精管理”，提速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导致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从而影响了业绩的增长。

图：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增速

从资产质量层面来看，天津银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虽然截至2024年末，天津银行不良贷款率未1.7%（较上年末持平）；拨备覆盖率169.21%（较上年末上升1.35个百分点），但是不良贷款金额有所增加。

相比之下，重庆银行似乎更为轻松一些。截至2024年底，该行不良贷款率降至1.25%，这一数值为近5年来的最低水平。截至2024年末，重庆银行零售贷款不良余额26.4亿元，较上年增加7.4亿元。零售不良率2.71%，较上年底增加0.73个百分点。

头部城商行不良生成率高于行业的原因是，很多城商行在资产扩张中加大了高风险的零售、小微贷款比重。例如，长沙银行零售贷款比重从2014年的29%逐渐提升到2022年的40%。江苏银行小微贷款从2021年的4800亿增长到2023年的6200亿。

加大零售、小微贷款的好处是，这类贷款市场需求大，收益率也高，能够与收益较低但风险低的基建类项目形成搭配，使头部城商行保持可观的净息差。但问题是，一旦来到经济下行期，个人贷款、小微贷款风险也会变高。

例如，2月份，江苏银行以起始价3.47亿元挂牌转让总规模70.9亿元的个人不良贷款资产包。资产均为网贷产品，逾期时间约3年，涉及借款人33万户，平均未偿本息余额约2.15万元。

图：上市银行个金产品占其贷款总额的比例

不良贷款转让是行业惯例，不必过分解读。但多少说明，过去城商行高速发展的零售、小微业务，有一定的资产质量挑战。这也是近年来头部城商行不良生产率高于行业的原因。

顶着高风险，城商行的扩张也变得更谨慎。因此，面对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城商行需要深化“三道防线”协同机制，建立覆盖全机构、全业务、全流程的合规管理网格，并加强内控合规制度建设，将反洗钱、数据安全等监管要求嵌入核心业务流程。

4 结束语

在行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所有牌桌上的玩家其实都在“重新洗牌”。这个时候需要打破路径依赖，重拾竞争力。未来，如何平衡服务实体经济与市场化转型，将成为城商行突围的关键命题。

对城商行来说，不仅要加强与政府、企业的合作，还要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风控和科技水平，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楼卓昊Fintech”，作者：楼卓昊，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