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痛：我们都病了，病因为世界

神经现实·2025年07月16日 07:43

世界让人痛苦，我们有解药吗？

如今，很多人都在努力跟上世界的步伐，同时却又难以摆脱那种深沉而难以言喻的绝望感——除非你刚好会说德语。

人们常说，德语几乎囊括万物。比如“Schadenfreude”用以表述幸灾乐祸，而“Zeitgeist”表示时代精神。不过，也许我们该更加熟悉另一个词——Weltschmerz，即“世界之痛”。

这个词最早由德国作家约翰·保罗·里希特（Johann Paul Richter）在1823年的小说《塞丽娜》（Selina）中提出。学者们用它来描述一种特殊的忧伤：这种情绪并非源于个人遭遇，而是因他人所受的苦难；并非自身的不幸，而是整个世界的不幸。这种情感贯穿于一些文学和哲学作品中，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以及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有评论家形容Weltschmerz是一种“对道德与现实世界痛苦极度敏感”的表现。

尽管这个词早在两个多世纪前就诞生了，它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博客文章、YouTube视频以及各种自助手册中，这些内容都在讨论社交媒体、全球变暖、政治动荡等21世纪常态如何逐渐侵蚀我们的集体心理健康。Weltschmerz精准地概括了我们在刷手机时，面对无穷无尽、令人不安的标题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悲伤、无力、恐惧、不信任和愤怒的混合情绪。

我们现在的时代精神是否确实特别容易滋生Weltschmerz，还是说这只是人类个体内在的一种情绪状态？这一点很难说清，主要是因为关于这种具体心理现象的科学研究几乎还未展开。

当然，要研究Weltschmerz，首先得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将它描述为对“人世无常”的沉思，认为它是一种存在主义的问题；美国作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在其1952年的小说《看不见的人》（The Invisible Man）中似乎将Weltschmerz与代际创伤联系起来，特别是作为一位美国黑人所感受到的群体苦痛。《剑桥词典》将Weltschmerz定义为“对世界现状感到悲伤与缺乏希望”；《韦氏词典》则将其描述为“因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落差而引发的抑郁或冷漠”。

这些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也让Weltschmerz的本质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它源于悲观还是乐观？体现的是虚无主义还是理想主义？表现为冷漠，还是关心？

Weltschmerz最明显的诱因，就是目睹他人的苦难。长期以来，研究表明，与遭受创伤的人互动，例如急救人员或重病患者家属，可能会让人自身也承受心理创伤。而更近的研究发现，即使没有面对面接触，仅通过社交媒体和新闻接收负面信息，也会导致类似的心理压力，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替代性创伤”或“次级创伤”。这说明，在当今这个任何时候都能从手机里看到世界灾难的时代，Weltschmerz比过去更为常见。

另一个可能的风险因素，是人们如何建构自我感。卡迪夫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兼荣誉高级讲师马克·威廉姆斯（Marc Williams）指出，我们经历事件时产生的情绪冲击，与事件本身关系不大，而更多取决于我们赋予事件的意义与权重。他说：“对某人来说无关紧要的事，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格外沉重。”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人们的社交圈通常局限于家人和本地社区；而如今由于民族主义、大规模迁徙和科技进步，我们的“内部群体”——也就是我们的自我感——往往跨越国界、语言和文化。当我们的身份认同的范围变大，我们也更容易为这些群体中的人感到忧心。

威廉姆斯还说，这种关心甚至可以扩展到人类以外的事物：“比如在气候焦虑研究中，研究发现自然连结感越强、对自然世界认同越深的人，越容易产生这种焦虑。”嗯

从身份认同出发，还能引出另一个风险因子：情绪共情（affective empathy）。它不同于“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理解他人想法的能力），指的是你能切实感受到他人的情绪。情绪共情有助于建立人际关系，但如果过于强烈或缺乏调节，就可能导致威廉姆斯所说的“情绪过载”：长时间承受他人痛苦所带来的心理负担。这种负担会提高人们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也可能引发Weltschmerz。

最后一个因素是“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即当人们面对与自己信念、价值观相冲突的事实时产生的内在冲突。一项文献综述中指出，这种挫败感是Weltschmerz文学与哲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存在主义治疗师、欧洲大陆哲学专家、纽约瓦格纳学院心理学荣休教授迈尔斯·格罗斯（Miles Groth）指出，Weltschmerz这一概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宗教意义上苦难不可避免的信念从西方社会中消失了”。

在中世纪虔诚基督教背景下成长的人们，通常会接受“万事皆由上帝安排”，即便是邪恶和痛苦也被视为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这反而成为一种心理安慰。而后来的世代在信仰被科学所取代之后，开始将痛苦、不公与苦难视为可以避免的，因此也就变得更加难以接受。

从这个角度看，Weltschmerz可以视为“信念崩塌理论”（shattered assumptions theory）的表现。该理论由社会心理学家罗妮·贾诺夫-布尔曼（Ronnie Janoff-Bulman）在1992年的著作《信念崩塌：走向新的创伤心理学》（Shattered Assumptions: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Trauma）中提出，认为某些创伤之所以深远，是因为它们打破了人们对世界最根本的认知。即使是通过社交媒体“阴暗刷屏”（doomscrolling）间接获得这些信息，也可能引发类似反应。

一项2024年在伊朗和美国进行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关于“挑战意义”的内容，如饥荒、种族灭绝等，不仅会引发存在焦虑，还会引起“厌世情绪”——也就是对人类甚至对自己的不信任与憎恨。前者与海涅对Weltschmerz的定义一致，即对人类生存之短暂与缺陷的沉思；而后者则让人联想到叔本华笔下的Weltschmerz，他因对人类文明的深度悲观，而选择过一种禁欲与孤独的生活。

关于Weltschmerz在临床上的意义，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状态可能只是其他精神疾病的一个症状——而这些疾病早已被界定清晰、研究深入。毕竟，海涅、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和尼古劳斯·莱瑙（Nikolaus Lenau）这几位以忧郁作品奠定了Weltschmerz文学和哲学基础的代表人物，后来都被认为患有严重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荣休教授托马斯·皮什钦斯基（Thomas Pyszczynski），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创始人之一，正在收集数据研究人们因特朗普政治生涯所产生的“心理压力”。他认为，被研究者所经历的可能并非Weltschmerz，而是一种“亚临床级别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某些人身上甚至可能发展成真正的临床问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亚伦·费舍尔（Aaron Fisher）则对将Weltschmerz划为一种独立心理现象持保留态度。他认为，无论在临床还是研究中，我们应将注意力放在人们对刺激的反应上，而不是刺激本身；关注“输出”，而非“输入”。因此，他指出，不需要过于努力地区分“世界”“社区”或“自我”的压力源，否则反而会事倍功半。

与之相反，威廉姆斯则认为Weltschmerz可以与其他精神疾病区分开来。他指出，临床上的抑郁与焦虑可能会严重影响功能表现，但Weltschmerz则未必如此。“它可以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却不构成心理疾病。”他举例说，像气候焦虑这类情绪，涵盖了广泛的情绪层面，既包含个人的痛苦，也涉及道德困扰，因此很难用传统的心理疾病标准去归类。

此外，Weltschmerz带来的心理不适未必就是瘫痪式的——在很多情况下，它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推动力。威廉姆斯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气候焦虑与人们“参与环保行为的意图”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政治焦虑中：2023年的一项研究指出，那些在政治问题上情绪更负面的人，更有动力参与政治行动，例如志愿服务或向竞选活动捐款。

至于“积极行动”是否能治疗Weltschmerz，这要看具体情况。有时候，和他人一起为共同目标努力，确实能带来归属感与目标感，改善心理健康。但也有相反的例子：当这些目标非常宏大，比如结束全球贫困、促使各国政府与企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时，如果进展缓慢，人们可能会陷入更深的无力感，反而加剧原本想缓解的绝望情绪。

另一方面，Weltschmerz也可以通过“退隐”来缓解。这正是哲学家叔本华采取的方法——他坚信世界的问题根深蒂固且无解，于是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与社会保持距离，自我隔离。如今，叔本华式的“疗法”依然存在，只不过形式变得更现代：包括身体上的离线生活，尤其是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研究表明，远离社交媒体那些不断推送负面内容的算法，确实能带来明显的心理益处。但这种策略也存在道德上的困境——当我们卸载TikTok、关掉晚间新闻时，等于对那些仍在受苦的人视而不见。而那些苦难深重的人，根本没有这种“暂时关掉世界”的特权。

在临床实践中，最有效的Weltschmerz应对策略，是在“参与”与“抽离”之间找到平衡——既要在有可能时采取行动，又要清楚哪些事情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范围。纽约“真实生活心理服务中心”（Authentically Living Psychological Services）创办人、专门研究存在焦虑的临床治疗师辛西娅·肖（Cynthia Shaw）就这样解释：

“最难的部分，是在‘承认现实’和‘情绪瘫痪’之间找到一条线。”当被问到该如何在不背弃道德信念的前提下处理Weltschmerz所带来的痛苦时，她说，“你不能对别人说‘一切都会好的’，因为他们是对的，有些事情真的不OK。”

“但一直沉浸在绝望中也不是办法。所以，治疗的目标并不是‘修复’世界，也不是‘修复’这个人。重点不在于‘不在乎’，而在于学习‘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