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广告公司CEO年薪，有人仅拿1美元基础薪资
今年5月，宏盟（Omnicom）首席执行官约翰·雷恩（John Wren）与公司续签了新的雇佣协议，协议规定，自2025年6月1日起，雷恩的基础薪资将从100万美元降至1美元，任期将延长至2028年。
将基础薪资降至1美元，在科技、互联网等高增长行业并不罕见——特斯拉CEO马斯克甚至没有基本工资，只在达成特定业绩目标后获得股票奖励；Meta CEO扎克伯格自2013年以来也一直领取1美元年薪。
科技与互联网行业往往依赖巨额股权激励，将CEO收入与股东长期回报紧密绑定。这样的薪酬结构传递给市场和投资者一种信号，即CEO愿意以身作则、与股东共担风险、共享成果。
但广告行业并不以激进的股权激励著称。以其他广告巨头为例，IPG CEO的基础年薪为150万美元，WPP CEO的基础年薪是125万英镑。
那么，约翰·雷恩拿1美元基础薪资的底气是什么？
根据高管薪酬和公司治理数据分析公司Equilar的公开文件，约翰·雷恩在2024年的总薪酬达到2167万美元，其中基础薪资仅占4.61%。相较之下，电通CEO五十岚宏虽有90万美元的基础薪资，但其2024年总薪酬仅约178万美元。
千万年薪：业绩、股权与市场的角力
Morketing整理绘制
2024年，宏盟CEO约翰·雷恩以2167万美元的总薪酬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IPG CEO菲利普·克拉科夫斯基（Philippe Krakowsky）的1643万美元年薪。
两人的收入都高于这个职位通常的水平。Equilar数据显示，2024年，管理标普500公司（S&P 500）的CEO总薪酬中位数为1641万美元。在CEO薪酬与普通员工收入对比方面，雷恩和克拉科夫斯基同样居于榜首。
去年，雷恩的收入是宏盟一名处于公司薪酬中位水平员工的494倍。克拉科夫斯基的与员工收入比是218：1。这些比例超过了2024年标普500公司的中位水平。以标普500公司为基准，首席执行官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的中位比例——197：1。
值得注意的是，汉威士CEO雅尼克·博罗雷（Yannick Bolloré）薪资涨幅最大，从2023年的400万美元增至1140万美元，涨幅约2.8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WPP CEO马克·里德（Mark Read）薪资从580万美元降至490万美元，下降15%。
那么，为什么广告公司CEO们的薪酬差距越来越大？
其实，现代广告集团的薪酬体系强调“业绩挂钩”的长期激励，尤其是通过股权奖励把CEO的利益与公司股价表现绑定。那些能够带领公司实现数字转型、盈利增长的CEO，往往能获得巨额股票期权和留任奖励。以汉威士为例，其母公司维旺迪（Vivendi）2024 年整体表现优异，叠加公司为雅尼克・博罗雷设立的特殊留任奖励计划，推动其薪酬较 2023 年增长约 2.8 倍。
另外一方面，在英国和欧洲地区，公众及机构投资者对高管薪酬的关注日益加强，尤其在经济不景气时，过高的CEO薪酬往往招致批评和舆论压力。以WPP的CEO 马克·里德为例，在2024年的薪酬下降了约14%，一部分原因就是未完成既定业绩目标，加上股东要求更严格的薪酬约束，愈发凸显绩效导向的市场压力。
行业估值与市场环境的波动同样对CEO的薪资有直接影响。比如WPP 马克·里德薪酬下降，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股权奖励，包括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单位（RSU）。2023年，由于WPP业绩未达标且市场对广告业未来前景持谨慎态度，股价表现疲软，导致这些股权激励的市场价值缩水，最终拉低了Mark Read的整体薪酬。
相比之下，宏盟和IPG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投资者信心相对充足，股价保持稳定或略有上涨，使得其CEO手中股权奖励的价值保持甚至有所提升，从而支持了他们薪酬的稳定增长。
除此之外，薪酬差距还和公司治理结构、CEO的身份密切相关。比如汉威士的雅尼克·博罗雷本身就是博罗雷家族的继承人，他既是集团主席，又是家族主要持股人，这样的角色意味着他的收入不仅来自职业经理人薪酬，也和家族财富及公司股息密切挂钩。
在欧洲家族控股的广告集团里，管理层和股东的边界更模糊，薪酬决策也往往带有长期稳定家族控制的考量。相比之下，像WPP、Omnicom、IPG这样的上市公司由典型的职业经理人执掌，薪酬更强调绩效、市场估值和股东回报。正因为这些差异，同样规模的企业，CEO的薪资结构、波动区间和话语权都可能截然不同。
新阶段的新挑战：AI、数据与模式革新
柱状图为CEO薪资（单位：万美元），折线图为公司营收（单位：亿美元）| Morketing整理绘制
从CEO薪资与公司的年营收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WPP的营收较高，达到了186.7亿美元，但由于营收下滑和市场不确定，CEO马克·里德的薪酬反而下降了。因为CEO收入不仅仅取决于营收数字，更看重的是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市场表现以及未来增长潜力。
如今，六大广告集团正驶入一片充满不确定性的海域。客户预算收紧、生成式 AI 颠覆创意生产模式、大型科技平台全面渗透营销链条 —— 这些都是它们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
过去十年里，广告巨头们依赖规模和并购维持增长。WPP在2016至2022年这段时间内，共进行了超25起收购，试图通过技术整合提升企业营收。但到了AI爆发的当下，这种模式开始显现疲态。财报数据显示，WPP集团在2024年的全年总营收为186.7亿美元，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
所以，马克·里德 把AIGC（生成式AI）作为未来增长的核心，推出了集成创意生成、媒介购买和客户分析的AI平台——“WPP Open”，希望用技术提高产出效率，同时增强客户黏性。
里德曾表示：“我们正在做出全方位的努力，通过旗下知名的媒介管理集团群邑集团（GroupM）的新领导层，以及对人工智能、数据和自有媒体的进一步投资，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地位。”我们也能看到群邑将迎来历史性的改革——改名为WPP Media。
与此同时，在里德任期内，WPP遭遇客户流失的重创，多个大客户的离开对集团业绩构成压力。为应对市场挑战，WPP在7月10日宣布，里德将提前四个月卸任，CEO将由微软高管辛迪·罗斯（Cindy Rose），计划于2025年9月1日正式履职。
阳狮集团则趁势吸纳了WPP多家重要客户。凭借其在数据转型上的激进布局，阳狮强化了“Power of One”战略，推动创意、数据与技术的深度融合，要求旗下各品牌迅速实现数据驱动营销和生成式AI的落地。
2024年，阳狮启动了名为“CoreAI”的创新项目，投入逾1亿欧元，推动AI在内容创意、媒介购买及客户体验中的应用，增强自动化和智能化能力，同时确保转型过程中的组织协调和产出效率。
而宏盟采取的是相对稳健的策略，把重点放在现有数据和电商能力的深耕上，以Omnicom Precision Marketing Group（OPMG)为增长引擎，同时加大对电商、客户体验、数据服务的投入。
为了把各个业务板块的资源集中起来，宏盟把全球的创意和媒体代理网络进行了整合，成立了共享平台Omnicom Advertising Collective ，把原本分散在不同公司里的岗位、服务和流程统一管理，既减少了重复投入，也降低了运营成本。
2024 年底，宏盟更是宣布以全股票形式收购 IPG，交易总额约 133 亿美元，意在把 IPG 的 Mediabrands（盟博）、Acxiom （安客诚）和 McCann（麦肯光明） 等核心资产纳入麾下，打造全球最大的广告控股集团，对抗科技平台和生成式 AI 带来的市场压力。
即将被收购的IPG则希望在创意失去溢价的背景下，依靠数据驱动业务维持议价能力。
他们整合和精简了多个低毛利网络，退出部分盈利不佳的市场，专注于医疗健康和B2B电商领域——这两个板块2024年分别录得高个位数增长。同时，IPG也在McCann、FCB（Foote Cone & Belding博达大桥）等核心品牌部署AI内容生产工具，以提升创意部门的交付效率。
电通面临的困境是在过渡依赖本土收入，其在日本本土的收入占比仍超45%，全球化整合不足。他们在推动“One Dentsu”全球一体化战略的基础上，将Merkle、Isobar等海外资产整合到统一的管理架构之下，同时在日本本土市场推出面向中小企业的数字广告解决方案，以扩大收入来源。
汉威士则在规模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强化“Havas Village”（汉威士村）模式，把创意与媒介资源整合在同一团队，提升交叉销售比例。集团在北美市场主打灵活套餐，争取中型客户的份额，同时聚焦医疗健康、娱乐等较为抗周期的行业，以平衡快消和零售预算下滑的影响。
事实上，CEO薪酬差异，本质反映的是他们对未来的不同选择与押注，而业绩表现则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方向的试金石。历史告诉我们，在技术革命面前，规模和资本往往不是决定性因素。
不确定性的海域里，没有永远的领航者。那些能够在变革中找到新的价值创造模式的公司，才能获得市场的长期回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j00816”（ID：Morketing），作者：Elane，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