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捐精的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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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想通过受赠捐精这样的形式有一个孩子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在各国法律法规均不完善的现实下，因连环捐精者而受到伤害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本文译自New York Time，作者杰奎琳莫罗兹（Jacqueline Mroz），原标题为" The Case of the Serial Sperm Donor "，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2015年，荷兰的一个手工木作人凡妮莎·范·埃维克(Vanessa van Ewijk)，她决定要一个孩子。她是一个34岁的单身女性，所以，像许多女性一样，她决定寻找精子捐赠者。

她曾经考虑过通过生育诊所怀孕，但所需的花销费用对她来说太高了。所以，她通过一个名为“想要一个孩子”(Desire for a Child)的网站，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候选人。现在的在线精子提供公司越来越多，这个网站就是其中之一，它可以为候选捐赠者和潜在接受者直接进行配对。范·埃维克被一篇关于乔纳森·雅各布·梅耶尔(Jonathan Jacob Meijer)的文章特别吸引，他是一名30多岁的荷兰音乐家。

梅耶尔长得很英俊，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一头浓密的金色卷发。范·埃维克很喜欢他的真诚。她说：“我跟他通过电话，听起来他很温柔、善良，也很有礼貌。”“他喜欢音乐，他与她谈论了很多他对生活的看法。从任何意义上说，他都不怎么坚强。他看起来像邻家男孩。”

大约在一个月后，在几次的相互沟通之后，她和梅耶尔尔安排在海牙繁忙的铁路枢纽中央车站见面。他向她提供了精子，她付给他165欧元(约200美元)，并支付了他的旅行费用。几个月后，她生了一个女儿，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梅耶尔告诉她，这是他的第八个孩子。(梅耶尔拒绝为本文接受采访，但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一些问题，并表示他不允许自己的名字发表。)

2017年，当她决定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再次联系了梅耶尔。他再次与她见面了，收取了同样的费用并提供了精液。她又怀孕了，这次生了一个男孩。

不过，即使在第二次生育之前，范·埃维克已经得知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她在Facebook上联系到了与另一个单身母亲，她也曾经选择了梅耶尔作为捐赠者。这个人告诉她，根据她在2017年通过荷兰卫生福利和体育部的调查，他在荷兰通过大量的的生育诊所已经生了至少102名儿童了，而这份统计还不包括他通过其他网站的私下业务。

范·埃维克希望她的孩子们是真正的兄弟姐妹，所以她确实希望梅耶尔仍然成为捐赠者。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震惊。荷兰是一个小国，只拥有1700万人口，然而在人群中，彼此不认识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越多，他们中的两个无意中相遇并生出自己孩子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说，这些孩子们携带遗传缺陷的风险就越大。

范·埃维克愤怒地质问过梅耶尔。他承认自己至少生了175个孩子，而且可能还会有更多。

“他说，‘我只是在帮助女性实现她们最大的愿望，’”范·埃维克回忆说。“我说：‘我再也不需要你的帮助了！我该怎么告诉我的孩子，他们可能会有300个兄弟姐妹？’”

但其实她所知道的，可能只是事实数量的一半。

在约会软件上点赞的危险

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于1978年，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精子捐献已经成为一项蒸蒸日上的全球业务，因为生育诊所、精子库和私人捐赠者都在寻求客户，那些满足渴望怀孕的父母的需求。

然而，作为一个行业，它的监管却很差。各种法律表面上规定了哪些人可以捐赠，捐赠地点和频率，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在人群中引入或扩大遗传残疾基因。在德国，一个精子银行的捐赠者不能生育超过15个孩子；英国的上限是10个孩子；在荷兰，法律首先禁止匿名捐赠，而且将诊所捐赠者的生育限制在25名儿童以内，并且禁止在该国的一家以上诊所捐赠，但这个指导方针却不具有约束力；在美国，没有任何法律限制，只有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指导方针中写着：每80万人口中，由捐赠者生育的孩子为25个。

国际上的监管制度甚至更加缺乏。几乎没有什么能阻止精子捐赠者，在本国以外的国家的诊所进行精子捐赠，或者在像丹麦克瑞奥斯国际(Cryos International)这样的全球机构捐赠精子。克瑞奥斯国际是世界上最大的精子银行，它向100多个国家提供精液运送服务。

“在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捐赠者，在不止一家精子库进行捐赠，”温迪·克莱默(Wendy Kramer)说。她是捐赠兄弟登记机构(donor Sibling Registry)的联合创始人和执行董事，该机构为美国的捐赠家庭提供支持。“精子库声称他们会询问捐献者是否在其他地方捐过精，但没人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捐过精。”

几乎没有法律来管辖私人捐赠，像范·埃维克和梅耶尔通过互联网安排的那种。由于这些法律漏洞，目前已经出现了几起，捐赠者生了几十个甚至更多孩子的案例，以及成年子女往往通过社交媒体发现，他们不仅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而竟然是几十个。

2019年，荷兰捐赠儿童基金会（the Dutch Donor Child Foundation）,它是一个倡议团体，致力于促进法律和情感支持捐赠怀孕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庭，帮助他们寻找血缘上的亲属，并通过DNA测试进行确认。于2017年去世的生育专家卡尔巴特（Karbaat）博士，通过在自己鹿特丹（Rotterdam）的诊所里治疗不孕妇女，用自己的精子曾偷偷生了至少68名儿童。

在荷兰，有一位被称为路易斯(Louis)的捐精者，至少有200多个后代，其中许多人不认识彼此。六年前，36岁的荷兰信息技术顾问伊沃·范·海伦(Ivo van Halen)得知自己是其中一员。从那以后，他已经成功地与42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建立了直接联系。

“学会如何把42个兄弟姐妹融入你的生活中，也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成就了”范·海伦在一次采访中说。“没有书本知识教你怎么做。我们的家庭组织里已经有了70个已知的孩子，并且每个月都有新的匹配者出现。”

他的一些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在一款约会应用软件火种（Tinder）上遇见过很多。他的住在海牙的同父异母兄弟乔迪·威勒肯斯(Jordy Willekens)，在网上遇到了四个同父异母的姐妹。威勒肯斯说：“有一次，我在一个姐姐身上刷了一下（注：点赞），她同时也在刷我。”

在恋爱约会之前，该组织有一份潜在的兄弟姐妹名单以供参考。现在正在谈恋爱的威勒肯斯说，他在约会时非常地谨慎：“到现在为止，我的眼光已经非常敏锐了。”

“这对孩子们是很危险的”

有些捐精者，比如卡尔巴特，他是偷偷地非法地捐精，当多年以后，这些后代们忽然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事实真相时，这常常让人感到非常震惊的。

其他的一些捐精者，则公开地挥霍无度。纽约的一名数学教授阿里·纳格尔(Ari Nagel)，他只在网上进行捐精，并直接与受赠者联系。他被称为“塔吉特捐精者”（Target Donor），因为他有时会在诸如塔吉特商店（Target stores）这样的公共场所刻意遇见女性，然后将自己的精子捐献出去。他告诉《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他已经有了76个亲生孩子。西蒙·沃森（Simon Watson）是英国的一名捐精者，他经常在脸书（Facebook）上更新自己孩子的照片。2016年，他告诉BBC，他在全世界各地，已经至少有800个孩子了。

梅耶尔似乎上述两种方法都采用过，在超出建议范围的更多家诊所进行注册，同时也进行私下捐精。

2017年，范·埃维克在与梅耶尔对证后，她通知了荷兰捐赠儿童基金会(Dutch Donor Child Foundation)，他的孩子比他最初透露的要多得多，而且他一直在其他几家诊所捐献精子。这个组织其实已经知道他了，从其他有同样投诉的母亲们那里。

该基金会很快便有了认定，在荷兰，梅耶尔私下里已经至少是80个孩子的父亲了，此外，荷兰卫生、福利和体育部通过该国的11家诊所，又确定了另外102个孩子。政府已经要求荷兰所有精子诊所停止使用梅耶尔的精液。

(由于荷兰的隐私法限制，政府没有公开指明梅耶尔是受质疑的捐赠者。然而，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一位卫生部发言人证实了他的身份。“捐赠者必须与他们的诊所签署协议，保证不在其他诊所捐献精子，”格里特-扬•克莱扬（Gerrit-Jan KleinJan）写道。“你提到的捐精者也签订了这份协议。然而，他确实向更多的精子库进行捐精，结果生了102个孩子。”)

后来，范·埃维克和另外两位荷兰母亲成为了朋友，她们也曾用梅耶尔做过捐赠者。两人在同一所幼儿园一起工作，当她们注意到自己的孩子都是9岁，并且长得很像时，她们意识到自己的捐赠者是同一个人。

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这两名女性要求匿名。她们说，她们也认识她们所在城市阿尔米尔（Almere）里的其他几名女性，她们都曾把梅耶尔作为捐赠者。一位母亲担心，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可能会意外相遇，甚至建立恋爱关系。

“这太恶心了，我想要这一切停止，”她说。“这对孩子们来说是很危险的。阿尔米尔有很多血缘上的兄弟姐妹，他们有可能会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坠入爱河。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在卡尔巴特一案中，代表这些家庭的荷兰律师蒂姆·比特(Tim Bueter)表示，曾有12位使用梅耶尔精子的母亲联系过他。他们想知道她们是否可以对他采取任何法律行动。皮特说，她们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因为目前并没有适用的法律。

“听到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真是令人十分震惊，”比特说。“孩子们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阻止他这样的行为。而这些女性唯一能做的就是公开整件事，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不要再让这个男人捐精了。”

13个或以上的国家

乔丽德布尔（Joëlle de Boer）是一名志愿者，也是荷兰捐赠儿童基金会的国际联络人，她一直在追踪梅耶尔的活动轨迹。根据她的研究，他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和乌克兰旅行了好几年，自2007年以来，他在不同的诊所捐精，也在网上私下捐精。

2017年6月，他在Facebook上写道:“两周前，我去基辅（Kyiv）的Biotexcom诊所捐赠精子。”这里指的是在乌克兰的Biotexcom人类生育中心，该中心使用捐赠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和代孕。“我帮助过的那位女士，她使用了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卵子捐赠者，她将与我的精子受精。我得说，这是我在诊所里最棒的经历之一！”

德布尔还将梅耶尔的在线活动列成了表格，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8个私人捐精网站。在一个网站上，他宣传自己是金发碧眼的“来自维京的音乐人捐精者”。她向《泰晤士报》（The Times）分享了一些私人捐精网站的屏幕截图，其中一名捐精者使用的是梅耶尔照片，以及一些假名字，包括“卢卡斯（Lukas）”和“马丁（Martijn）”。在被要求置评时，梅耶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从未使用过假名捐精。”

此外，梅耶尔至少已经在一家国际精子库——克瑞奥斯(Cryos)——注册过。克瑞奥斯并没有对捐精者可以生多少个孩子设定总体限制，尽管它声称会遵守每个捐精国家设定的限制。尽管如此，由于每家精子银行向几十个国家同时出口产品，一个捐精者就可能在全世界生产出数百甚至数千个儿童。

再者，与禁止匿名捐赠的荷兰精子库不同，国际精子库通常用化名或号码登记捐精者。此外，他们依靠的是客户自愿报告自己孩子的出生情况，来追踪捐精者的后代，而这种记录并不总是准确的。而且，目前还没有国际捐精者登记制度，因此受赠人很难知道捐精者还可能把自己的精子捐献给了哪里，或者她的孩子可能有多少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德布尔说，她已经与澳大利亚、意大利、塞尔维亚、乌克兰、德国、波兰、匈牙利、瑞士、罗马尼亚、丹麦、瑞典、墨西哥和美国的梅耶尔生下孩子的母亲取得了联系。其中有几个人是范·埃维克的朋友，她联系了两个在荷兰的母亲，她们向记者证实了自己的说法。

一位德国女士告诉《泰晤士报》，她是通过克瑞奥斯获得梅耶尔的精子的。虽然他是用化名捐款的，但她还是查到了他的真名。2019年，她收到了克瑞奥斯公司的一封信，通知她说，她的捐赠者“在丹麦以外的国家捐赠了精子，因此违反了他与克瑞奥斯公司签订的只向我们的精子银行捐赠精子的合同。”

信中还说:“这意味着因捐精者的怀孕次数，比我们系统中登记的要多。”信中说，该公司还通知了丹麦卫生当局，并已停止分发他的精液。

梅耶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他不记得在其他诊所被禁止捐献：“诊所进行了密集的健康和基因筛查和面试，我都通过了，但我不记得这个程序，不能说任何有关它的事情。”在第二封电子邮件中，他说：“(直到现在)精子库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协议，来检查捐精者是否在其他地方捐献精子。”

克瑞奥斯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里斯列夫(Peter Reeslev)表示，克瑞奥斯公司的捐赠者不可能在不知道该独家条款的情况下签署协议。“不，”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捐精者在合同上已经签署并承诺，在此之前，他们不会在克瑞奥斯以外的任何组织机构捐献精子，而且今后也不会向其他精子库/组织中心捐献精子。”

他补充说：“一般来说，克瑞奥斯公司与任何形式的连续捐精活动都是无关的，因为在每个国家，他们捐献精子的人，都不能超过国家的限额。”

梅耶尔通过捐精在世界各地究竟已有了多少孩子，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荷兰捐赠儿童基金会(Dutch Donor Child Foundation)主任泰斯·范德梅尔(Ties van der Meer)和他的同事们计算出，如果以梅耶尔已知的诊所和私人捐赠模式作为指标的话，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几百甚至上千。

梅耶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否认了这一结论。“我有大约250个孩子，”他说。“1000个的假设是荒谬的。我对他们这些数字的痴迷感到失望。我成为一个捐精者，不是为了什么数字，而是出于爱，帮助父母实现他们的梦想。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只关注数字，把因我捐精而出生的孩子们看作数字。”

制定法律约束

配子捐赠集团(gamte donor Special Interest Group)主席莫尼克·h·莫赫塔尔(Monique H. Mochtar)博士说，为了解决连续捐精的问题，荷兰官员正在实施各种措施，包括为捐精者建立一个中央登记处，以防止男性同时在几家诊所捐精。此外，由于梅耶尔的事件，今年春天，精子诊所对每个捐精者生育25个孩子的建议上限，有望被修改为法律，即在全国范围内，每个捐精者只能生育12个孩子。

但真实的挑战和法律漏洞仍然存在于国际层面。荷兰捐赠儿童基金会的范德梅尔说：“国际生育行业目前缺乏监管和立法机构，这让公司可以自作主张，并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我们需要国际立法，并为所有受到像这个人这样的捐赠者行为而伤害的家庭提供帮助。”

连环捐精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重视。柏林的一个律师克里斯蒂娜·莫特吉(Christina Motejl)是欧洲捐赠后代组织(Donor Offspring Europe)的成员，这是欧洲一个由捐赠受孕的成人组成的组织网络。她说，该组织重点跟踪关注那些走遍欧洲，试图成为尽可能多的孩子的父亲的捐精者。

“从自恋的角度来说，这真的有点恶心，”她说。“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会想要100个或更多的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些人是想要确认他们是一个伟大的人，每个人都想要他们。”

朱迪斯达尔（Judith Daar）是美国生殖医学协会伦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她表示，尽管通常会有反对意见，关于比自然受孕更严格地限制辅助调节生育，但它在极端情况下可能的确是适当的，比如梅耶尔的案例，要限制他捐精出生的后代的数量，以及任何一个其他的捐精者。

她指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捐精，避开精子库或医院的正规文书的这些人，最终可能会遭遇极其严重的法律后果。

“捐赠者应该意识到，根据州法律，他们可能会被视为任何后代的合法父母，”达尔说。她还是北肯塔基大学(north Kentucky University)的法学教授，著有《新优生学：生殖技术时代的选择性育种》(the New Eugenics: Selective Breeding in an Era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一书。她还鼓励女性通过合格的专家，来验证捐精者的健康和基因检测，而不是仅仅相信捐精者的话。

捐精者的生活

是什么促使精子捐献者如此慷慨地捐献精子？

2013年，在捐赠兄弟姐妹登记处(Donor Sibling Registry)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了三个主要动机(至少对普通捐精者来说是这样)：金钱、慷慨和将自己的DNA遗传给他人的愿望。

“我认为你必须重点看看第三个，他们是要把基因传给下一代，”登记中心的执行主任克莱默（Kramer）说。“这是某些男性基因的因素导致他们这么做吗？”是什么让一个男人持续捐精了六年？十年？如果每一笔捐精都能出生4到24个孩子，他们就能算出来的。他们为什么不再三考虑考虑呢？”

在一些国家里，捐精的经济补偿相当微薄，但一些捐精者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同意被支付一些象征性的费用，以换取与受赠人亲自会面的旅费。

现年45岁的内格尔（Nagel）还没有结婚。他说，为了得到他的精子，很多女人会带他飞往世界各地，包括以色列、东南亚、加纳和菲律宾。当记者联系到内格尔时，他正准备飞往墨西哥，去协助进行人工授精，然后飞往佛罗里达、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与他的一些子女见面庆祝他们的生日。

根据克瑞奥斯公司的捐精者资料，梅耶尔也经常到遥远的地方旅行，包括阿根廷、中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该资料使用了必要的化名，指出他在大学毕业后，曾担任高中社会科学的教师，现在在一家开发和贸易公司从事加密货币工作。他的优点包括“我的乐观和永远快乐的性格”。他的缺点是：“因为我是一个梦想家，我总是需要专注于把事情做对，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会忘记去做。有时候我需要很多时间自己思考，因为我是一个天性敏感的人。”

和许多捐精者一样，梅耶尔说他的意图是善良的，是为了帮助那些想要拥有一个家庭的人。“需求仍然非常巨大，有能力的捐精者的数量很少。”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内格尔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喜欢有孩子，”他说。“我很高兴能帮助这么多美丽的家庭成长起来，看到他们有这多么的幸福，生活中充满了爱。”

但范德米尔说，一些捐精者似乎在进行一场比赛，看谁能成为最多孩子的父亲。范德米尔是一位捐过精子的捐献者。

梅耶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知道人们对我会有非常武断的评论，或者认为我捐精是出于自恋。但是我是一个很脚踏实地的人，我对自己的评价不太高。(我更喜欢诚实地面对自己，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优点。)但作为捐精者，激励我的是用一点点的帮助，做一些真正伟大的事情，那就是受赠者的感激之情，以及我与孩子们和受赠者分享的温暖的感觉和回忆。”

然而，温暖的感觉，不一定是相互的。

澳大利亚一位母亲通过克瑞奥斯公司，购买了梅耶尔的精子并育有一子。她说，梅耶尔育有这么多孩子让她感到非常不安。(出于隐私考虑，她要求匿名。)她和其他大约50位使用他精子的母亲，组成了一个名为“使命母亲”(Moms ona Mission)的组织，试图让他停止捐献精子。

她们的目标是联系尽可能多的其他家长，找出他所生育的孩子的真实数量，这样她们的孩子长大后就可以互相联系。该组织还提倡建立一个国际捐精者数据库。

这位澳大利亚母亲说：“这样的话，这些捐精人就不能在没有其他家长们同意的情况下，随时随意地捐出自己的精子，创造出世界上所有这样的孩子。”“我无法想象我们的孩子知道真相后会怎么想。”

译者：TeresaC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