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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投资家的家庭投资课

巴伦周刊 · 2020-06-08
金钱害怕寂寞,它们希望能在一起玩耍,所以会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同一个地方。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ID:barronschina),作者 村上世彰,36氪经授权发布。

大部分美国市场之外的投资家都被低估或者忽视。上周我们介绍了一本关于欧洲投资家投资理念的书《长期投资》,本周我们再来看看一位来自日本的投资家回忆录,这就是日本投资家村上世彰对于自己投资经历的回顾与反思:《我的投资生涯:一位日本投资人的自白》。

从村上世彰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日本这样一个金融观念并不太盛行的国家里,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于投资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村上世彰的核心投资观念大都来自于他的父亲,这既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具备了对投资事业的敏感,也让他在面对新潮流的来临时裹足不前。

除了投资,村上世彰还一直致力于改变日本企业的公司治理,但是在财阀利益盘根错节的日本资本市场,他无异于向风车宣战的堂吉诃德。同处东亚文化体系的中日资本市场有很多相似之处,村上世彰的很多经验和理念其实也非常适用于中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有着独特的启发,本文选自村上世彰为本书所写的序言《投资家的诞生》。

欢迎读者分享您自己的投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并留言评论,我们将选择五位留言读者,各赠送《我的投资生涯:一位日本投资人的自白》一本。

自幼时起,我的乐趣就是喜欢观察存折上打印的钱数一点点变多。所以我总是缠着父亲并央求他:“给我点零花钱吧,再给我点零花钱嘛。”不过,我对于金钱的渴求,可不是因为想要买什么,而是打算把它们全都存起来。每次一拿到零花钱,我就拔腿跑到银行,把钱存到我的账户里,然后就一遍又一遍地欣赏着存折上的余额。

那时候,我还非常喜欢逛百货商场。当然了,这既不是为了跟大人撒娇要个玩具,也不是为了用攒下来的零钱买些什么。到了商场里,我会仔细观察各类商品的价签,还不停地嚷嚷:“这个卖贵了!那个倒是挺便宜!”那时的我,对商品本身没有什么兴趣,反而更关心商品的价值—那时的我的确是个有点不同寻常的孩子。

我的父亲是一名投资家。他经常对我说:“金钱是很害怕寂寞的。它们希望能够在一起玩耍,所以会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同一个地方。”

听了这话,幼小的我在心里默默盘算:“这么说来,攒下的钱越多,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了!”因此,我开始尽可能地攒钱。

到我上大学为止,父母每年都会给我11万日元,但这些钱都以我的名义购买了股票。为什么是11万日元呢?这是因为,当时赠与数额若在10万日元以下,是不需要缴纳赠与税的。也就是说,如果赠与额是11万日元,则需要缴纳1000日元的赠与税,这就会有纳税记录。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将来有一天,如果想要证明这些财产是我的,手续就会变得比较容易。我记得,父母给我的钱都加起来一共有200万~300万日元,而购买的股票价值,则涨到2000万日元左右。这些股票包括三井不动产、近铁等,直到今天,我的零股复印件还和当年那些赠与税的纳税证明一同保存着。

股票的买进和卖出,并不是我自己做主的,甚至我从来都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意见。父母的目的是为了再以我的名义购置一套房产。1980年,父母买下了港区高轮的Paircity Renaissance公寓。那时候,卖掉股票赚的钱就派上了用场。当时,那里是东京的顶级公寓,还带有网球场。新婚燕尔的山口百惠夫妇也住在这里,我还时常和他们打招呼。

人生第一次独立炒股,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将一叠绑着封带的钞票放在我面前,总共是100万日元。

“世彰,你总说想要零花钱,现在我给你100万日元。不过,这可是到你大学毕业为止所有的零花钱。你想拿这些钱做什么?”父亲对我说。

我从未亲眼见过那么多的钱,不禁兴奋异常。但是,我还是先让自己冷静下来,计算了一番,接着对父亲说:“爸爸,到我大学毕业,还有14年,100万也太少了吧!现在离我上大学,刚好是10年,平均一年是10万。所以,把这些钱当作我上大学之前的零花钱好不好!”

就这样,我一次性预支了到上大学为止所有的零花钱,拿到了100万日元现金。于是,我将这100万日元当作本钱,开始炒股。我先拿出50万日元,以每股二百几十日元的单价,买入了2000股札幌啤酒的股票。可以说,这是我投资生涯的第一步。为什么会选择札幌啤酒呢?理由说起来有点单纯,其实就是因为我父亲最爱喝札幌啤酒。

证券公司的一切手续,都是我托母亲办理的。至于我,每天都会在报纸上研究当天的股价,也开始读一些经济领域的新闻报道。札幌啤酒这只股票,我大概持有了两年多,利润大约在10万日元左右。在那之后,100万日元的本钱,也一直是顺顺利利只赚不赔。

高中时,我买入了一家叫作同和矿业的庄股。那时,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黄金价格刚刚开始上扬。同和矿业拥有自己的金矿,我心里盘算,如果黄金价格上涨,那这家公司的股价八成也会涨上去。于是,我用400日元左右的价格买入2000股该公司的股票,一共花了80万日元。

之后没过多久,同和矿业接连涨停了好几天,每天都能上涨100日元左右,一天的账外收益就有20万日元。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每天都沉浸在观察K线图的乐趣之中,久久不能自拔。

同和矿业的股价连续涨停了一周,最高时竟然达到900日元一股。但是,我没有下决心在最高点果断出手。之后股价急速下跌,我只好在700日元左右时抛出,结果收益达到60万日元。抛出的那一刻,我切切实实感到—股价就像过山车,股票随时要人命。赚到了钱,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懊悔极了,痛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在900日元的最高点离场。

“开始涨价的时候买入,开始降价的时候卖出,但是不要妄想能在最低点买入、最高点卖出。”父亲过去经常这样说,我深以为然。

我最为尊敬的投资家,便是我的父亲。我所有的投资哲学,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开始涨价的时候买入,开始降价的时候卖出”,这句父亲的教导,到现在还都是我投资生涯的座右铭。

父亲是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出生的,当时是被作为日本籍对待的。条件富裕的台湾家庭,大多会把孩子送到日本去留学,父亲也走了这样一条路。父亲从初中起就在日本留学,上大学之后才回到台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被征兵入伍。他能熟练使用中文和马来语,所以先后被送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日本战败后,父亲成了俘虏,被关押在新加坡的樟宜监狱。

之后,好不容易乘坐复员船到了日本,刚一下船,就被日本政府取消日本国籍遣送回台湾。20世纪50年代,父亲再一次去了日本,与我的母亲相识结婚,取得了日本国籍。之后,父亲利用自己在台湾与东南亚建立的人脉,开始在大阪经商,涉足贸易领域。

父亲在大阪创建了总部,还在东京设立了分公司。同时,在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也设有办事处。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最多的时候雇用了50多名员工。但是,父亲似乎并不是一名合格的企业经营者,总是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曾经就发生过员工携公款出逃的事情。到了20世纪80年代,父亲已经对经营企业感到心灰意冷,逐渐把事业重心转向了投资。

我小学四年级时,家里雇了一位保姆,老家是三重县松阪市的。每次她回老家,我们总是会托她买一些和田金地区的松阪牛肉回来,这种牛肉算得上是日本最好吃的牛肉了。有一天,父亲把我和哥哥叫过去,对我们说:“我这回托阿姨买了好多好多松阪牛肉,你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吧。不过,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爸爸要赌上一把,如果输了,这么贵的肉可能就再也吃不到了。”

那一次,父亲的赌注全部压在了香港制作塑胶花的企业上。那时,香港生产的塑胶人造花,被称为香港塑胶花。父亲投下了一生中最大的赌注—一笔巨额资金。

大概一年之后,父亲带我去香港,一起参观了他所投资的那家香港塑胶花工厂。当地的投资伙伴开着两辆崭新的奔驰到机场来迎接我们。看到那一幕时,就算我还是个小孩子,也明白父亲的投资应该是成功了。到工厂后,我发现厂房里面充斥着化学制剂的味道。在里面待了还不到10分钟,我就开始头晕目眩,可是工人们却要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工作就是好几个小时。仔细一看,我发现那些工人竟然和我年纪相仿,都是差不多十几岁大的女孩子。

一旁的父亲正在洋洋得意,因为他给儿子展示了自己的成功之道。可我却对他说:“爸爸,让那些女孩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简直太可怜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太过分了!”

事到如今,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父亲的样子。他一时哑口无言,好像显得十分闷闷不乐。在那之后不久,父亲就把工厂卖掉了,好像倒也赚了不少钱。此后,香港塑胶花行业重组,世界顶级富豪李嘉诚先生将20余家中小企业进行整合,结束了之前香港塑胶花的战国时代,并借此获得了巨大利润。如果那时父亲继续持有那家公司的股票,恐怕也是财源滚滚了吧。我还记得,后来父亲每每对我说起:“都怪你小子和我说那些没用的话,害我成不了大富翁!”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充当父亲的跟班,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陪他周游了夏威夷、洛杉矶、新奥尔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城、纽约等地。这些地方都有父亲的朋友,我们出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与他们探讨投资的可行性。其中一个投资方案,是在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附近的池塘里养殖小龙虾。我们去当地考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被招待到池塘附近的一座大房子里,池塘老板和他的家人聚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小龙虾。小龙虾煮得通红,装了满满一大桶。我从来没有吃过,偷偷斜眼看着一旁的父亲,他和大家一样,吃得正欢,可是我连伸手去拿的勇气都没有。“闭上眼,咬一口!”父亲在我耳边小声叮嘱着,我只好硬着头皮尝了两口,可是根本没觉得好吃。

回到下榻的酒店后,我对父亲说:“明明一点都不好吃,竟然还能吃那么多,服了您了!”

“想要投资,首先要取悦投资对象,”父亲如是答道。

那一次,我的投资哲学又多了一页,尽管最终的结果是不投资小龙虾养殖。

抵达纽约之后,有人问父亲对歌手史蒂夫·旺达(Stevie Wonder)的房子感不感兴趣。那座房子位于纽约隔壁的新泽西州,四周是一片广阔的树林,我们还去那里参观了。看样子,父亲好像很想买下来。可是就在同一时期,我们买下了前文提到过的东京高轮的公寓,于是就没有再买这处的。

之后出现了泡沫经济,高轮的公寓价格一度炒到了最初的10倍。不过,现在已经回落到了原始价格。而新泽西的宅子,一开始的10年之间并没有怎么涨,但是据说现在已经涨到了原来的30~50倍。该建筑本身设计得十分精巧,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与父亲朝夕相处的三个星期的旅行,过得别提有多刺激了。我恨不得马上就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投资家。可父亲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你应该了解一个国家是怎样运作的,所以一定要成为一名政府官员。”

最后,我听从父亲的建议,做了16年公务员。到了1999年,我将近40岁时,才又重新回到了投资家的轨道上。

大学毕业后,我供职于通商产业省。在日本,所谓的政府官员,其实就是国民的公仆(civil servant)。公仆的工作,就是为改善民众生活而鞠躬尽瘁。为了国家,为了民众,在通商产业省的16年间,我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将来的日本,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为了实现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微观层面,我深感公司治理机制是必不可少的,相对于有关规则的制定者,更需要这些规则的实操人。因而,我在即将迈进40岁行列之前,建立了村上基金。

资金对于企业来说,就如同人体内的血液一样重要。血液循环不畅的话,会危害到整个机体的健康状况。无论是一家企业为了进一步谋求发展而开展投资,还是投资人将资金投向一个新兴行业,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一条牢固流畅的资金链。

尽管如此,在日本的上市企业中,还是储存着大量没有用武之地的资金。只要能够灵活运用这类闲置资金,就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在此意义上,作为股东参与到公司治理之中,促使闲置资金流动起来,这就成了一个正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希望穷尽一生去为之奋斗的事业。

投资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回到这个根本问题上来。投资,就是基于对某一项目将来可能产生利润的期待,对其投入资金(或是人力资源)。当然,投资一定伴随着风险。不得不承认,一部分投资项目之中的风险与利润并不相符。寻找到利润大于风险的投资项目,这就是投资家的工作。

我个人将风险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称为“期待值”。如果期待值不高,就没有投入资金的必要。出色的投资家必须能够对这一点进行精准判断。做出判断时,不仅需要掌握具体数据,还要考虑投资对象经营者的资质如何,行业现状如何。投资之中具有各式各样的影响要素。

父亲不仅传授给我许多投资哲学与经验,还为我建立了宝贵的人脉网。2009年,父亲永远离开了我。当时,我运营村上基金,已经算是小有名气,能够操控4000多亿日元的资金。可是父亲躺在病床上,直到闭上眼睛为止,还一直对我说:“投资的世界里,我才不会输给你小子。”

如今,我居住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与父亲缘分颇深。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父亲每年都要在新加坡住上半年时间。他还担任了新加坡第二大财团丰隆集团的外部董事,与集团一道在亚洲各个地区开展投资活动。

丰隆集团创始人郭芳枫,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而现在,我的家庭和他儿子郭令明的家庭也结为至交。2006年我锒铛入狱,日本各大周刊杂志纷纷奔赴到新加坡采访令明兄,他毫不避讳我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回答道:“我们从上一代起,就已经亲如一家。”这句话,对我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我认为,能不能具备投资家的资质,三分看遗传,七分靠经验。我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了三成的优秀基因。我从小就对数字很敏感,也一直自认为拥有投资方面的良好判断力。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我所积累的经验,也大多是因父亲而得。这更令我感受到,是父亲一手将我培养成了投资人。作为投资家的后人,我也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名投资家。

设立村上基金后,我成了知名的基金经理。与此同时,我逐渐深刻地意识到,我其实是一名落后于时代的投资人。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迎来了IT大潮。虽然IT产业不具备有形资产,但其股价前景被业界十分看好,理由是IT具有巨大潜力。

可是IT的世界,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张白纸。无数商业计划上都写着“营业额每年翻番”“虽然前期亏损,但10年后能够获利1000亿日元”等,而对于这些,我实在不具有判断风险的能力。因此,对于IT行业的投资,我一直裹足不前。

我的投资模式简单至极,是彻彻底底的价值投资,我的投资对象是市值总值低于其拥有的资产的企业,然而,这样的企业大多数都在经营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当我以股东的身份要求经营者推行改革时,总会有人批判我的公司是“秃鹫基金”。

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尽管我努力了很多年,希望能够得到业界的理解,但我是个急性子,当他人不能理解我的想法,或是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时,我就会变得十分焦躁,不经意间就掐头去尾,有失礼数地单刀直入了,而且语气也变得不那么柔和。虽然我的初衷是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但常言道“好话也要好说”,我的交流方式实在太过于笨拙,导致自己至今在市场上还是形象不佳。

我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又曾经在政府工作过,自然希望世间万物都按照规则运行。同样,我认为不遵守公司治理这一经营原则的企业就没有存续下去的意义。但是,如今的日本社会,却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蠢蠢欲动。因而,我希望能够改善这一弊端,促使日本社会做出改变。

如果想在政府里改变社会,那么只需要制定法律和制度即可。但那些事,即使不是我,换作别人也并非不可。最近,以衡量企业收益能力的ROE(净资产收益率)为指标的经营模式,在日本逐渐成了主流。重视ROE的经营理念,这在美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而在日本,首次真正推行这一模式的人就是我,这令我感到无比自豪。当然,制定具体相关制度的,是我的通商产业省时代的年轻后辈了。

相对于制定规章制度,我更愿意作为实际操盘手来改变日本。因为即使制定出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当今日本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付诸实践。我想,这才是只有我才能胜任的工作。于是,我离开通商产业省,设立了村上基金。

我常常自问:我一直努力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执着于公司治理模式?我希望在这本书中,给出我自己的答案。

书名:我的投资生涯:一位日本投资人的自白 

原书名:生涯投資家

作者:[日]村上世彰(Murakami Yoshiaki)

译者:宋刚、韩涛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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