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惨、引战、造恐慌,虚假摆拍正在透支什么?

华商韬略·2026年11月20日 16:58
毒流量,该管管了!

2026年7月的四川宜宾,一家牛肉面馆门口,在两位店员的“押送”下,头套黑塑料袋的面馆老板蹲在地上,手指向一条横幅上的字:

“取消外卖、关闭直播,恢复实体繁荣。”

相关的视频,很快就出现在短视频平台的同城页面,短短数日,吸引了两万多条评论。

如果只刷到一个这样的视频,会让人感觉是餐饮商家的情绪化表达,然而,紧随其后,另一家同在宜宾的酒楼也发布了相同模版的短视频;再接下来,又是一家档口餐馆、一家服装店……

当雷同的情节、相似的文案批量出现,情形就没那样简单了。

一门靠编的生意

11月10日到13日,央视新闻推出连续调查报道,记者循线找到那家宜宾面馆,发现外卖业务照常经营,其他的餐馆酒楼,有的并未下架外卖,有的甚至从未上架过外卖。

这并非是记录现实,而是在编造现实。那些“取消外卖”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表演,那些看似粗糙的画面,恰恰是精心设计的故事。

故事的另一头,则是一家深谙“情绪即流量”的MCN机构:四川同舟会。

在央视的调查报道中,正是这家“四川同舟会”参与策划了“取消外卖”的短视频,他们向餐饮商家承诺,让老板花最少的时间,最少的钱,拿到最大的流量。以每月3800元的收费,为其拍摄15条视频,并负责全部的策划、内容、剪辑。

在行业竞争激烈的餐饮行业,许多商家存在不小的获客压力和流量焦虑,这让经营者认为,花一笔不大的钱,买一系列爆款视频,可以赚回一大笔同城流量,转化成自己的客源。

于是,餐饮经营者选择性地忽略了内容的虚假,配合MCN机构出镜,用简单粗暴,毫无质感的视频,营造出一种业余拍摄的真实感。

“取消外卖”的策划,正是MCN机构亲测有效,曾经引发舆论强烈反响,从而获得流量的万能模版。这也正是那些雷同的情节、相似的文案为什么会批量出现的原因。

在MCN机构一端,它们把这门生意称作“暴力起号”,这是一门完全靠编的生意,一门只为噱头的生意,甚至是一门制造冲突的生意。

在媒体调查起底的一个案例中,一位顾客来到一家餐饮门店,就餐完毕后喊来服务员,直接喊话对方:

“实话对你说了吧,我是V8顾客,你有什么表示?”

这个“以差评威胁商家免单”的视频桥段,同样广为流传,视频中顾客气势汹汹,商家忍气吞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账号,却有着相似的剧情——这并非真实纠纷,和“取消外卖”一样,出现在短视频里的冲突,都是由机构一手策划,那些顾客,往往是餐饮店经营者自己扮演的。

商户之外,骑手是另一个反复被使用的角色。

在河南焦作,荆某与亢某从年初开始自编自导自演“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单亲妈妈送外卖”等剧情,通过渲染生活艰辛、情感压抑,博取社会同情。

这种情绪的撩拨,激发了公众的同理心,两人经营的账号累计发布虚假视频90余条,转评赞总量却超过千万。然而,这些通过骗取善意得来的流量,却都流向了另一个方向——引流变现,平台返利。

在短视频平台上,一个名叫“贵州小洪6868”的账号,同样长期发布背娃送外卖的视频,但当完成粉丝积累后,这一账号却开通了橱窗带货,并定期在线直播。

这种行为轨迹,最终让网友疑虑丛生,在联系了美团平台后,真相最终浮现——“小洪”于今年3月23日注册成为平台众包骑手,此后的90多天里,他上线5天,累计完成19单,日均完成2单,日均送单时长1小时。

那些视频里的风雨兼程,和现实中的接单量,完全对不上号,同样是一个“流量换利益”的故事。

在机构的操作下,类似的“苦情连续剧”,几乎被推向了剧情的极致。

账号“娟子感恩有你”,先后发布了“失散28年的女儿怀孕送外卖”、“丈夫见义勇为牺牲,妻子怀孕送外卖”等故事, ;“香港浩南正能量生活记录”则发布了“老板收留外卖女孩”的故事……

这些只能在故事会里看到的极端苦情身世、家庭悲剧,与骑手身份绑定后,营造出了一个持续的人设——这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值得大家守望相助。

无论是“下架外卖”、“苦情骑手”,还是“群体冲突”,“外卖卫生”,这些案例的密集出现,共同指向了同一种生意逻辑:借真实关切编假故事,用假故事骗取关注,再把关注转成收入。

在这个模式中,账号矩阵既是传播渠道,也是承接商业转化的工具,有毒的流量,帮助造假者成为了受益者,但它的贻害,却远比我们想象更甚。

留给社会的账单

传播学奠基人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有个理论:

“当我们的看法涉及的空间、时间和事物超过我们的直接观察范围,我们就不得不根据其他人的说法、我们的想象把它们拼接在一起。”

在中国,这个理论更加言简意赅:以讹传讹,三人成虎。

“做号党”、“毒流量”的真正贻害之处在于,以真实线下商家充当演员、以真实骑手职业充当角色、以真实经营店铺充当场景,刻意在短视频平台的本地页面分发。

许多刷到此类视频的网友,都在现实中见过这些商家、店铺,也熟悉日复一日穿梭于楼宇小区间的骑手,这很容易会把“做号党”设计的剧情,当成真实境遇,把碎片化的信息拼凑成完整事件。

当这些“真实事件”一再发生,一再被看到,“三人成虎”的效应就出现了。

当人为造假的信息,影响了公众的判断,内容造假就此开始对现实社会信任批量注入“毒素”。

作为“投毒”的始作俑者,这门“生意”的收益归造假者,但为之买单的,却是全社会公众。

最直接的一笔账,来自于敌意,它记在了基层劳动者头上。

在短视频平台上,刘某龙团伙打着退役军人旗号,捏造虚假人设,批量摆拍骑手与保安的冲突视频,靠制造对立吸粉,再售卖课程牟利。

愤怒,是最容易被点燃、也最容易被收割的情绪——公众把视频里的情绪,带回了现实中的交往:先入为主地对穿工服的骑手、对小区门口的保安、对门店里的商家预设了恶意。尽管现实中本没有那么多冲突,但在这些视频一遍遍的渲染下,整个社会被无形中罩上了一层戾气。

更贵的一笔账,来自于恐慌,它记在了整个行业的头上。

湖南三人为博流量,策划拍摄“外卖员向餐食吐口水”的虚假视频,直接击中食品安全的底线;还有人造谣骑手将洒落在地的面条重新装盒配送。

拍一条“外卖员向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成本几乎为零:一件工服,一部手机,一个敢演的托儿。但它撬动的,是5.45亿人对一顿饭的信任。对做号的人来说,这只是一轮涨粉;对日均8000万单的行业来说,这却是在万亿市场的基本盘上,被零成本地凿下一块。

更棘手的是,恐慌没有撤回键——湖南三人虽被依法行政拘留,可澄清的传播半径,永远追不上谣言。

最贵的一笔账,来自于善意,它记在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以及社会全体公众头上。

苦情连续剧反复上演、反复证伪——今天是“失散28年的女儿”,明天是“见义勇为牺牲的丈夫”,观众的眼泪一次次被收割,又一次次发现被骗。同情心经不起反复提现——提现的次数越多,留给真正求助者的额度就越少。真正遇到困难的劳动者开口求助时,面对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一句“又是演的”。

这笔账没有出现在任何报表上,却真真切切记在最没有表演能力的人头上:他们不懂剧本,却要为剧本买单。

三笔账单叠加,是更深的损耗:正常的差评,被怀疑是勒索;真实的投诉,被怀疑是炒作;无奈的求助,被怀疑是诈骗。当每一帧画面都需要先辨真伪,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成本被无限抬高——这才是这门生意真正的付款人。

虚假摆拍所围猎的,甚至还不只是公众情绪,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

当下,国内的外卖餐饮产业关联着超千万骑手,数亿的外卖用户,千万级别的商户,以及万亿级的庞大消费市场。

这意味着,外卖餐饮这四个字,早已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产业组成,围绕它编造的每一条谎言,本质上都是对产业基础的侵害。

餐饮之后,可能是药房,是超市,是菜市场,是千千万万融入社会肌体的各类业态,当真实职业与门店可以被任意征用为道具,当公众情绪可以被任意开采为流量,下一个被“毒流量”侵害的,很可能是每一个让人想不到的实体产业。

治理,应一追到底

难以胜数的造假者,并不是毫无忌惮的,最有力的武器,便是来自于执法机构的打击。

随着虚假摆拍现象的密集出现与发酵,处罚的刻度,正在一点点密集起来。

从2025年12月起编造并传播“宁波外卖商家集体下架平台”等不实信息、借机售卖“盈利增长班”、“连锁MBA班”牟利的主播张某,被依法行政拘留。

策划拍摄“外卖员向餐食吐口水”的湖南三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假冒退役军人、炮制骑手与保安冲突视频牟利的刘某龙,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中央网信办对“娟子感恩有你”“贵州小洪6868”“洞房名猪”等多个虚构骑手内容的账号,实施了禁言或关闭处置。

仅2026年上半年,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针对虚构摆拍外卖员遭歧视、婆媳冲突等违规内容,依法依约处置“自媒体”账号9.8万余个。作为线索核实与证据固定的一方,美团自2024年以来,也已配合公安、网信等部门,打击查处50余起相关案件。

删除、封号、通报、行拘、刑拘……从这些处罚可以看出,从内容到账号再到人,执法的工具箱里并不缺工具。

但我们也需要正视一个问题:再密的处罚,也只及于个案。

封号封得住一个账号,封不住一门生意。做号党算的是一笔账:一条爆款的收益,远大于一次处罚的成本,只要“编故事—骗流量—变现”的链条还能跑通,处罚落地之后,换一个剧本,换一批账号,换一个行业,生意照旧开张。

这正是一些媒体在调查中的追问:虚假摆拍赚了流量,岂能“一封了之”?

破解的答案,藏在链条中。摆拍生意的要害,从来不在镜头前那几十秒的视频,而在镜头背后的分工——谁供给剧本,谁组织分发,谁承接变现。治理如果只对着视频和账号“打地鼠”,打掉的只是链条最末端的出货口;要让这门生意难以反复获利,就得沿着链条往上游追。

对于短视频平台而言,揪出这条线索轻而易举。

同款的内容、雷同的文案、高度一致的账号矩阵命名,同一套“本人实名下架外卖平台”的口播,批量出现在数十个城市的同城页面,这些痕迹,意味着识别的技术门槛并不高。只需顺着同款内容、关联账号和共同的导流入口核查,查实违规后,处理的不只是一条视频、一个账号,更是违规变现本身:一旦固定原视频、传播记录、交易与导流证据,移交有关部门,就能把脚本供给、组织分发的主体一个个揪出来。

只有追到利益上,才算追到根上。

除此之外,视频平台在分发、推荐与审核机制上,同样应当负起应负的责任。

在虚假摆拍视频的传播中,用户先看到“商户集体下架”,随后接触多个城市的相似口播,便可能觉得行业正在普遍退出;先看到骑手受辱,再接触其他账号的冲突视频,便可能将某类群体视为天然对立;食安摆拍反复进入视野,也可能使对虚构事件的担忧转化为对真实服务的不信任。

相似的内容,重复的接触,都强化了用户的已有判断,而平台根据算法的推荐机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恐怕难辞其咎。这其实至少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平台如何评估同类误导内容反复触达的风险;第二,如何让澄清触达原受众,让事件的真相得以还原。

在移动网络空前繁盛,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当下,自媒体、视频账号的存在,让许多现象与声音有了被看到、被听见的可能:商户有空间讨论经营成本,骑手有空间反映劳动处境,消费者有空间如实评价……

因此,这恰恰是治理最需要守住的前提——只有把造假者的空间压到底,真实的声音才能传得开。

治理一追到底,追的不应该是几条视频、几个账号,而是如何让“真实”重新变得可信,也让每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开口时,听到的不再是怀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华商韬略”(ID:hstl8888),作者:华商韬略,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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