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回归场景：全民创作时代，影像内容如何与场景共生｜SmallRig斯莫格第三届全球影像场景产业大会（2026）

一部手机、一支支架，人人都能拍——当影像的生产门槛被抹平，“拍到了”却开始取代“经历了”。短视频把人带到一条街、一片海、一个机位，排半小时拍到同款照片就走，这趟旅行好不好玩，没有人再问。9月22日上午，由乐其创新SmallRig联合36氪主办的第三届全球影像场景产业大会（2026）在深圳举行，在本届大会主会场的最后一场主题圆桌上，主角从厂商、技术与产品换成了创作者本身：《创作回归场景：全民创作时代，影像内容如何与场景共生？》。本场由视觉中国500px总经理、粉丝500万KOL刘翔担任主持。

台上六位嘉宾覆盖了内容从生产到落地、再到被消费的整条链路：姜国民是导演、摄影指导，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拍过《旺角黑夜》；王松傲寒是摄影领域头部自媒体达人，日常教人用什么拍、怎么拍；王绍涵是财新创意总经理、导演，新片《我的答案之城》刚做完一场社区放映；沈伟煌曾是央视新闻评论部栏目主编，如今在香港大学未来媒体学院任教；周一辰是策展人、艺术家，也是艺术空间的运营者。

刘翔在开场给了一个具体的场景：一条短视频把人吸引到一个地方，观众真的去了、拍到了，但体验并不好。影像已经完成了传播，但它完成了“创作”吗？

沿着这个问题，整场讨论不断往前推进：影像应该怎样处理真实？创作者和被拍摄者是什么关系？作品交给观众以后，谁来决定它的意义？而当流量过去、项目结束，创作者与那个地方、那些人的关系，又是否真的结束？

七轮追问围绕同一组张力展开。关于虚拟体验会不会替代真实旅行，姜国民说《飞跃维港》要的是“把观众带进香港，而不是看完了就等于去过香港”，让去不了雪山的人也“真的好像去过”；王松傲寒的办法是把幕后一起放进去——好看的画面给，路上的折腾也一五一十地给。关于真实，王绍涵搬出“纪录片之父”格里尔逊的定义：纪录片是对真实世界的创造性处理，并提醒摄影机天然带有侵略性，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存在结构性的权力落差。关于三种评价打架，沈伟煌给了一条底线：新闻、文旅、艺术三条线标准不同，底线是不能冒犯、不突破伦理与法律。关于作品被误读，周一辰的判断是，创作者完成一件作品只完成50%，剩下50%要交给观众带着自己的经历补上。

结尾处，沈伟煌用一个反向案例收束了全场的讨论：被打卡人群逼到把葫芦剪掉的“葫芦爷爷”，是失败的样本；而判断一个影像项目有没有留下价值，要看它最终有没有变成当地人和游客共同享受的生活方式。刘翔把这句话交还给现场所有人——片子结束以后，影响还没结束，还愿不愿意回去看看当地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创作回归场景”。

以下为对话内容，经整理编辑：

刘翔｜视觉中国500px总经理、粉丝500万KOL（主持人）

沈伟煌｜香港大学未来媒体学院教师，央视新闻评论部前栏目主编

周一辰｜策展人、艺术家、MiA Collective Art创办人

姜国民｜导演、摄影指导，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

王松傲寒｜摄影领域头部自媒体达人

王绍涵｜财新创意总经理、导演

一、 把人带到现场之后，影像的工作才刚开始

刘翔：前面的圆桌都是从厂商、技术、产品出发，讨论影像各种各样的可能；这一场是唯一一场以创作者为主角的圆桌，我们换个角度，大家讨论产业竞争，我们直接谈谈内容的竞争。我们现在的竞争对手是午饭，能不能让嘉宾多坐一会儿，我们讲完了再去吃饭——这就是真实的场景。

今天讲创作回归场景：短视频上刷到一条街的视频，我们特别想去，去了以后排半小时，拍到和短视频同款的照片就走了。视频把人带过去，这趟旅行好不好玩，没有人继续问了。影像把人吸引过去以后，事情算不算完了？欢迎各位嘉宾回应彼此。

请问姜导，您做的香港故事《飞跃维港》，让观众沉浸式了解香港，是想让观众看见香港。可如果观众看了觉得太好了，不用我亲自去了，这种情况下，您算是成功，还是没达到目的？虚拟体验连排队、疲惫、坏天气都能去掉，真实旅行还剩下什么理由让人出发？

姜国民：《香港故事之飞跃维港》是我做的偏文旅的项目，我用了SRL和感官的技术，希望把观众带进香港，而不是看完了就等于去过香港。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感受，他们看完以后，会想：我想去香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我在做一些不同的题材——身体有障碍的人不能去雪山，希望他看完以后，真的好像去过，可以感受到一些温度和感觉，感觉终于可以去这个地方了。最后的都希望是这样。

刘翔：人去了，觉得小红书给了特别好的地方，回来以后觉得不是特别好。如果粉丝看了你旅拍的短视频，留言说：照片拍到了，旅行不好玩。您会改变视频，还是说创作者不应该替别人的旅行负责？您觉得你推荐的是一个好机位，还是一段值得经历的旅行？

王松傲寒：我做过《幕后之旅》的纪录片，拍的是我拍摄的幕后，不只是展示成片，我会展示制作的过程。我用的很多配件是斯莫格的，包括挂脖支架，相机真实拍摄一个场景；大家看到的打卡好看的画面我会给，也会把花絮记录下来，告知来现场的朋友是怎么做的。现实和好看的场景，我都会一五一十地呈现。粉丝去了觉得现场好看，但是觉得折腾，这是一种心态。

很多拍摄星空的人愿意熬夜住帐篷、住在车里拍摄，这个旅途是辛苦的，但是出片了，就会有获得感。出片可以把旅行的乐趣延长：旅行三五天，拍出好的作品，三五年甚至二十年后再回看，时间越久，记忆红利越高。我个人觉得还好，每次出节目时我也会防止大家觉得去了没意思，会提醒大家这个地方路途艰不艰苦。真实展示，他们还是能接受的。

二、真实与“创造性处理”：每件事都是真的，连在一起却不是我

刘翔：镜头里的事是真的，观众的理解也未必就是对的，“值得去”和“值得拍”之间是有距离的。我们想问一下王导——《滚烫年华》通过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呈现深圳，被拍者看完以后觉得：每件事都是真的，可连在一起就不是我了，虽然我也在深圳。您怎么判断，是作者和当事人的理解本来就不一样，还是因为剪辑把故事讲偏了？什么样的内容不满意也会保留，什么样的内容哪怕很好看，也会因为某些意见改掉？

王绍涵：我最近刚上映的《我的答案之城》，和您问的问题特别切题。周六放映了一场，主人翁也来到现场，邀请观影的人是社区里的伙伴、朋友。拍他是一年半前的事情，他看完以后交流的时候说：今天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拍他的时候，前一天他都紧张得睡不着觉。所有的纪实创作者都会面临刚才的问题。

摄影机是非常有侵略性的：你要拍一个人，要跟他进行深度的连接，要介入到他的家庭结构、人际关系、人物的情感世界。我们经常问自己，你拍他一年，已经很久了，有的人拍五年，有的人甚至拍十年，你能拍他一辈子吗？很难。这样短暂的相处过程中，是否可以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我这个是要打个问号的。我只能说，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作为拍摄的主体，和被拍摄者一定要有真实的沟通：伦理的东西不要碰，隐私的部分不要碰；涉及到这个人灰色的地方，要评估片子的功能性，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是要做处理的。

被称为“纪录片之父”的格里尔逊，把纪录片定义为对真实世界的创造性处理——他的定义给“真实”下了复杂的底色。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拍完了没有进行充分的沟通，这么长的人生经历、情感，摘取片面的过程，他不认可你拍摄的是他本身，这要提前沟通，沟通非常重要。你做到非常真诚的一面，结果不尽如人意，大家相处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隔膜会跨过。

很多时候会回到另外一个更危险的境地：拍摄者和被拍摄者有时候是有供求关系的——被拍摄者知道你在拍他，我要表现我自己；拍摄者作为权力结构的上位者，今天我记录你，是有一种非常强大的PUA能力的。这两者之间，在双方都清醒的情况下，究竟需不需要走到这个境地，具体的项目具体分析。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案例，包括给希特勒拍摄的里芬施塔尔——很危险的纪录片境地。

这可能是纪录片的某种结构性困境，是没法处理的。最后做一个小的总结：今天我们探讨影像场景，已经全民化了，技术非常平权了，有时候在短视频上刷到的纪实类短视频，补齐了以往我们所谓权威者、专业者构造社会叙事时缺掉的那一部分——这是影像场景面临的最好的时期和阶段。

三、新闻、文旅、艺术：三种标准，一条底线

刘翔：王导提到真实性的创造性，沈老师可以从新闻编辑的角度接着聊：一部城市影像，游客看了很向往，委托方也觉得这次传播很成功，当地居民却未必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不是我的日常。三种评价经常会产生冲突，创作者到底听谁的？新闻报道、文旅宣传、艺术创作该不该有不同的标准？如果一个片子就一分钟，放进一种生活就要删掉另外一种，您会怎么取舍？

沈伟煌：新闻、文旅和艺术不一样，底线是要遵守的。文旅的内容，普通的市民认为不是这样，要看有没有冒犯到他们，有没有突破道德底线；如果没有的话，很多东西是艺术的创造。文旅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大多数人可以到达——这种到达不一定是到达那个地方，而是到达创作者能拍到的东西，更多的是把更多的人拉到同样的起跑线上。到了这个起跑线以后，对这个城市、地方有更深的体验，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是个人能力的选择问题；作为文旅项目，可以提供更多的选项。

新闻完全不一样：新闻追求真实的东西，过度的创造，信任感就会下降。艺术的创造性更多，也要设定一些基础的伦理底线和法律边界。有了底线思维，往上是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它并不妨碍很多人追求他想要的东西。

四、作品只完成50%，剩下的交给观众

刘翔：说到艺术，想问一下一辰。一辰是艺术家、策展人和艺术空间的主理人，作品到了现场会遇到另一种判断：观众根本不按创作者的期待去使用这个作品、感受这个作品。你策划展览，观众没按你的叙事走，在作品前拍照聊天，待了很久——这是作品没被理解，还是产生了你没有预料的价值？经常有观众在一个作品前仅仅是打卡，并不是按照你的说法。

周一辰：我觉得每个艺术媒介都有自己的特质，图像叙事有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不是不好的东西。不管创作者出发点、初衷多么明确，做出来的东西都需要有50%交给观众，让观众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去解读，这个叙事才能完整。

从我的角度来说，当一个创作者完成一件作品，不管是一张作品、一组作品还是动态影像，只完成50%的工作。剩下50%的工作非常重要：要以怎样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如果我的作品1000个观众看完是一模一样的解读，我们觉得这个作品更像是看图说话，没有任何开放性。还有一种极端：作品放在这儿了，观众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想怎么解读怎么解读，看得懂就看，看不懂算了——这都是非常极端的方式。如何给观众线索、留出一个入口，让观众在你的创作语境中代入自己的情绪去解读这个作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作为影像策展人很独特的东西。

一个动态视频，一个观众走进空间，被360度的屏幕包围，他是什么样的感受？这和拿一个手机屏幕给他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入口，对解读艺术作品有不一样的感受。怎么把东西展示给大众，也就是怎么构建空间叙事，这是策展人和艺术家一起要完成的，这是作品的一部分。

五、拍不出来的现场，与一座城的“处境”

刘翔：电影可能让人先被一个故事打动，再走到故事发生的地方，我们会因为一部电影向往一座城市，惦记的可能不是城市的风景，也有可能是某个人物走过的那条路。姜导担任摄影的《旺角黑夜》，把来福和丹丹的逃亡放在热闹的街市，跟着这两个人走进去，街道会让人觉得不安、无处安身；电影没有换到别的地方，而是换了一个人的处境去看这个地方。当时是怎么让观众感受到日常之外印象里的旺角，让一个人对一个地方产生比看过这里的风景更深层的感受？

姜国民：《旺角黑夜》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晚上。我跟导演确定一个地方，要给人看见不一样的旺角——白天和黑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才有这个东西出来。重点是看导演想表达什么，把观众带进不一样的旺角。

刘翔：旺角是很出名的地方。再把方向倒过来：有些现场很好，却不容易拍出来。假设一个场景很有意思，拍不出漂亮的镜头，很值得推荐，却很难在视频中证明，您怎么做这样的内容？

王松傲寒：我会如实告知大家，到了现场很难拍摄，不如不拍摄，去体验——《白日梦想家》里非常经典的画面，选择不拍，也是可以的。我自己做内容，和创作者联系比较深；作为摄影爱好者，我用了很多摄影的工具和配件，教大家怎么拍摄，这是我频道主要的内容。当大家看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会明确地告知大家，我用它到底可以拍出什么样的画面，观众还是非常理解的。

不管到一个场景拍与不拍，我有一个个人的观点：很多从零开始，不管是做媒体还是喜欢摄影的小伙伴，都会问我们用什么样的器材、怎么拍摄。我的第一个建议不是选择什么器材，而是走出去——这就解答了您的问题。如果不去到现场，不管拍与不拍，都没法在现场的场景里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是要拍到打卡的同款风景照，哪怕坐在那里，以它为背景，面对镜头自拍、面向镜头聊天，给观众传递此刻的所想所感。摄影不是以出片为标准，而是记录。

六、片子结束以后影响还没有结束

刘翔：聊到这儿，我们对创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把人吸引进来，还要关心他来了以后怎么样。王导既做公司的运营也做导演：一个街区请您做影像，客户说不只是要收到一条片子，希望人来了以后还愿意再来。您作为导演需要提前参与哪些本来不需要导演参与的决定？没有相应的决定权，会拒绝为结果做保障吗？客户按一条片子付钱，却要解决体验、运营、持续传播，您是从单纯的创作者变成场景的合伙人——这是不是只是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还是让创作者多干一些活？

王绍涵：回到创作回归场景，这个问题是行业的痛点。以往的创作模式、创作内容产品的模式——B2B：品牌客户、代理商、制作方三方形成行业的默契，是有行业壁垒的，是被资本、权力裹挟的：三方把闭环制造的内容打造完成、输出出去，这里很多的品牌方，是大众消费的品牌方。但是你会发现，参与的环节完全是To B的，面对To C的市场反馈很多是造假的数据，收视率、传播量可以造假，拿不到真实的反馈——如今我们还是采用这种模式，必死无疑。

回到场景中心的打造，单纯的创作者能不能成为合伙人？要从单纯的技术服务，回归到参与场景叙事的营造、运营和策划，也就是要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报酬权、共创的权利才能争取过来。

现在场景的模式、叙事越来越细分、越来越平民化，留给大家的空间已经非常少了。如果往前一步，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创作：这么多细分领域，能不能找到具体的场景、具体的生活场景，找到具体生活场景里的个体是怎样生活的，才可能发现新的影像场景，从而再回到源头进一步打造新的影像场景，慢慢把自己变成场景的合伙人、运营人。

刘翔：周老师有没有主动在展览上多参与一步，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空间；或者你多承担了责任，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决定权？有这样的例子吗？

周一辰：我个人的创作非常个体化，就是用行为艺术的方式，把我日常遇到的个体问题表达出来。变成策展人，觉得权力大了，进入这个语境，完全不可能用艺术家的作品作为工具讲你自己的故事——即使你作为策展人需要明确的研究主题，也确实需要把控整个展览的整体叙事，又不能完全把艺术家的东西作为工具，随意编排套在自己的语境里。

我想知道，我作为普通人、个体，非常个人化的个体叙事能做什么——虽然这个社会是由无数个我们组成的，真正的个体力量可以干嘛？用影像做些什么？影像不仅是艺术媒介，还是强烈的社会行动力，我一直在探索。

七、流量过去之后，留下的是什么

刘翔：我想问一下沈老师：一个作品的热度过去以后，除了播放量、流量，还会看哪些具体的事，判断创作有没有给那个地方、那些人，或是你自己留下什么价值？

沈伟煌：可以举几个例子。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叫“葫芦爷爷”的，在水乡种了很多葫芦，有点像小时候看的《葫芦娃》，“葫芦爷爷”不堪其扰把葫芦剪掉了。这是比较失败的案例。如果问我流量过去以后怎么判断这个事情是不是成功、值不值得留下？就是看它最后是不是成为当地人和游客共同享受的生活方式。

首尔市中心有一条小溪，晚上当地居民会在河边泡泡脚、看书，大部分的游客在热门的景点打个卡就走了。很多人去香港坚尼地城很远的篮球场，拍摄街道、海，很多人去打卡。香港有名的老茶楼，坐着享受安静，看形形色色的人——这样的场景成为文旅项目、宣传项目，能留下来的是游客和当地人共同可以享受的生活方式，这个事情就是成功的。

我们今天讨论影像场景，用影像记录场景，最后能给人留下什么？是一次性的，还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哪怕待两天、三天，仍然会在那些地方享受生活方式，这就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刘翔：谢谢各位老师。沈老师提的问题也可以留给台下的各位老师：作品被发布以后，还愿不愿意回去看看。交片、项目结束以后，片子里的人还会继续生活，观众会带着我们给他的印象走进现实；片子结束以后，我们片子造成的影响还没结束，还愿不愿意看看当地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理解的创作回归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