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停顿的本质是“社会肌少性肥胖”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一个沉寂多年的经济史概念重新热了起来——“恩格斯停顿”。 

弗雷在《技术陷阱》里重提它，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在《权力与进步》里再提一次，不少经济学家由此担心：AI可能让历史重演，机器创造的财富滚滚而来，劳动的报酬却原地踏步。 

但坦率地说，目前关于“新恩格斯停顿”的讨论，大多停留在分配层面：蛋糕做大了，没有分好。这个理解不够深。恩格斯停顿的本质不是分配失衡，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病变——经济在长胖，社会在萎缩。用医学的话说，是“社会肌少性肥胖”。 

而比病变更值得警惕的是误诊：如果把它当成分配问题，药方就只会是再分配，也就是输血；真正的处方，是让社会重新长出肌肉、用起肌肉——经济减肥，社会增肌。 

恩格斯停顿：六十年工资不动的时代

“恩格斯停顿”由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命名，得名于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它指的是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一段历史：1780到1840年间，英国劳均产出增长了约46%，实际工资却只上涨了12%；利润率从18世纪末的约10%升到19世纪中叶的20%以上，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从约两成扩大到四成以上。技术进步的收益几乎全部被资本吸收，工人分享不到自己创造的财富。直到1840年代以后形势才反转：到19世纪中叶停顿结束，此后半个多世纪实际工资的增幅反超了产出的增幅。 

这段历史今天被重新提起，是因为人们看到了相似的图景：算法和自动化创造了巨大的产出与利润，全球范围内劳动报酬份额长期下滑，传统的劳动关系和一些白领工作的“稳定性”受到挑战。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前后触底之后已经回升——但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伴随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所引发的社会变化正在考验它。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恩格斯停顿更多是一个“将来时”而不是“现在时”，是一种正在积累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不是这场讨论的旁观者。“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到“十五五”规划纲要再次写入主要目标，这“两个同步”本身就是对恩格斯停顿的制度性否定——用经济史的语言说，恩格斯停顿就是“两个不同步”。问题因此不在于要不要承诺，而在于靠什么把承诺变成现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把病看准。 

本质：不是分蛋糕的问题，是传动轴断了

流行的解释把恩格斯停顿讲成一个分配问题。这个讲法不能说错，但没有触到本质。它的本质是：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脱了节——生产力这台发动机越转越快，社会关系这根传动轴却断了，动力传不到车身的每一个角落。理解这种脱节，有两把钥匙。 

第一把钥匙是“合成谬误”：微观理性合成出宏观非理性。每一家企业压减劳动报酬、用机器替代人工、把用工外包给平台，单独看都是理性决策；但当所有企业同时这样做，合成出来的却是劳动报酬份额的系统性塌陷：消费吸纳不了产出，内需不足，过剩与内卷齐飞。这就是凯恩斯说的“节俭悖论”，也是卡莱茨基那句名言的反面——“工人花掉他们所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所花掉的”——工人得不到，资本家最终也花不出去。一百多年前福特把日工资提到五美元，后人常把它解读为“工人买不起汽车，汽车厂就没有未来”——不管这是不是福特的本意，道理是对的。 

第二把钥匙是“总量幻觉”：加总掩盖了构成。GDP的增长在加总意义上是真实的，但它的福利含义是可疑的：总量指标掩盖了构成要素的萎缩。增长的很大一部分由那些受到资本热捧的部门贡献——有测算显示，人工智能及数据中心相关投资一度贡献了美国某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九成以上——而构成社会肌体的家庭、社区、劳动与信任，在构成意义上正在变薄。增长越亮眼，越可能是一场“增肌失败”：体重在涨，肌肉没长。 

还有一点与旧停顿不同。要说清楚它，得先看旧停顿是怎么结束的。艾伦的解释是这样的：1800年以后技术进步加快，但新技术要变成产出，必须装进新的工厂、机器和铁路里，而当时英国的资本存量跟不上新技术所要求的规模——资本不够。资本稀缺，回报就高，利润率翻倍；劳动不稀缺，工资不动。几十年下来，资本存量终于积累到与新技术相匹配的规模，这时候新增的资本要开工就得雇人，对劳动的需求上来了，工资才开始随生产率上涨。这是一条“自愈”的链条：高利润诱发再投资，再投资扩大资本存量，资本存量扩大抬高劳动需求，劳动需求抬高工资。它能成立，有两个隐含的前提：一是利润必须再投资到生产中去；二是新增的资本必须需要劳动来配合——19世纪的机器是劳动的补充，机器越多，需要的工人越多。 

新一轮停顿在这两个前提上都出了问题。第一，吃掉工资的越来越多地不是利润而是“租金”。利润是竞争中的暂时超额收入，要维持它就得不断再投资、不断扩产，扩产就要雇人；“租金”则是本来开放的市场关系封闭之后的持续收入——有人称之为“云租”——它靠网络效应和数据壁垒自我维持，不需要再投资就能延续，也不会被竞争者的进入所侵蚀。租金可以长期用于回购股票、发放股息、并购同行、买入各类资产——这些钱并非没有增值，资产价格涨了，账面财富涨了，但增值的方式是既有资产的重新定价，而不是新建的工厂和新增的岗位。自愈链条在第一环就断了。第二，即使资本再投资了，今天的资本也未必需要人。19世纪的资本积累之所以能抬高工资，是因为机器需要工人操作；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深化——算力、模型、数据中心——恰恰是以替代劳动为目标的，资本越多，需要的人可能越少。自愈链条在第三环也断了。 

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指望新一轮停顿像旧停顿那样靠“资本积累追上技术进步”自然结束。旧停顿的结束，是经济自身的力量与社会能力建设共同作用的结果；新停顿如果要结束，社会这一侧的力量必须承担更大的份额。这也是本文把重点放在社会而不是分配上的原因。 

社会生产力是社会活力的函数

要真正理解这种病变，需要一个更基础的理论视角：社会活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并列，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三个解放”，再到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申和“十五五”规划的“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两力”并提已经三十多年。为什么要并列？我的理解是：社会生产力从来不是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简单函数，而是社会活力的函数。资本会折旧，技术会过时，唯有一个社会劳动的意愿、创造的冲动、生育的决心与互助的习惯，是生产力不竭的源泉。社会活力不只是连接发动机与车身的传动轴，它本身就是第二台发动机。 

这不是玄学，有实证。萨克森尼安比较过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两地在技术和资本上旗鼓相当，早期128号公路依托麻省理工和军工订单甚至还占优势，可最终胜出的是硅谷。分野不在技术，而在社会——开放的人才市场、弱化的企业边界、密集的非正式知识交流、对失败的高度宽容、植根于社区而非单个企业的职业认同。硅谷的竞争力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竞争力。而今天湾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空间排斥，正在侵蚀当初造就硅谷的那些社会条件。这说明两件事：社会肌肉是生产性资产，不是消费；社会肌肉会萎缩，需要主动维护。 

由此看，增长若不能反哺活力，就是在消耗土壤本身。恩格斯停顿之所以是“停顿”而不只是“不公”，正因为工资停滞抽走的表面上是收入，实际上是活力——劳动意愿、消费意愿、再生育意愿，而这些恰恰是下一轮生产力的种子。所以社会肌少性肥胖不只是不公正，更是不可持续：可以一时靠透支活力堆出增长，不能永远靠萎缩的肌肉撑住肥胖的经济。 

诊断：社会肌少性肥胖

把镜头对准社会这一侧，病变可以确诊了。医学上有一种病叫“肌少性肥胖”：患者的体重未必下降，脂肪甚至日益堆积，唯独骨骼肌量与肌力进行性流失，而且极其隐蔽，最早往往只有一个症状——乏力。一个陷入同样状态的经济体，正是如此：GDP、利润、资本存量这些“脂肪”持续增厚，而社会的组织存量、行动能力与自我发展动能这些“肌肉”不断流失。临床上表现为低生育、低欲望、低参与、弱互助——一种弥漫性的社会乏力。“躺平”“内卷”之所以同时成为热词，是因为它们已经不是个体心理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心态；社会乏力，就是这种社会心态的临床表现。 

这里要先说清一句：“肥胖”指的是脂肪，不是体重。脂肪是什么？是低效的资本存量、资产泡沫、过剩产能、堆积的债务和“内卷式”竞争，而不是增长本身。减脂不等于减重，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这篇文章反对的不是长身体，而是只长脂肪不长肌肉。 

医学上诊断肌少症看三个维度：肌肉量、肌力、躯体功能。映射到社会，同样有三项指标。一是肌肉量，即“社会力量”的存量：社区组织、志愿服务团体、集体组织、业主委员会这些东西的密度与实际运转。二是肌力，即行动能力：集体协商能不能达成，社区议事能不能解决问题，劳动者敢不敢申请劳动仲裁而不用担心履历留下“污点”。三是功能，即实际产出：生育率、家庭照料与社区互助的覆盖、社会信任、邻里互助的发生率。三个维度同时退化的社会，就是肌肉在流失的社会。这三项指标不是修辞，它们可以测量，也应当测量——一个只考核产业指标、不考核社会指标的先导区，是不会知道自己的肌肉正在流失的。 

尤其要追问病理机制。肌肉萎缩最常见的原因不是被切除，而是长期不负重——医学上叫失用性萎缩，用进废退。社会肌肉同理：它不是被夺走的，而是不被使用的。有四种替代在悄悄发生。一是行政替代：基层治理日益行政化，“政府干、群众看”，社会该做的事由行政包办了。二是算法替代：互助、走动、邻里交换这些过去“熟人社会”的互动日益减少，人与人的关系被人与算法的关系取代。三是市场替代：能买到的都去买，共同体不再需要。四是最新的、也是人工智能时代特有的叙事替代：“你将被机器取代”的预期，先于机器取代了人的议价意愿。研究AI行业的学者发现，工人因为担心被算法取代而不敢提出提高时薪、改善条件的合理要求；企业把依赖人工的业务包装成“纯科技公司”，制造劳动“可替代”的幻象；“劳动的未来由技术和资本决定”的宏大叙事，让普通人相信自己没有参与的必要。夺走议价能力的不是机器，是关于机器的故事。 

四种替代的后果是一样的：社会肌肉因长期不负重而一天天退化。这就决定了治疗逻辑必须翻转：再分配是输营养液，救得了命，长不回肌肉；唯一的康复手段是重新负重，让社会重新使用自己的肌肉。 

西方的教训与社会萎缩陷阱

西方的历史提供了反面教材。 

第一步是恩格斯停顿本身：原始积累的几十年里，劳动份额被系统性压低。英国后来走出了停顿。经济史学家的解释是资本积累追了上来——高利润诱发了高储蓄，到19世纪中叶资本存量终于与技术进步相匹配，工资开始随生产率增长。但资本积累为什么能转化为工资，而不是继续转化为利润？这就离不开一整套社会能力建设：1824年废除结社法、1871年《工会法》让工人可以合法组织起来，1833年和1847年的工厂法限制了工时，1846年废除《谷物法》压低了食利者的租金，1867年和1884年两次改革法扩大了选举权，1870年《初等教育法》普及了教育。资本积累提供了可能性，社会能力建设把可能性变成了工资。 

第二步的教训更值得中国警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出现了新一轮工资与生产率的脱钩。这一次的原因不是社会没有肌肉，而是肌肉被主动拆掉了：以美国为例，工会密度从高峰时的三分之一跌到今天的一成左右，集体协商覆盖面萎缩，社区和互助组织衰落，金融化则改变了利润的去向：越来越多的利润被用来购买既有资产而不是新建产能。这些钱不是没有增值，但涨的是既有资产的价格，不是新的工厂和岗位；美国不少大公司在过去几十年里把大部分净利润用于回购和分红，走的正是这条路。面对裂口，西方选择的弥合方式主要是转移支付：初次分配恶化，靠税收和福利在事后对冲。这不是没有效果——它确实止住了痛——但止痛药让人不再去治病。再分配替代了对初次分配和社会组织的修复，社会肌肉的流失被掩盖，而不是被逆转。走到今天，就是低生育、低欲望、“绝望病”、政治极化与民粹浪潮的总爆发——萎缩的肌肉终于带不动肥胖的经济，社会用选票表达自己的乏力感。 

有意思的是，萎缩与福利水平并没有必然关系。福利最薄的美国，是“绝望病”最重的地方；福利最厚的北欧，反而保持着最高的工会密度、志愿参与和社会信任——因为那里的福利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工会、合作社和社区组织来运作的，社会一直在负重。而日本作为高收入国家，在“失去的三十年”里走出了另一条萎缩路径：从曾经公认的“高活力”社会，变成“低欲望社会”“无缘社会”的发源地。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既要避免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盲目“福利赶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又要避免像一些北欧国家那样实行“泛福利化”导致社会活力不足；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水浅行小舟，水深走大船。这段话的要害，正是“活力”二字：福利本身不是病，用福利替代活力才是病。 

这个陷阱，值得一个与“中等收入陷阱”平行的名字：社会萎缩陷阱。它比中等收入陷阱更隐蔽，也更靠后：中等收入陷阱困于“上不去”，社会萎缩陷阱困于“撑不住”；前者是发展阶段的陷阱，后者可以在任何收入阶段发生。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不等于跨过了社会萎缩陷阱——日本和美国都是例子。对中国而言，这是一面必须照的镜子：我们要避免的，不是增长停滞本身，而是在增长中丢掉社会的肌肉。 

中国为什么不一样

把西方的两步放在中国的坐标里看，会得到三个判断。 

第一，中国不会重演西方的第一步。原始积累式的恩格斯停顿，前提是国家对劳动份额下降的默许甚至纵容。而在中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十七大以来的一贯要求，“两个同步”写进了十八大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写进了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国家的目标函数里已经有了劳动这一项。 

第二，中国“输血”的管道已经搭起来了，剂量还在加。我们建成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虽然保障水平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但方向上已经明确。 

第三，正因为如此，中国真正的任务不是防止西方的第一步——原始积累式地压低劳动份额，国家的目标函数里已经排除了这一项；而是防止重蹈西方的第二步——用输血替代增肌，让“钱到位了”变成“事不用管了”；并且走出西方从来没有走过的第三步——在增长中同步长肌肉。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难题。 

“投资于人”的提出，说明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投资于人”，“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要求“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放到了同等地位。这是社会政策范式的重大转换：教育、托育、照料、再培训，在旧范式里是消费性支出，在新范式里是生产性投资。但这篇文章想把“投资于人”再往前推一步：投资于人不只是给人蛋白质，还要让人负重。光吃蛋白质不练，是长不出肌肉的。 

活力与秩序：增肌不是添乱

说到这里，必须正面回答一个担心：社会活了，会不会乱？ 

这个担心不是没有来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确实屡屡发生。但恰恰是医学隐喻给出了最清楚的回答：肌肉从来不是秩序的敌人，而是秩序的支撑。肌肉萎缩的人才容易跌倒；一个没有肌肉的社会才更脆弱。历史上真正“乱”的，往往不是有组织的社会，而是原子化的社会——社会力量要么失灵、要么变成“乌合之众”，正是没有中间组织的后果。西方的民粹浪潮，恰恰发生在工会、教会、社区这些中间组织衰落之后，而不是之前。 

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清楚：“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所以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活力，而是要什么样的活力。如果把秩序和活力做一个四象限，“高秩序—低活力”是僵化，“低秩序—高活力”是失序，我们要的是“高秩序—高活力”。 

中国有别于西方的地方在于，我们有党这个贯通国家与社会的组织中轴。把群众组织起来本来就是党的传统；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组织群众；革命年代“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工厂里有生活副厂长、班级里有生活委员；今天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仍然是组织的语言。社会增肌不是引进什么外来的“公民社会”，而是党的组织传统在新阶段的运用。在党的领导下让社会重新负重，得到的不是“低秩序—高活力”的乱，而是“高秩序—高活力”的强。 

处方：经济减肥，社会增肌

误诊的代价是开错药。医学上，肌少性肥胖最忌讳的处方恰恰是单纯节食：热量一减，先掉的是肌肉而不是脂肪，病人反而更虚。同样的道理，如果只做“经济减肥”——去杠杆、去过剩、反内卷——而不同步做“社会增肌”，省下来的脂肪不会自动变成肌肉，社会可能会更乏力。所以处方必须是两件事同时做：减脂不减重，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增肌靠负重，社会政策要从“兜底”走到“投资于人”，再从“投资于人”走到让人负重。脱贫攻坚已经完成过一次从输血到造血的转换，扶贫先扶志、扶智，激发内生动力；今天要做的，是把这个逻辑从贫困人口推广到整个社会——不只是扶志、扶智，还要扶组织。 

医学上还有一个事实：肌肉是代谢活跃的组织，肌肉量越大，基础代谢率越高，人不运动的时候也在消耗更多能量。社会肌肉决定的，正是内需的“基础代谢率”：一个有组织、有信任、有互助的社会，即使没有刺激政策也会自发地消费、生育、创业；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再多的刺激也只能维持一时的心跳。这就是为什么扩大内需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具体的处方可以概括为“一个支点、两个同步、三个阶梯”。 

一个支点，是把“两个同步”从预期性目标变成宏观政策的目标函数。恩格斯停顿的中国定义既然是“两个不同步”，那么防止它的办法就是让“同步”成为硬约束：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当逐年提升并纳入考核；劳动份额、就业质量、社会活力存量三项应当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这一评估，这里要做的是给它一个通俗的名字和一个明确的接口，叫“社会体检”：增长政策出台之前先过一道体检，它对社会肌肉是增是减？未来产业先导区、人工智能这样的重大产业政策，尤其应当做事前的社会效应评估，否则“产业政策全速奔跑、社会政策还在系鞋带”的局面就会重演。反内卷也要与提高劳动报酬联动：内卷的本质，是用劳动者的肌肉去喂资本的脂肪；反内卷就是减脂，减脂省下来的钱要转化为工资和技能投入，否则只是从一种脂肪换成另一种脂肪。 

两个同步之外，还要加上第三个同步：社会能力与经济能力同步。这是本文对“两个同步”的一个引申——收入同步和报酬同步管的是流量，社会能力同步管的是存量；没有第三个同步，前两个同步很难长期守住。 

三个阶梯，是社会政策的三级台阶：兜底、投资于人、负重。兜底是社会保障，是输血，中国已经在努力；投资于人是教育、托育、照料、技能，是蛋白质，中国正在做；负重是让家庭、社区、企业和劳动者进一步发挥主体性，是抗阻训练，这是下一步要做的。负重可以落在这样几件事上。 

钱跟着组织走。育儿补贴是典型的蛋白质，它可以和社区互助托育、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捆绑起来，让补贴成为孵化照料组织的养分之一；财政对社区的投入可以按居民实际参与度配比，湖北“共同缔造”已经在这样做。小区要回归社区，社区能人、社区基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要从法条变成日常。 

让劳动进入剩余索取结构。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把技能等级与薪酬刚性挂钩，让技能得到更多承认和回报；推动员工持股、利润分享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民营企业中的制度化；在企业层面落实企业民主管理；把工资决定从成本竞争逻辑改造为剩余分享逻辑。公司在法律上从来不只是营利机器，把企业仅仅理解为营利法人，既束缚了企业的社会活力，也加重了国家的公共服务负担。 

新就业形态的肌力建设。在法律框架内推进平台行业的集体协商和算法协商，让“算法备案”与“算法协商”并行；承认数据标注、算法校准这些隐形劳动的价值；用制度告诉劳动者，机器的故事不由机器单方面讲。 

智能红利的生产端共享。高度流动的数字财富很难通过事后税收充分调节，要在算力、模型和数据的控制权尚未被彻底垄断之前，发挥公共算力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积极作用，支持开源生态，落实数据要素“三权分置”下劳动者和中小企业的收益，让智能时代的生产资料不被封闭成租金。 

让人工智能反哺社会肌肉。引导AI优先用于照料、教育、社区服务这些“功能”维度，认定“人机协作岗位”，让AI成为社会的外骨骼而不是替代物。技术泡沫退去之后真正沉淀下来的，从来不是算力芯片——它们几年就贬值——而是一代人使用新工具所形成的技能与习惯。这才是AI热潮最该留下的遗产，也是“投资于人”的本义。 

把肌肉长在县域。县域是要素齐全、最稳定的治理单元，也是共同富裕的硬骨头。锻造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让外来资本有机嵌入乡土社会，把价值留在县域，就是把肌肉长在县域；企业参与社会建设的方式，也要从捐赠进一步走向组织——“万企帮万村”十一万家企业的参与说明企业可以是社会肌肉的一部分。 

这几件事都不是新发明，它们各有现成的政策接口。未来要进一步加强的，是把它们放进同一个处方：不是给社会输血，而是让社会重新长肌肉、用肌肉，让社会能力建设成为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吕鹏，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