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掉一家公司最快的方式:只看功利
内容来源:2026年4月25日,在浙江舟山举办的笔记侠PPE(政经哲)书院西哲坊03期第5讲《自由与解脱》内容笔记。
分享嘉宾:苏德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笔记侠PPE书院创始校董、西方哲学模块导师。
做正确的事,有多难?
假想一件事,如果公司都快死了,银行要抽贷,股价要崩盘,几百号人等着发工资,这时候能不能做一些不符合底线,但能让公司活下来的行为?能不能先活下来再说,等以后做大了再讲道德?
这大概是不少管理者心里最真实、也最不敢说出口的想法。
但今天笔记侠PPE(政经哲)书院创始校董、西方哲学模块导师苏德超教授的分享,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以为的“权宜之计”,其实是通往毁灭的第一步。你以为你在救公司,最后却牺牲了更多人,包括你自己。
由于篇幅原因,PPE(政经哲)专栏的精华笔记内容仅为完整课程的1/20,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
一、公司快死了,
要不要做假账?
我先问大家一个现实问题:假设你执掌一家上市公司,现在公司现金流极度紧张,融资压力巨大。
管理层跟你说,这个季度必须把业绩做出来,否则银行会抽贷,股价会崩盘,所有项目都得停摆,大家都会失业,公司可能直接就没了。
这时候有人给你出主意:“要不先把账务做平,等明年业务起来了再补回来。” 你会支持这个做法吗?
这不是假问题,假设这就是你的公司,你怎么办?做,还是不做?当然,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二、中国资本市场第一案:
银广夏
1.曾经的“民族骄傲”,居然是假的
刚才的假账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假设题。下面讲一个中国资本市场上最著名的财务造假案——2001年的银广夏事件。
银广夏1994年在深交所上市,是宁夏第一家上市公司。
2000年前后,它的业绩亮得刺眼,被整个市场疯狂追捧。它真实的主业,其实是利润微薄的活性炭和农产品加工。但它对外宣称,自己的核心业务是向德国出口生姜桂皮精油,卖价比国际市场高得多。
大家想想当年的大背景:那时候“中国制造”还远没有现在的地位,德国制造是全世界公认的标杆。
结果突然冒出来一家中国公司,能把高端产品卖给德国人,这不瞬间就成了 “民族骄傲” 吗?银广夏也因此被称为 “中国第一蓝筹股”。
后来调查结果出来,所有人都傻了:它的子公司天津广夏,从1998年到2001年,伪造了全套的销售合同、报关单、银行票据,累计虚增利润7.7亿元。
而实际上,公司已经连续亏损了4年。最离谱的是,就算它说的那个精油真的存在,用它工厂里的设备也根本萃取不出来,连生产环节都是假的。
这个事件还暴露出了极其严重的审计失职。负责审计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连最基本的水电消耗量和产量对不上这么明显的漏洞都没查出来,违反的独立审计准则多达十几项。
2.谁是被牺牲的无辜者?
当年银广夏走到崩溃边缘的时候,公司内部肯定开过无数次像上文这样的讨论。就算没有公开讨论,每个被要求参与造假的员工,内心也一定经历过激烈的挣扎:我到底要不要按照公司的指示做假账?
当所有人都在说“先过了这一关再说,为了公司活下去,为了大家都不失业”的时候,你要不要默许?要不要参与?
而对于“市场守门人”中天勤来说,他们面临的是同样的选择:
要不要顶住客户的压力?如果坚持原则,就会失去这个大客户;但如果放松程序,就等于把巨大的风险转嫁给了整个市场,转嫁给了成千上万无辜的投资者。
你确实想拯救公司,让员工不至于失业,但你牺牲的是谁?是那些根本不知情、用血汗钱买了股票的普通人。而最后,往往连你想拯救的那些人,也会一起被牺牲掉。
银广夏事件里,不管是公司本身还是中天勤,最后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银广夏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和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两位合伙人,被判处2-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被吊销执业资格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还有一个更刺痛人心的问题:那些根本不知情、没有参与关键决策、甚至连决定权都没有的普通员工,最后也跟着丢了工作,承担了职业和生计的代价。他们难道不也是被那些造假者牺牲掉的吗?
三、我们对 “商业伦理” 的最大误解
不管是MBA还是EMBA,商业伦理都是商学院的必修课。
但我们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能力和技术才是最重要的,伦理这些都是虚的。
人类到目前为止,在伦理层面其实只有三种选择:
功利主义:计算利弊得失,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个选项;
义务论:给自己画一条绝对不能碰的红线,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不管有什么理由、能带来多大好处,我坚决不干,这是我必须履行的义务;
德性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想变成我看不起的那种人。
这三种里面,德性论听起来最亲切,也可以很高尚;但义务论才是最高尚的。它是不近人情的:这件事我该做,哪怕让我死,我也会去做;
这件事我不该做,哪怕给我全世界,我也不会碰。
四、为什么扳道岔可以,
推胖子不行?
1.电车难题:伤害的分配权在谁手里?
电车难题是著名的思想实验,最早出自1967年《牛津评论》上的一篇论文。
它的基本设定非常简单:一辆电车刹车失灵,正沿着正常轨道向前冲,轨道前方躺着5个来不及躲开的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扳动旁边的道岔,让电车拐到另一条岔道上,但那条岔道上,孤零零地躺着1个无辜的人。
电车难题从一开始,就给我们设了一个无法拒绝的前提:伤害一定会发生。
所以它根本不是“要不要造成伤害”的问题,而是“伤害该怎么分配”的问题。表面上看这是个选择题,本质上是个最深的伦理题。
电车难题最折磨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你可以做出选择,但你未必真的清楚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不作为,可能会有一些人受伤;作为,又可能会让另一些人受伤。
很多人觉得这题太简单了,死1个总比死5个好啊。你以为你在做一道小学一年级的算术题,但其实你已经默认了功利主义的逻辑: 一个行为是否正确,只看它能不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但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逻辑,其实藏着两个非常残酷的漏洞:
第一,幸福和痛苦,真的能被精确计算、能被简单平衡吗?那个无辜的人,凭什么要被牺牲?
第二,快乐和幸福,真的只有数量的差别,没有质量的高低吗?
2.升级版电车难题:亲手把人当工具的罪恶
我们现在把电车难题再升级一下。还是那辆失控的电车,正朝着前方轨道上的5个人冲过去。但这次你不在道岔旁边,而是站在轨道上方的一座桥上。
你身边站着一个体型很胖的陌生人,如果你把他推下去,他的身体刚好能挡住电车,救下那5个人。注意,你自己跳下去没用,因为你不够重。
如果你刚才主张应该扳道岔、牺牲1个人救5个人,你现在还会主张把这个胖子推下去吗?
按道理说,这两个情况不是一模一样吗?都是牺牲1个人,救5个人。为什么大家突然就犹豫了?
核心差别就两个字:亲手。你亲手把他推下去,你和他之间就产生了无法切割的直接联系,这件事就是你干的,你脱不了干系。
第二个差别是,这个胖子的“无辜感”被无限强化了。他根本就没在任何一条轨道上,本来无论如何都不会死。是你,硬生生把他拉进了这场灾难里。
这就逼迫我们直面一个最核心的伦理问题:为什么间接引导伤害,和直接把人当成工具来使用,在道德上是完全不同的?
3.企业里的“陌生化陷阱”与唯结果论
这一点在组织决策里特别重要。为什么很多高层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一线?就是要把这个过程 “陌生化”。
不陌生化,人会非常痛苦。就像医生很难给自己的亲人开刀一样,当手术刀划下去的是亲人的身体,你根本下不了手。
而绝大多数企业,都把“利润增长”和“效率提升”当成了“总体利益”的唯一代理指标。 这么做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把人降格成了可替换、可牺牲的数字变量。
“别跟我讲过程,我只要结果。”这句话大家肯定都听过。这种只看结果的管理方式,确实有它高效的地方,但它一定会带来巨大的隐性成本:员工哪怕赚再多钱,也绝不会把公司当家。
如果管理层的KPI只奖励结果,那必然会诱发手段的黑化。当你把“目标”等同于“指标”的时候,造假就成了必然选择。
4.低级功利与高级功利的区别
这里还要区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低级功利和高级功利。很多人反对做假账,不是因为道德高尚,而是因为从长远的功利主义来看,不做假账能带来更大的总体利益。
同样,一个有职业操守的员工,在认真做好一件事的时候,能体会到一种工作的尊严和专业带来的快乐,这就是高级快乐。
如果你逼着他去做灵活操作、去弄虚作假,就是在逼迫他放弃这种高级快乐,把他变成一个纯粹的工具。
举个教育的例子。
孩子做数学题做不出来,很多家长就会说:“书后面不是有答案吗?抄上去赶紧睡觉。”
抄答案确实能立刻解决问题,但孩子自己绞尽脑汁把一道难题做出来的那种快乐,那种成就感,是抄答案永远得不到的。这种快乐,才会让他真正爱上数学。
如果你总让孩子抄答案,他最后就会变成一台刷题机器:看到题就知道是哪个类型,看到类型就知道套什么公式,看到公式就开始填数字。他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只会条件反射,从来没有真正体会过数学本身的美。
我们很多家长总用低级快乐去诱导孩子:“考第一名就带你去旅游”“考好了给你买手机”。这些快乐都和学科本身无关。
真正的大师,比如杨振宁、丘成桐,他们做研究根本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物理和数学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有最纯粹、最高级的快乐。
这个道理放到企业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常说“先把功能堆上去,bug后面慢慢改”,这就是典型的短期功利主义。为了项目按时上线,为了完成这个季度的指标,过度透支未来的利益:技术债越堆越高、团队人心涣散、产品质量一塌糊涂。
功能上线带来的快乐是即时的、确定的:中层完成了KPI,老板很高兴,市场也能马上宣传。而技术债带来的痛苦是遥远的、不确定的。所以决策者天然就会倾向于选择前者。
这就是功利主义最大的软肋: 它永远偏向短期,永远看不见长远。
五、福特汽车的人命账
1.11美元vs20万美元一条命
我们再来看一个商业史上最经典的功利主义教训——1970年的福特平托( Pint o )事件。
当时日本的经济型小轿车正在横扫美国市场,福特汽车为了快速跟上竞争,急急忙忙推出了平托这款车:体型小巧、油耗低,售价只要2000美元,主打极致性价比。
为了压缩成本、抢上市时间,福特把平托的油箱设计在了后保险杠前面,这个位置极其脆弱,只要被后车追尾,油箱就会被刺穿,瞬间起火爆炸。
其实在内部碰撞测试中,福特早就清清楚楚地发现了这个致命缺陷。他们面临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给每辆车加装一个价值11美元的防碰撞装置,就能彻底解决油箱问题。
然后,福特做了一次功利主义计算。他们算出来:如果给1250万辆车都加装这个装置,总成本是1.37亿美元。
那如果不装呢?他们算了一笔人命账:
预计180人死亡,每人赔偿20万美元,合计3600万美元;180人重伤,每人赔偿6.7万美元,合计1206万美元;预计2100辆车被烧毁,合计147万美元。
三项加起来,总赔偿成本只要4950万美元。1.37亿美元的改造成本,对比4950万美元的赔偿成本。作为一个纯商业决策,福特的结论是:修它干什么?赔就完了。
2.那些被漏掉的“隐性成本”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福特把一个人的生命,粗暴地定价20万美元。在这个算法里,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一堆零件、一笔赔款没有任何区别。
福特的计算里,只包含了最直接的法律赔偿,完全忽略了那些难以量化,但其实更具毁灭性的隐性成本:
品牌成本:丑闻曝光后的声誉损失,可能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
法律成本:会引发天价的集体诉讼和律师费,远远超过当初的赔偿预算;
社会成本:无数家庭破碎,公众对整个大企业群体的不信任;
内部成本:员工的道德挫败感。一个正常人,在一家明知会害死消费者却故意不改的公司里工作,会觉得非常恶心。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最自私的算计:当时福特的高管都是轮换制的,等几年后事故集中爆发、需要赔钱的时候,当初做决策的人早就不在这个位置上了。他们算的从来不是企业的长期功利,而是自己任期内的短期功利。
3.法律给功利主义的致命一击
1972年,一辆福特平托在加州高速上被后车低速追尾,油箱当场破裂起火。
驾驶员格雷当场死亡,车上13岁的乘客格里姆肖全身超过90%的皮肤被严重烧伤,经历了几十次手术,彻底毁容。
1978年的庭审中,原告律师第一次把福特那份内部的成本收益分析备忘录公之于众,整个美国瞬间炸锅了。陪审团最终判给格里姆肖251.6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以及对福特公司1.25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后来法官虽然把惩罚性赔偿降到了350万美元,但这个判决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案件本身:它向全世界宣告,企业如果为了利润故意漠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将被处以远超你计算成本的惩罚。
就这样,福特那套“赔偿比修复便宜”的逻辑,被彻底打碎了。
在巨大的舆论和监管压力下,福特从1978年开始主动召回150万辆平托车,免费加装防碰撞装置。这花的钱,早就远远超过了当初的1.37亿美元。
平托车也彻底成了“不安全汽车”和“无良企业”的代名词,1980年正式停产。福特的整体品牌形象,遭受长达几十年的负面影响。
六、不要去计算生命与尊严
讲到这里,我们再往深想一层:如果福特平托车这个缺陷不会导致死亡,只会导致轻伤,但修复这个缺陷会让公司直接破产、几千人失业,你又该怎么选?
这个决策的阈值到底在哪里?是不是一下子就难了?但性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伤害的程度不同而已。
世界是有规律的,但每次决策其实都是在赌。赌环境,赌结构,更重要的是,赌我们自己的良知。
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决定,不同的决定造就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身边会围绕着不同的人,最后就造就了不同的企业。而哪些企业能活得更久,时间会给出答案。
功利主义最大的、也是最天然的危险,就是它会把世间的一切都换算成货币。但尊严和生命不是普通商品。 一旦一家企业把生命当成可以计算的成本,信任就会瞬间坍塌,整个社会的循环就会对你关闭。
生命与尊严不可计算,也不能用来交换任何功利。计算这件事本身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结语
我们都知道,商业世界没有非黑即白的标准答案,每一个决策都充满了权衡与妥协。没有谁能一辈子不做错事,也没有哪家企业能永远走在绝对正确的道路上。
但妥协不等于没有底线,功利主义不是错,但把“短期利润”当成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最大的错。福特和银广夏都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算计者,最后却成了自己短视的牺牲品。
真正厉害的管理者,不是最会算计的人,而是在所有人都被压力冲昏头脑的时候,依然能守住那条红线的人。
因为他们知道:底线不是束缚,而是保护;敬畏不是懦弱,而是智慧。而那些真正能穿越周期、活得长久的企业,从来不是最会赚钱的那个,而是最懂得尊重人、最懂得敬畏规律的那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笔记侠”(ID:Notesman),作者:苏德超,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