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垃圾问题，从来不是垃圾的问题

这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受存储芯片价格飙升影响，新手机售价普遍上涨，意外引爆了废旧手机回收热潮。部分机型回收价增长数倍，曾经积灰的“电子垃圾”摇身一变，成了抢手的“赛博黄金”。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废旧手机闲置总量高达60亿部，潜藏价值超过6000亿元。

然而，长期以来，通过正规渠道回收的手机比例仅为10%。

消费者普遍担忧隐私泄露，即便手动删除数据，仍存在被技术恢复的风险。

此外，回收渠道不畅、行业标准不统一等痛点，也制约着市场发展。

面对这一困局，中国循环经济领域的“国家队”——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正在积极探索。

2025年1月，其手机安全回收处置示范项目试运行。

用户通过“芯碎无忧”小程序下单，手机便被安全运至处置基地，在保密车间完成拆解、破碎和熔炼，全程可视化、可溯源。

这一模式打通了回收、拆解、熔炼的一体化链条，贵金属回收率可达99%以上。

在“国家队”带动下，华为、联想、爱回收等20家企业共同发起“废旧手机循环利用伙伴计划”，从标准制定、技术创新等多方协同发力。

种种迹象表明，从“抽屉机”到城市矿产，似乎，这关于资源安全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

但确实如此吗？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为什么正规军打不过游击队

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外，ACS Recycling的首席执行官冈萨雷斯站在堆满废弃电器的厂房里，说了一句让整个行业都沉默的话：“我们与废品商作斗争，而且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为什么？因为电子垃圾回收的经济模型在崩塌。

在欧盟，一家获得WEEELABEX认证的正规回收设施，每年仅维持合规资质的直接成本就高达34000欧元。这笔钱花在了环境监测设备上，花在了工人安全防护上，花在了废气废水处理系统上，花在了随时准备迎接突击检查的管理体系上。

如果一个回收商选择走正规路线，那就意味着它必须在设备折旧、人力培训、环境保险等方面持续投入，而这些投入，在电子垃圾的定价权争夺战中，全部构成了竞争劣势。

街对面的非正规经营者不需要这些。

他们可以在露天场地操作，可以用最原始的方式拆解，可以把有毒废水直接排入土壤，可以雇佣没有社会保障的临时工。

他们的成本结构如此之低，以至于可以向废弃物持有者支付更高的现金回报。

在西班牙的废品市场上，一台废旧服务器主板，正规商报价10欧元，灰色渠道可以报到15欧元甚至更高。

高价值物料自然流向出价更高的一方。

正规回收厂收到的，是被挑选过两三轮之后的残渣，是含金量最低的电路板，是已经被拆走了核心芯片的空壳。

这些物料在先进处理线上能回收出来的价值，经常低于运行这些设备的电费和维护成本。一个设计处理能力每年两万吨的工厂，实际只能收到六到八千吨合格原料，产能利用率长期在盈亏平衡线以下挣扎。

这种现象有个经济学上的术语，叫做“逆向选择”。

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里，劣质参与者因为成本优势反而能够出更高的价格收购商品，优质参与者被逐步挤出市场。

当电子垃圾的回收变成一场价格竞赛，遵守规则本身就成了一种商业上的自我惩罚。

欧盟对此并非不知情。

各国环境执法机构定期开展专项整治，关闭非法拆解窝点，但效果始终有限。

一个非法窝点被取缔，用不了两周，设备和人手就会在另一个地点重新运转。背后的驱动力不是某个犯罪集团的顽固，而是原材料价格与合规成本之间存在的套利空间，只要这个价差存在，监管就像在打永远打不完的地鼠游戏。

而且，电子垃圾中含有的贵金属和战略矿物，它们的市场价格是全球统一的。

正规回收商的成本是地方性的，受到当地劳动力法规、环保标准、能源价格的影响；而非正规经营者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两个群体在同一个全球商品市场上争夺原料，竞争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写在了成本曲线的交叉点上。

这是循环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

我们把废弃物处理完全交给市场机制，可市场天然会自动选择成本最低的路径，而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恰恰是正规渠道最沉重的负担。

想要循环真正“循环”起来，靠的不是道德呼吁，而必须改变让守规矩的人吃亏的游戏规则。

金属的价格决定了回收的命运

电子垃圾处理的下游环节，有着更残酷的逻辑。

在ACS Recycling的流程中，拆解出来的印刷电路板会送往专业的金属精炼厂，这些精炼厂往往隶属于传统的矿业集团。

它们的高温熔炼炉既能处理原生矿石，也能处理废旧电子元件，但后者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一个变量，那就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实时报价。

冈萨雷斯在接受采访时说：“当钴的价格高时，值得从废料中提取钴；当钴的价格不高的时候，就不值得。”

其意思是回收技术的应用，不取决于技术是否可行，不取决于环境是否有益，甚至不取决于资源是否稀缺，而只取决于当前市场价格能否覆盖提取过程的边际成本。

一部废旧智能手机含有大约四十种金属元素，包括金、银、铜、钯、钴、锂以及多种稀土。在理想化的循环经济叙事中，城市矿山应该替代自然矿山，废旧电子产品就是躺在抽屉里的高品位矿石。

但在金属交易员面前的屏幕上，这些元素的身份只有一个，就是商品，它们的价值被简化为每吨多少美元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每天都在波动。

钴在2023年初的价格是每吨约3.5万美元，到年底跌到了2.8万美元。在价格低点时期，精炼厂把含钴的废电池材料堆在仓库里或者直接转给下游处理商，根本不会启动提取流程。

锂的情况更糟，碳酸锂价格在2022年11月触及每吨近60万元人民币的巅峰后，一年内暴跌超过80%。

在高点时期建成的锂回收产线，到了低点时期纷纷停机或者改做其他业务。

这不是哪一家企业的经营失误，是整个回收行业的商业模式就建立在不可预测的大宗商品价格之上。

这种对价格的极度依赖，暴露了一个矛盾，物质的使用价值和它的交换价值之间出现了脱钩。钴还是那个钴，它的物理化学属性没有变，它在电池正极材料中的功能没有变，它对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性没有变。

可是，如果市场价格跌破某个临界点，这种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社会需求就变得“无法被满足”，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里，只有能带来利润的需求才算有效需求。

原生矿业也受价格波动影响，但矿山的应对手段比回收商多得多。

矿山可以调节开采品位，行情好时采富矿，行情差时采贫矿维持运转；可以拉长投资周期，等价格回升再推进扩建项目；可以获得政府在就业和税收压力下给予的各种隐性补贴。

而回收商面对的是已经拆解完毕的废料堆，是每天产生仓储费用的中间物料，是不处理就要面临环保处罚的产废企业。

它们既等不起，也调不了品位，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波动带来的全部冲击。

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前的全球电子废弃物处理量中，真正被完整回收的金属种类其实非常有限。黄金和钯金因为单价足够高，几乎在任何市况下都有回收价值；铜和银次之；而大量的锂、钴、稀土、铟、镓等被广泛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矿产，它们的回收率在全球范围内依然极低。

不是技术做不到，是账算不过来。

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等待技术进步来解决。

回收技术再成熟，也需要消耗电力、化学试剂和人力工时，这些成本是刚性的。

只要全球金属价格继续由期货市场的资本博弈主导，只要回收商没有与价格波动相抗衡的缓冲机制，那么“城市采矿”就永远停留在采矿学课本的标题上，却无法真正成为资源安全的可靠支柱。

绿色壁垒的尴尬悖论

欧盟在最近几年密集出台了限制电子废弃物出口的法规，最新的版本禁止向非经合组织国家出口几乎所有类别的电子垃圾。

立法者的意图很明显，意在阻止发达国家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同时把有价值的二次资源留在欧洲境内，以增强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安全。

但法案在执行层面撞上了一堵意想不到的墙。

冈萨雷斯用一线回收商的普遍反应：“如果不在本地制造，没人会消耗这些材料。”

这是整个欧洲循环经济战略的结构性缺陷。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欧洲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进程。印刷电路板制造、消费电子装配、基础金属加工等高耗能的制造业环节，早已转移到了东亚和东南亚。

留在欧洲的是设计中心、品牌总部、研发实验室和高端服务业。

这意味着，当废旧电子产品被拆解成铜粉、铝锭、贵金属精矿时，这些原材料的消费者不在欧洲境内。

一家荷兰回收商从废料中提取出纯度99%的再生铜，它最自然的客户是制造铜箔的工厂，而铜箔是印刷电路板的基材。但在欧洲本土，铜箔制造商的产能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它必须把这批铜卖给谁？如果卖给亚洲客户，出口纯铜本身不受限制，但运输成本、时间成本和贸易条款的复杂性使得交易吸引力大打折扣。

如果卖给欧洲仅存的几家次级加工商，对方给出的价格往往比国际市场低一大截，因为人家知道你没有太多选择。

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诞的局面，立法要求把资源留在欧洲，但欧洲没有足够的需求来消化这些资源。回收商产出的铜、铝、贵金属，要么堆在仓库里等待价格回升，要么以更低的价格被迫出手，利润率被压到几乎看不见的薄度。

再者说了，贸易禁令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

在过去，非正规回收网络收集的高价值废料最终会有相当一部分流向出口渠道，进入亚洲的再生金属产业链。现在出口被堵住了，这些非正规渠道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向了更隐蔽的运输路径，造假申报为二手商品，或者通过中转国绕开禁令。

执法的难度比以前更大，影子经济的规模反而可能因为禁令而变得更加难以追踪。

那些被禁令挡在欧洲境内的废旧电子产品，一部分确实进入了正规处理体系，但还有更大一部分被囤积、被遗弃，或者通过更加不可控的路径悄悄流向海外。

一种政策的出台，如果只考虑目标设定而不考虑整个产业链条的承接能力，那它产生的实际效果可能背离初衷。

所以，循环经济不能只循环半圈。

你把回收端建得再完善，把出口管得再严格，如果消费端——即制造业——不在同一个经济体系里，那么资源的闭合回路就是断裂的。

绿色壁垒保护不了不存在的制造能力，反而会把回收商卡在两头不靠岸的尴尬境地。

被扔掉的手机和被烧掉的电路板

在加纳的阿格博格布洛希，数万名工人从事着与地球另一端西班牙萨瓦德尔市ACS Recycling工厂性质相同的工作——从废旧电子产品中分离有价值的材料。

区别在于，阿格博格布洛希的工人使用的是明火、石锤和徒手拆解，处理过程释放的烟雾中含有二恶英、呋喃和重金属粉尘，周边社区的癌症发病率和新生儿畸形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这些废料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来自建立了严格回收体系的欧洲。

它们被标注为“二手商品”或“捐赠物资”装在集装箱里运抵西非港口，卸货后被直接送进焚烧场。法律禁止这样做，但集装箱到达目的港之后的海关监管和执行能力，与布鲁塞尔立法机构的意图之间，存在着一道管理真空的巨大裂缝。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贸易？

不仅仅在于不法商贩的逐利本能，还在于全球价值链的价格信号传递机制。

当欧洲的正规回收商因为成本高昂而无法消化某些品类的废料时，必然有人愿意以更低的标准来接手。

这个“有人”，往往就是生活在极端贫困线附近、缺乏任何社会保障和发展机会的人群。

他们难道不知道明火焚烧电缆会伤害自己的健康吗？大多知道。但当一个家庭每天的收入取决于能剥出多少铜时，长期健康风险属于一种无力支付的奢侈品。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穷人不仅在经济上被剥削，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也在全球废弃物交易的定价过程中被赋予了更低的价值。

欧盟禁止出口电子垃圾到非经合组织国家，是一种道德上的必要之举，不过，这项政策缺少一个配套方案，既然停止了废料的流动，那是否应该对曾经依赖这条废料产业链求生的社区提供替代性补偿？是否应该资助当地建立安全规范的回收设施？是否应该承认，发达国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将环境成本外部化给全球南方，这本身构成了一种需要清算的历史债务？

目前，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沉默的。

禁令出台，集装箱航线改道，欧洲国内的道德焦虑得到了缓解，但加纳的海岸线上，烟囱依然在冒烟，只是货物的来源地换成了监管更松的其他国家。

那么，中国呢？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废旧手机闲置总量已经达到六十亿部。行业数据测算出的潜藏价值超过六千亿元人民币，但通过正规渠道回收的比例至今只有百分之十上下。

绝大多数旧手机躺在抽屉里吃灰，因为机主担心隐私泄露，因为不知道哪里有可靠的回收入口，因为回收价格缺乏透明度。

信息安全担忧确实是阻止回收率提升的关键障碍。

手机里存的不仅仅是照片和聊天记录，还有绑定的银行卡、身份验证的短信、各种平台的登录凭证。即便是手动恢复了出厂设置，在专业的数据恢复工具面前也未必安全。

这种担忧是真实且理性的，不是靠几句“请放心回收”的宣传口号就能消解。

但这些数据恐惧的背后，是否也有更深层的原因？为什么正规回收行业长期以来没能建立一套让公众信服的数据销毁流程？为什么直到最近才有像中国资源循环集团这样的企业开始提供全流程可监控的安全回收服务？

本质上，是因为在一个以盈利为导向的市场里，建立安全体系需要额外成本，而这部分成本在以往的定价竞争中没有得到体现。

消费者需要安全感，过去没有人为这份安全感买单。

破解这些困局所需的，不止是技术升级，我认为，还需要一个国家层级的、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设施来承担数据安全销毁的信任背书；需要将回收网络作为公共产品来建设，而不是完全交给市场自发形成；需要重新评估“价值”这个概念，承认那些在市场价格上不划算、但在资源安全和环境保护上至关重要的回收行为，属于公共财政应该覆盖的领域。

中国资环集团的成立，可以被视为这种思路转向的一个信号。

它以“国家队”的身份进入手机回收市场，提供从收件、运输、拆解到熔炼的全链条安全服务，并且全程可视化。

这种模式把信任成本内化到了国有资本的职能里，不再靠单个回收企业的商业信誉来争取用户。手机可以放心交出去，不是因为哪个回收商更会打广告，而是因为背后的体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约束。

这个路径，恰好与全球电子废弃物治理中缺失的那块拼图形成对照。

市场无法完成循环时，公共力量就必须介入，价格信号不足以激发正确的环境行为时，财政投入就必须出现，发达国家的贸易禁令切断了全球南方的废料经济时，补偿和援助就应该是连带义务。否则，我们所有的环保政策，就只是在地球的正面张贴标语，在地球的背面继续排放。

电子垃圾问题的最终解决，不会来自某一种神奇的回收技术，也不会来自某一个天才的商业模式。它要求重新认识废弃物，不是作为等待处理的麻烦，也不是作为待价而沽的商品，而是作为工业文明必须承担的物质责任。

这个责任，从矿产资源被开采出来的那一天就已经产生了，只不过被我们长达一个世纪的线性生产模式不断地推迟和转移。

现在，它堆积在所有地方，在非洲的海滩上，在欧洲的仓库里，在中国消费者的抽屉中，也在每一次技术升级带来的换机潮里。

正视它，意味着承认没有免费的消费，也没有可以无限外包的垃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针商略”，作者：东针商略，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