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护全红婵？

因为一个282人的微信群，全红婵再度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曝光的群聊记录里，是对全红婵肆无忌惮的言语霸凌。而这场霸凌还有两个更加骇人听闻的细节：

一是毫不掩饰的针对。群公告中明确写道，禁止攻击其他运动员，但全红婵除外。

二是近在咫尺的冷漠。万能的网友一顿挖坟，发现群成员中赫然出现了包括裁判、其他运动员在内的行业相关人士。

事件舆论发酵至今，全红婵所属的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以一纸报警声明出面制止，试图用“抵制畸形饭圈文化”为这场风波盖棺定论。

但舆论对全红婵的共情早就脱离了饭圈站队的范畴，发酵成小镇做题家的顾影自怜：寒门贵子终究无法跨越阶级，穷人家的孩子出头也会被排挤。

巴黎奥运期间的一个片段被反复提及，当时全红婵被安排和谷爱凌见面，两个女孩在镜头前拥抱，似乎在隐喻公平的竞技体育能填平出身的鸿沟。

但事实上，她们的人生很可能只是在这一瞬间短暂交集。

镜头之外，有人成名后顶奢代言满天飞，财富如同滚雪球；有人家门口变成小吃一条街、房子外墙被贴满小广告。

二人面对输赢的不同状态

赛场上的荣誉不分高低，但赛场外的人生早就出现分野。

商业的分水岭

今年3月，19岁的全红婵拿到职业生涯的第一个独立代言，对面是老家广东的厨卫品牌万家乐，这时距离她在东京奥运会上一战成名，已经过去5年。

专业成就与商业价值严重错配，断层名气却对应漫长的商业静默期，倒不是市场反应太迟钝、普罗大众不买单，而是成名的枷锁从一开始就太过沉重。

为国争光的荣耀太大，大到很多人忽视了运动员也是一份要为赚钱发愁的职业。抛开以年为单位（奥运会更长达四年）的重大赛事，运动员赚钱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是参加职业比赛拿奖金，二是将个人影响力变现，但这两条路都没有对全红婵完全敞开。

赚钱这件事放在体育圈，同样遵循“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的残酷定律。

去年年底，福布斯公布了《2025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单总共20个人，有10个都是网球运动员，剩下4个篮球、2个高尔夫、2个滑雪、1个橄榄球和1个田径。

这些项目的特点是受众基数庞大、商业运作成熟，尤其是网球、篮球这类项目，能拥有几乎全年无休的职业赛事和丰厚的赛事奖金。

但全红婵所在的项目是举国体制的典型产物。

冷战年代，奥运会与意识形态、综合国力高度挂钩，于是国家摸索出一套高效夺金的模式，优选乒乓球、跳水、体操等项目，通过行政力量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冲金。

这些项目写作“小巧难女少”，读作有些冷门。

其优点是经过极致的工业化训练后可以量产金牌，问题也很明显：严重寄生于奥运周期、技术门槛高、大众参与度低、自身造血能力差，无论是职业赛事，还是商业变现，都与价值二字相去甚远。

网球四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奖金最少也有2000万人民币左右，WTA巡回赛去年给了冠军约3728万奖金。

全红婵备战四年，在巴黎奥运会一举拿下两枚金牌，最后把体育局、奥委会、地方政府、郭晶晶夫妇给的奖金七七八八加起来，可能还凑不到1000万。

奥运会属于专业赛事，相对还有稳定的工资和奖金，商业化程度更高的职业赛事就更是两极分化。刚落幕的WTT重庆冠军赛里，国乒14位选手手持四枚奥运金牌，急头白脸打一顿，最后人均创收不到10万[1]。

“全红婵”们的困境，实际上是先天不足+后天错位的结果。在役时，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弥补了商业价值的短板；退役后，又被毫无准备地推进“市场经济”中谋出路。

在职业生涯的高光期，他们吃着国家队的大锅饭，以四年为周期兑现商业价值。

田亮、宁泽涛都曾因擅自参加商业活动而被国家队除名，孙杨曾经公开诉苦称希望有个团队负责代言和公关，被游泳管理中心拒绝：运动员不能有专业商业运作团队[2]。

就连高光本身都被周期加速。一届是新秀，两届是老将，四届就是活化石，17岁的全红婵觉得自己不再年轻，然而出走半生，老将才刚成年。

尽管这个系统也包含求学就职的准出机制，但竞技体育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是每个人都能到北大念书，到暨大任教。

而当他们进入赛场外的市场，才发现运动员的第二人生也分三六九等。

同为跳水天才的张家齐在21岁退役后积极转型直播带货，被骂“拿金牌圈钱”，她的回应是：“奥运会冠军不能当饭吃啊，它只是称谓，你不能告诉人家：我是奥运会冠军，你给我吃的吧[3]！”。

2025年，郑钦文因伤导致赛季报销，场外收入依然不减，耐克、蚂蚁集团继续邀约，迪奥、奥迪也伸出橄榄枝。

人生最大的分水岭是羊水，运动员最大的分水岭是选项目。但在项目基础决定商业上限的现实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残酷的闭环，那就是赚钱的项目，往往都留给了不缺钱的运动员。

无解的算术题

前段时间F1大奖赛在上海举行，凯迪拉克车队的储备选手周冠宇，作为正式赛中首个中国面孔备受瞩目。随后，一条问答在社交平台走红:

如果这位网友真问到了周冠宇，那么他很可能得到这样的答复：

成为一名F1车手，需要出色的天赋、过人的身体素质，以及一位拥有15家公司、每年能挣许多个小目标的赛车迷父亲。

F1赛事媒体GrandPrix247曾经统计过培养一位车手的花费[4]。一位踩在F1门槛上的车手，每个赛季的成本动辄八位数起步。

由此可见，中国车手程丛夫的“学车花了一个亿”[9]确有几分写实的味道。

不止赛车，许多运动的商业价值都与它的参与门槛直线挂钩。冰球文化盛行的北美有个不成文的共识，即Hockey is a rich kid’s sport（冰球是富家子的运动）；更不提高尔夫，不是所有人都有幸踏进特朗普多拉高尔夫度假村精心修剪的草地。

这类运动的特点是以高净值人群为目标，且具有相当的产业深度，比如F1与全球汽车工业高度绑定，高尔夫与地产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重资产模式造就了高昂的准入门槛，仅凭一个孩子的热血和孤勇是跨不过的。

周冠宇8岁那年，父亲在潍坊建了一条当时国内最大的凯迪拉克汽车轨道，耗资1200万。周冠宇和阿尔法·罗密欧签订F1合同，据说周父给车队捐了三千万欧[8]。

郑钦文的爸爸是田径运动员，也是郑钦文最早的营养师、康复师[5]。他熟悉李娜的故事，很早为郑钦文规划要脱离体制、走职业路线，为女儿聘请的第一个教练就是李娜的启蒙教练夏溪瑶。

为了送她去美国与欧洲受训，家人甚至卖掉房子。也是在佛州夏令营里，郑钦文被全球最大的体育经纪公司IMG相中，被后者推向奢侈品牌与时装周秀场。

网传培养一个郑钦文需要花2000万，武汉体育学院网球院长表示：“可能还不止这个数”[6]。

十多年前武汉对李娜的报道照片里就有郑钦文

滑雪是小众极限运动，本身商业天花板不高，谷爱凌和苏翊鸣能成为突围的“例外”，同样离不开家人精心铺路。

苏翊鸣7岁时就因滑雪视频被导演徐克发掘，出演《智取威虎山》的“小栓子”走红。他的父亲苏群有两个身份——吉林知名企业家，以及中国最早一批单板滑雪爱好者。

从谷爱凌三岁开始，母亲谷燕每个周末驱车数小时送谷爱凌去雪场训练，每年暑假还会送谷爱凌回海淀黄庄，高强度补习奥数和中文。谷燕曾表示，培养谷爱凌至少花了300万美元。

13岁的谷爱凌与12岁的苏翊鸣在2017年纪录片《少年志》中同框

巴塞罗那俱乐部慧眼识梅西的奇迹固然存在，但在更多的成名故事里，家庭能提供的资源与眼界，往往也是天资的组成部分。

7岁被教练选中时，全红婵家人只有很朴素的念头——湛江市跳水学校可以减免所有学杂费。

在体制兜底下，那些没有太多商业想象力的体育项目，改变了许多普通甚至底层孩子的命运。他们的家庭卸下了一部分负担，但也意味着，未来被押注在了一条更窄的道路上。

自被体校教练选中的那一刻开始，全红婵的面前就只有一条路：进省队、进国家队、进奥运、拿冠军。

可是，拿了奥运冠军以后呢？

走下领奖台后，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转身。幸运如王濛和吕小军，一个转型教练和体育解说，一个做起了健身品牌；坎坷如邹春兰和才力，一个退役后以搓澡为生，一个因伤病和生活压力早逝。

王濛，冬奥会短道速滑金牌得主，最近已经收拾行囊勇闯浪姐七了

体育是简单的。超越自我、人定胜天是竞技永恒的魅力所在。有谁会不喜欢天才横空出世，寒门逆天改命，少女赛场成王的故事呢？

但体育也是复杂的。它是一道关于资源、回报和退出机制的算术题。许多人冲过终点，才发现比赛才刚开始。

尾声

今年春节，全红婵在家乡迈合村过了一个完整的年。据她对媒体的说法，上一次如此安稳守岁，还是在7岁开始跳水以前[7]。

全红婵被网暴能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大部分人都能朴素地意识到，这不是一位奥运金牌得主应得的，更不是一个19岁女孩该面对的。

但怎么让这些冠军获得更好的生活，又似乎谁也说不准。

一个皇家马德里的青训生，即便知道自己不能成为C罗，也可以努力踢更好的成绩，追求更高的转会费；一个热爱网球的小学生，即便够不到费德勒，也有方法论做下一个郑钦文。

在那些高度商业化的项目里，只要留在赛道上，总有相对体面的生存空间。

可在跳水、乒乓球和田径等项目里，没人敢期待自己就是下一个郭晶晶、马龙和刘翔。

竞技体育如此残酷，奖台上的成功可以用制度量产，美满的人生却是幸运的孤本，出路百里挑一，退路更是千金难求。

但至少这一次，不要让全红婵淹没在这场风暴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远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作者：罗雪妍 任彤瑶，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