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署负责人：正经历史上最大能源安全威胁，欧洲犯了三个历史性错误

近日，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CEO Nicolai Tangen主持的播客《In Good Company》中，国际能源署（IEA）署长法Fatih Birol明确指出，这场由美以对伊朗冲突引发的危机，已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能源安全威胁，其影响远超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导致的天然气危机总和。根据访谈的信息，这一播客在4月1日上线，访谈时间约在上线的两天前。

具体而言，Fatih Birol解释道，过去两次石油危机各造成约500万桶/日的石油供应损失，合计约1000万桶/日，而当前危机已导致超过1200万桶/日的石油供应中断，天然气损失也超过2022年俄罗斯天然气切断时的750亿立方米水平。此外，石化产品、化肥、氦气和硫磺等关键大宗商品同样受到严重冲击。

根据IEA数据库，中东地区已有超过40个关键能源资产遭受损害，其中部分为严重或非常严重的破坏，恢复需要较长时间。这些叠加效应不仅限于能源行业，更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风险，尤其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它们并非危机的制造者，却可能承受最沉重的打击。危

Fatih Birol强调，3月份市场仍能部分受益于战前已装船在途的货物，但进入4月份，这些缓冲将耗尽，石油供应损失预计将比3月严重一倍，同时叠加LNG和其他商品短缺，这将通过通胀传导至实体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并在多国引发能源配给。

为缓解市场压力，IEA于3月11日协调32个成员国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相当于2022年俄罗斯危机时释放量的两倍，已使油价短期下跌约18美元。Fatih Biro表示，这一举措仍在持续评估中，如果喷气燃料和柴油等瓶颈问题加剧，可能进一步建议释放储备。

但Fatih Birol反复强调，储备释放只是“减轻疼痛、争取时间”的临时措施，并非治本之道。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安全开放。

同时，他建议各国采取需求侧管理措施，如推广居家办公、降低汽车限速，并对脆弱群体提供有针对性、临时性的财政支持。

Fatih Birol特别提醒欧洲，能源市场是全球性的，不能将危机视为“亚洲问题”或“中东问题”。欧洲目前在现货市场采购天然气，而亚洲买家因中东LNG受阻正涌入同一市场，导致欧洲天然气和电价双双上涨。他认为，欧洲政府补贴居民能源账单若采用针对性且临时的方式是合理的，但高能源价格可能滋生极端政治思潮，尤其在欧洲即将面临重要选举之际。他还呼吁欧洲不要放松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限制，因为从技术、经济和战略角度看，这都不可取——欧洲过去过度依赖单一供应源已是历史性错误。

展望长期，Fatih Birol认为此次危机将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类似1970年代石油危机推动核电建设、汽车燃油效率提升和北海油气开发一样，本次危机将加速结构性转型。

我们正进入“电力时代”，电力需求增长速度是总能源需求的两倍，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车等驱动。危机将推动核电回归、交通电气化加速、可再生能源加电池储能更快扩张，甚至可能导致煤炭在部分地区短期反弹。

然而，电气化并非自动带来韧性，而是取决于执行方式。

Fatih Birol警告，电网建设滞后是“电力时代的阿喀琉斯之踝”——大量可再生能源项目已建成却因电网容量不足而闲置，闲置量约为并网量的四倍。到2035年，电力需求预计增长40%，发电站本身不再是最难的部分，电网和网络安全才是最大系统性风险。

他呼吁政府建立吸引私人资本的投资框架，简化许可程序，并加强电力系统防护。Fatih Birol还指出欧洲在能源领域的三大历史性战略错误：过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削减核电（占比从约三分之一降至15%）、以及在太阳能制造等关键技术上落后于中国。

这些错误已削弱欧洲竞争力，其电价是美国的两到三倍，比中国高得多，威胁传统工业。他认为，电池技术可能是欧洲追赶的关键突破口，而充足、廉价且快速接入的电力，将决定谁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领先。

尽管挑战严峻，Fatih Birol对欧洲仍持谨慎乐观态度：拥有4.5亿人口的单一市场、民主制度和强大贸易基础，若辅以正确的能源和工业政策，欧洲能够度过难关。

以下为「明亮公司」整理编译的访谈正文（有删节）

Q：Nicolai Tangen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CEO

A：Fatih Birol 国际能源署（IEA）执行干事（Executive Director)

中东局势：历史最大能源安全威胁

Q：你曾警告说，市场和政界人士仍然低估了中东危机的后果。他们到底低估了什么？哪里判断错了？

A：你知道，Nicolai，我们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我们为各国政府工作，是一个公共机构。战争开始之后，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相关动态。最初那三周，我告诉我的同事，也告诉我自己，我们先不要发表公开声明。

虽然媒体、记者像往常一样给我们发来了大量请求——当然，像平时一样，非常非常多——除了我就释放石油储备这件事发表过一个声明之外，其他方面我都没有出面发声。

但后来我看到，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和政府，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有多大、会变得多么严重，而且它带来的风险不仅仅是能源行业层面的，更是整个全球经济层面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大约一周前决定站出来，拿出一些数字。我要让大家明白，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而应对这件事的方式，首先就是要承认：这究竟是一个多大的问题。

我试着把这个问题描述清楚。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正确的举动，也确实推动了政策制定者更密集、更严肃地讨论当前局势。

Q：你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全球能源安全威胁，甚至比1973年那次还要大。你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你主要看哪些指标？

A：不幸的是，我们经历过很多次能源危机。但如果回看过去几十年，其中有三次特别突出。一次是1973年石油危机；一次是1979年石油危机；还有一次是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引发的天然气危机。

如果看前面那两次石油危机，1973年和1979年，每一次我们都损失了大约500万桶/日的石油供应。5加5，大概就是1000万桶/日。

我们都知道，那两次石油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很多发展中国家因此陷入外债螺旋。而今天，就目前来看，我们已经损失了1200万桶/日的石油供应，也就是说，单从石油来看，已经比前两次石油危机加起来还要大。如果看天然气，俄罗斯切断天然气时，我们损失了大约750亿立方米。而现在我们失去的天然气数量，比俄罗斯天然气危机时期还要高。

这意味着，当前这场危机，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刚才那三场危机加总的程度。

而且，如果你允许我再补充一点，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之外，还有很多对全球经济极其重要的大宗商品也受到影响，比如石化产品、化肥、氦、硫磺。这些对全球供应链都非常关键。这些影响是叠加在石油和天然气冲击之上的。

如果我还能再说一点的话：我们一直在追踪该地区能源资产所受的损害。根据我们的数据库，目前已经有40个关键能源资产受损。有些损害比较轻，但有些是严重甚至非常严重的，要恢复需要时间。

正因为看到这些数字——也就是你说的这些指标——我才决定公开发声，让大家明白：我们正走向一次非常非常重大的供应中断，而且到目前为止，这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Q：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A：我很高兴看到，很多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也很高兴地看到，各国正在采取措施。G20、欧洲、日本——我上周刚和日本首相见过面，前一天又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见了面。就目前而言，亚洲受到的冲击最严重。

但如果说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现在各国都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我们也在讨论怎样才能最好地应对这个局面。当然我必须说，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是重要的，但最重要、最关键的单一解决办法，还是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Q：但这条海峡并没有完全关闭，对吧？只是它现在更像是“只对朋友开放”。当这种咽喉要道被这样对待时，你们该怎么办？

A：我认为，这正是全球能源系统最脆弱的环节之一——无论是对石油还是对天然气都是如此。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其他替代方案。

你可能知道，3月11日我宣布向市场释放4亿桶石油，包括原油和成品油。这个消息一出来，油价立即下跌了18美元。当然，之后又出现了很多其他表态和事件，对市场继续造成影响。

我们已经建议许多政府采取一些需求侧的强力措施。做这些事并不容易，但非常重要。比如说，在一些情况下推广居家办公；在一些情况下，降低汽车限速；还有其他一些措施。同时，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也需要进一步采取财政支持措施，尤其是针对人口中最脆弱的部分。

但如果让我告诉你一件事，Nicolai——我们现在经常在报纸上谈欧洲、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等，但在我看来，今天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它们受打击最严重，尤其是那些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眼下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亚洲，随后很快就会波及非洲、拉丁美洲。这是我最大的担忧。

Q：这种影响要多久才会真正传导成更高的通胀？

A：我不知道你们这期播客什么时候发布，但下个月，也就是4月——

Q：两天后。我们这期会火速上线（4月1日上线）。你现在真的非常“热”，法提赫，所以这期会立刻播出。

A：好，那我就直接说：4月会比3月糟糕得多。

为什么？我来解释一下。因为3月份，还有一些货物——包括石油和天然气——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装船，从中东出发了，它们仍然在运往港口、运往各国。所以3月份我们实际上还在部分受益于这些战前就已经在路上的货物。

但到了4月，就没有这些了。

这意味着，即使按最温和的估计，4月份石油供应损失也会比3月更严重。再加上LNG以及其他商品的短缺，这些都会传导到通胀。

然后，我认为这会削弱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硬通货，它们面对的困难会更大。

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在很多国家，能源配给很快就会出现。

Q：你们释放的4亿桶，大概相当于储备的20%，对吧？在什么情况下，你会建议进一步释放储备？

A：我们每天都在评估市场，几乎是全天候地评估。如果我们认为无论是原油还是成品油市场还有进一步干预的必要，那么我完全可能再次提出建议，建议各国政府采取新的行动。

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喷气燃料和柴油短缺。这是目前最主要的瓶颈。我们已经在亚洲看到这个问题了，而它很快也会传到欧洲。

我认为，4月份欧洲就会受到影响，或者最晚在5月初。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在和我的同事们一起评估局势，一旦时机成熟，我就会作出决定，向各国政府提出进一步建议。

Q：会不会有一个点，到了那个时候，继续动用储备就会从稳定市场变成扰乱市场？

A：我认为目前它仍然是稳定性的措施。但正如我所说，这4亿桶已经是我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了。比如说，它是俄乌冲突那次释放量的两倍。

但我必须非常坦率地告诉你，Nicolai，这只是帮助市场减轻痛苦，它不是治本之策。

真正的治本之策是：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这才是最重要的单一问题。

我们现在做的，只是在帮大家减少疼痛、争取时间。换句话说，也许可以这么说——但我绝不会声称这本身就是解决方案。

Q：你怎么看欧洲政府补贴居民能源账单这件事？

A：我认为，如果这是以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做，而且是临时性的，那么这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你知道，现在欧洲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欧洲的反应比其他地区慢。很多人觉得，这是亚洲的问题，这是中东的问题。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能源市场是全球市场，大宗能源市场本来就是全球性的。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欧洲政府必须意识到，这是一场很快就会冲击到欧洲的重大危机。我们必须把欧洲政府“摇醒”。

现在欧洲正在发生的是：欧洲在现货市场上购买了大量天然气。而今天，亚洲买家由于拿不到来自中东的LNG，正在大举涌入现货市场，而那里恰恰是欧洲平时主要获取天然气的地方。

因此，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正在上涨。而由于欧洲电价是由天然气边际成本决定的，所以电价也会上涨。也就是说，欧洲会同时面对高气价和高电价。

所以，在我看来，欧洲政府支持脆弱群体是重要的，但这种支持必须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必须是临时性的。

我真正担心的一点——也许我稍微讲了一点政治，这并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但我还是要说：我担心高能源价格会成为极端政治思潮滋生的肥沃土壤，而欧洲接下来又要面临一些重要选举。只是补充一句，但我认为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Q：你曾呼吁欧洲政府不要放松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限制，对吗？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下一个冬天，你觉得这还现实吗？

A：我这样说有三个原因。

第一，从技术上讲几乎做不到。北溪一号遭到了破坏，技术上已经不完整；北溪二号也还没有拿到许可；其他管道规模又太小。

第二，从经济上讲也不合理。俄罗斯天然气在定价上很大程度上是与油价挂钩的，而现在油价这么高，俄罗斯天然气价格也会很高。

第三点，在我看来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研究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25年了。我曾经在这个机构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我这些年来一直在说，欧洲过度依赖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但如果第二次还这么做，那就已经不再是一个“错误”了。

Q：上一次LNG还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现在它好像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LNG市场的动力机制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A：我认为，整体天然气行业可能会遭受一些声誉损伤。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天然气一直被描述为一种可靠、可负担、灵活的选择，而且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错。

但经过2022年俄罗斯天然气危机，以及今天的这场危机，在我看来，这会在天然气行业上投下很长的阴影。

所以我认为，天然气行业必须更加努力，去证明它仍然是可靠的、仍然是负担得起的、仍然是灵活的。

有些国家会因此失去一部分信用，天然气行业本身也可能会受损。我不知道这种影响会不会只是暂时的，但我确实看到这种事情正在发生。如果从结构性角度来看，未来会有一些玩家从这场危机中受益。

就我个人看法，这场危机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重塑全球能源市场。

Q：在IEA，你们现在已经不太做单一预测，而是谈不同情景。如果先看中东问题的最好情景，它是什么样？

A：我认为，中东国家已经遭遇了损失，而且未来还会继续受到影响。但如果说“中东国家”，我想做一个区分。像伊拉克、黎巴嫩、巴林这样的国家，受到的冲击会最大。至于其他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阿联酋、科威特，它们恢复起来会快得多。

让我举个例子。伊拉克大约90%的政府收入都来自石油销售。而现在，伊拉克的政府收入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而政府正是用这些收入去支付工资和养老金的。

这关系到大约1500万人。所以，伊拉克的恢复过程会比沙特或者阿联酋艰难得多。

因此，就像天然气行业一样，中东国家和欧洲都需要付出很大努力，重新建立自己作为可靠供应者的声誉，而这需要时间。

当然，他们过去创造过很多奇迹，也许未来还会再做到。但我肯定会把像伊拉克这样能力较弱的国家，与那些财政和恢复能力更强的国家区分开来看。

Q：那最坏的情景呢？

A：最坏的情景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这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损害。

而这种损害，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严重。它们其实与这个问题几乎毫无关系，不是问题的制造者，但它们反而可能承受最大的伤害。这就是最坏情景。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吗？很多国家陷入了外债螺旋，而这又带来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后果。我担心这一点。但我希望这永远不会发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尽快重新运转，我们也能开始恢复。

不过再说一次，Nicolai，我们也必须从全球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现在会采取一些短期措施，但与此同时，能源世界中也会出现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的反应。

能源长期的结构性变化：核电、交通电气化、电池储能

Q：那就说说这些长期变化吧。你提到可再生能源、核电等等。你能不能展开谈谈，你觉得会出现哪些变化？

A：现在要说得非常具体，可能还太早。但我一直非常仔细地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因为那次危机至少带来了三项重要变化。

第一是核电。作为对石油危机的回应，当时出现了一波巨大的核电建设潮，大约建设了170吉瓦。今天全球现有核电装机中，大约40%都是在当时作为对石油危机的回应而建起来的，主要发生在欧洲、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地。

第二点是在汽车行业。在1970年代之前，一辆普通汽车行驶100公里大概要消耗20升燃料。后来，燃油效率标准作为危机应对措施出台，很快就变成只需要10升。这个问题就这样被部分解决了。

第三点是本土能源生产。这当然也和挪威有关。北海最大的增长潮，正是对石油危机的回应，因为油价上涨，而且各国政府提供了税收激励，并加快了发放许可的速度。

所以，至少有三件大事是这样发生的。

而这一次，我的预期是——当然这里只能先做很概括的判断——

第一，我四年前其实就说过，核电会回归，而且这次回归会更强，不仅包括传统核电，也包括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第二，尤其是在亚洲，交通部门电气化（electrification）会加速。

第三，可再生能源加电池储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除此之外，我也不会惊讶地看到，在一些情况下，无论是短期还是更长期，煤炭会重新发力，尤其是在中国、印尼、印度，因为天然气价格过高。

所以我觉得，危机的几个主要后果会是：更多核电、更多交通电气化、更快的可再生能源增长，以及煤炭和其他本土能源生产的某种回归。

Q：那我们逐项来看。随着一切都在电气化，我们是在建设一个更脆弱的系统，还是一个更有韧性的系统？

A：这取决于你怎么做。

能源系统当然会越来越电气化，但石油和天然气在未来很多年里仍然会被使用。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说，Nicolai，我已经讲了差不多一年半：我们正在进入“电力时代”。

因为电力需求的增长速度是总能源需求增长速度的两倍。这已经开始发生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驱动因素、电动车，以及很多其他东西，都在推动这个趋势。

所以，我们必须在全球建设有韧性的电网。

但这也意味着，我的一大担忧就是：针对电力系统的网络攻击会越来越多。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而能源系统不幸正是很多恶意行为体的目标之一。

电力需求到2035年增长40%，电网建设是风险点

Q：你觉得在电气化的能源系统里，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是什么？

A：有一个风险，某种意义上算是“比较无恶意”的，那就是政府失误——没有建设足够的电网。去年，全球新增了大量可再生能源并入电力系统。但与此同时，有大约相当于这些新增并网量四倍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已经建好了，却因为电网容量不够而闲置在那里。

太阳能板装好了，风机也装好了，但没有电网把它们接进去。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大问题、一个大风险。

另一个问题，除了电网本身之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网络安全——针对电网的网络攻击。这是我非常担心的事情。我们的数据表明，无论从攻击强度还是发生频率来看，这类风险都在上升。

Q：我们买下了德国一家电网运营商约25%的股份。要怎样才能吸引更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

A：我当然不会评论任何具体公司。但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电网和电网相关投资更强，就必须让政府认识到这个需求，并让这个领域对投资者变得有吸引力。

遗憾的是，过去这些年，政府们都在大力推动建设可再生能源或发电站，但他们忘记了：我们还需要电网，把这些电从电站送到家庭、送到工业部门。

现在是他们纠正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如果政府严肃对待这件事，那他们就必须建立投资框架，让投资者觉得这里有吸引力；同时，他们还必须帮助简化、便利化许可和审批程序。

我认为，这两件事都是必须的。

Q：我看到一些数字说，到2035年电力需求会增长40%。基础设施到底能承受多少？

A：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建发电站了——或者说，跟过去人们想的不同，现在难点不在发电站本身。无论你建太阳能、风电、燃气电站还是什么别的电站，本身并不是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部分是：全球——不仅是欧洲，而是全世界——现在都没有跟上电网建设的节奏。

在我看来，这就是“电力时代”的阿喀琉斯之踵。

Q：你还提到了煤炭。煤炭情景会是什么样？

A：所谓煤炭情景，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情景。因为今天全球约55%的煤炭都在中国使用，另外45%才是世界其他地方加在一起。

过去几年，煤炭需求基本上是持平的。我们原本预计它会保持平稳，甚至略有下降。

但在当前这场危机之下，我不会惊讶地看到全球煤炭使用出现上升，首先从中国开始，但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区。

在美国，我们已经看到煤炭使用有所反弹。我也不会惊讶地看到，甚至在欧洲，一些国家会重新动用本国的煤炭储备。

欧洲的历史性错误，电池的战略价值

Q：欧洲花了二十年时间削减自己的核电能力。这究竟是一个多大的错误？

A：Nicolai，我认为欧洲犯下了三个历史性的战略错误，其中一个我刚才已经提到过：过度依赖一个国家来供应一种极其重要的大宗商品，那就是俄罗斯天然气。

第二个错误就是核电。

在1990年代末，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电力来自核能。而现在，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大约15%。欧洲背弃核电，在我看来，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法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克龙总统刚上台时，联合政府和施政计划里写的是，要把法国核电占比从75%降到50%。当时法国媒体来问我怎么看，我说：这就像是把埃菲尔铁塔卖给别人一样。因为这本来就是法国的国家资产。

很多国家都犯了这个错误。

第三个错误是，今天你放眼世界——而我每天都在做这件事——到2025年全球新增电力装机中，75%是太阳能。而现在，太阳能设备主要是在中国制造的。

但25年前，最早开始制造太阳能板的是欧洲。后来欧洲把球丢了，中国接手了这个产业，如今中国主导了整个局面。

所以，欧洲的这三大错误——过度依赖俄罗斯、背弃核电、在像太阳能这样的重要技术上“掉链子”——让欧洲在竞争力、经济安全，甚至外交政策方面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Q：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再展开一点，再加上欧洲在电池市场上的位置，比如宁德时代一个公司就几乎占到40%的市场份额。你怎么看？

A：在IEA，我们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技术部门，我们每天跟踪大约600项技术：它们的市场位置如何、进展速度如何、经济性如何、渗透和部署情况如何。如果你问我，在这么多技术里，只能选一个——假设你有一根魔法棒，点一下，它明天就能变得具备经济性并在全球广泛使用——那我会选哪一个？

有很多可选项，但我会选电池。

为什么是电池？因为它会改变很多事情。它会改变可再生能源的动态，也会改变交通运输行业的动态。欧洲现在在这方面落后于中国，但在先进电池技术上，欧洲仍然有机会追上来。

我正在和欧洲各国政府讨论这个问题，我也看到欧洲现在确实在认真考虑，把新一代先进电池技术作为一个重点突破方向。我认为，这会有利于欧洲的经济安全和竞争力。

Q：电池技术进步得太惊人了，对吧？尤其是最新几代产品。

A：非常惊人。人工智能还会帮助这个过程进一步加快。

Q：电动车方面，欧洲其实开局不错。但西方世界现在在一些雄心目标上有所退缩。这会产生什么影响？

A：我给你一个数字。抱歉，如果我给太多数字的话，因为我是个讲数据的人。

五年前，全球卖出的所有汽车里，只有5%是电动车。去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25%。也就是说，去年全球每卖出四辆车，就有一辆是电动车。这个趋势会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快。

中国当然是领先者，而且遥遥领先。欧洲汽车制造商当然需要一些时间，也许也需要一定的灵活性，这没问题。

但对我来说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交通运输行业的未来是电动化的。

而且，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谈的主题——中东发生的战争，在我看来只会让这个趋势进一步加速。

至于欧洲会以什么方式、什么速度跟上，这还在讨论中。但我相信，如果欧洲企业还想继续成为全球领先企业，还想继续参与全球竞争，那么未来就一定是电动化的。

我现在说的是汽车。但如果我们两年后再录一期播客，我们谈的可能就会是电动卡车了。这个变化也会来得非常快。

我一直在密切追踪，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所以，在我看来，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交通部门未来都会走向电动化。某些国家可能会不同，在北美某些地区、拉丁美洲某些地区，内燃机也许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

但从全球最大的市场来看，尤其是亚洲，包括发展中亚洲国家，我认为这场危机会让电动车在汽车市场中的渗透速度比原来还要更快。

Q：如果把我们迄今为止谈的所有内容都加在一起——天然气、石油、核电、电池、输电网络等等——最终的结果是，欧洲电价是美国的两到三倍，而且比中国高得多。这对欧洲作为一个工业强权意味着什么？

A：我认为，欧洲的竞争力已经受到威胁。

我也认为，欧洲有一些传统产业，欧洲政府必须以某种方式予以支持。但其中一些产业，尤其是那些高度能源密集型产业，未来可能真的很难再与其他地区竞争。

因为从今天到明天，这种能源价格差异不会消失。

所以，欧洲必须做两件事。第一，要支持那些重要的传统产业，也就是那些对欧洲经济仍然重要的“遗产型产业”。第二，要为“明天的产业”制定路线图，并强力推动它们成长起来——从人工智能到清洁能源技术，等等。

换句话说，即，一是保住那些值得支持、应继续留在我们经济体系里的传统产业；二是思考并扶持那些明日技术。

不过我还想说一句，因为现在外界确实有很多“唱衰欧洲”的声音、很多欧洲悲观主义。你作为大投资者，我相信你也很清楚这一点。

但我同时也认为，欧洲拥有非常强的经济基本面。

所以我认为，如果有正确的工业政策，再加上正确的能源政策，欧洲是能够度过这段困难时期的。

AI、电力需求与电价

Q：你对AI和电价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看法？AI的需求显然会推高能源价格；反过来，更高的能源价格对AI的发展和使用又非常关键，因为电是整个系统里非常大的输入成本，对吧？

A：绝对如此，Nicolai。

我不知道你对IEA有多少了解。事实上，我们是一个很小的组织，真的很小，很“朴素”。但四年前，我们就已经选择把AI作为一个重点议题来研究。

为什么？很简单：没有电，就没有AI。

一个中等规模的数据中心，它消耗的电力就相当于一个拥有10万户家庭的小镇，而且它要求的是7×24小时不间断供电。现在，围绕AI有一场巨大的竞赛。主要有三个大玩家：美国、中国和欧洲。当然还有别的国家和地区，但这三个是主要的。

在我个人看来，AI可能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深远影响力的技术创新。而这三者之中谁能赢得这场竞赛，将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技术本身，也就是“软”的那一部分；第二，是电力的可获得性以及电价。

也许我作为能源人说得有点太强调这一点了，但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电，如果你的电不够便宜，如果你不能足够快地把电送到数据中心，那你就很可能会落后于竞争对手。

所以，那些拥有充足、便宜、而且能迅速接入数据中心的电力的国家，会比其他国家领先几步。

而我看到的是，欧洲在第二个方面——也就是电力这一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技术方面欧洲还可以，但在电力这一块，它的挑战比美国更大，比中国大得多。

Q：你们有很多事情都判断对了，但也有一些事情判断得不对，尤其是清洁能源转型的速度。

A：首先，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很多批评。来自投资者、来自政府。有人说我们对清洁能源太乐观了；像你这样的人则说我们太悲观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听到你这么说，也算是一种平衡。

我们所做的是：提供不同的项目、不同的情景、不同的路径。

过去，在某些时候——比如十年前——我们在太阳能渗透率问题上确实偏保守。而中国在这件事情上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但除此之外，我认为，在今天的太阳能、风能、核电、石油、天然气等很多问题上，我们其实都做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

当然，我们从不假装自己能把所有事情都判断对。我们只是把数据放到桌面上。如果我们错了，我们就承认错了，然后调整；如果我们对了，我们也不会反复强调自己有多对。

我常对同事说一句话，也是我的口号：数据总会赢。

有时候它需要一点时间，但到最后，数据总会赢。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数据和事实摆出来，然后由政府、投资者和产业界作出决定。

Q：那如果说到你们对化石能源生产的预测呢？你觉得你们判断得有多准？

A：如果说化石能源生产和需求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在天然气需求走势上判断得很准；在石油这边也判断得很准。

比如，我们说过石油需求会放缓，因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再加上电动车渗透率提高。煤炭方面，我们说它会进入平台期，它现在确实就是平台期。可再生能源方面，我们也看到它增长得非常强劲。

正因为有这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不再只做单一预测，而是给出不同情景：

如果你走这条路，会得到什么结果、带来什么后果；如果你走另一条路，会得到什么结果、带来什么后果。我们为全球政策制定者提供的是不同的情景和不同的政策选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明亮公司”（ID：suchbright），作者：主编24小时在线，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