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的巴黎圣母院

2025年春节期间的巴黎圣母院，外墙仍有吊车，内部已经开放一个多月

2019年4月，巴黎圣母院的大火一夜刷屏，牵动世人之心。

即使在历史建筑如云、遍布地标的巴黎，巴黎圣母院也是独特的存在。始建于1163年的它是欧洲建筑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以轻盈的哥特式风格将原本沉重的教堂结构甩在身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更使之举世闻名。它也见证了法国的历史兴衰，路易十四在此加冕，开启“太阳王朝代”，路易十六在此加冕，后来被送上断头台，民众曾在此庆祝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拿破仑也在这里加冕称帝，两次世纪大战后，巴黎市民都在这里欢庆。

它的地理位置让人有“遗世而独立”之感，无论是沿塞纳河畔前行，抑或乘船穿越塞纳河，西堤岛上的巴黎圣母院总是终点或往返点。塞纳河在这里走出一个弧形，巴黎圣母院的正面双塔提示着你的抵达，93日高的后殿塔尖就像灯塔。而西堤岛本身，就是巴黎这座城市的历史发端，巴黎之名就来自于当年居住在小岛上的巴黎斯人。

经过与大火的搏斗，巴黎圣母院虽顶部严重受损，但主体建筑暂时保住，正面双塔也得以保全，可后殿塔尖在大火中轰然倒下的影像，仍让无数人心碎。它甚至会让许多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巴黎的灯塔倒下了，因福利制度的缺陷而积重难返的法国，又将何去何从？

2025年春节期间的巴黎圣母院

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是继2018年巴西国家博物馆被大火烧毁后，人类瑰宝又一次遭遇大火。人类文明受益于火，从此不再茹毛饮血。但人类也深知火之无情，一场大火往往可以摧毁一座古代城市。至于战争与侵略中的一场场大火，更让无数文明精华毁于一旦。相比多数采用石材的西方建筑，大量采用木结构的东方建筑受火的侵害更大，这也是东方古建筑的保存不及西方的重要原因。但在人类步入现代文明后，受益于现代社会的响应机制、消防系统的完善，对火灾的控制也愈发得力。只要没有战争，在现代都市体系下，人类在与火的搏斗中已经占据绝对上风。

可也正因为这样，巴西国家博物馆和巴黎圣母院的悲剧才更让人遗憾。巴西政府的拖沓低效，让原本可控的火灾一发不可收拾。至于巴黎圣母院，地理位置和整体结构确实加大了救火难度。哥特式建筑的轻盈和巧妙，固然是建筑美学的一种极致，但却无法承受空中喷水灭火的巨大压力。消防车的软质水管无法抵达教堂顶端，内部仅容两人并肩的狭窄阶梯，更让消防员举步维艰。目前还没有关于政府响应速度的确定性报道，但联想法国人极低的行政效率，许多人心里都难免打上问号。”

在大火之前，巴黎圣母院已经在法国政府的低效率下挣扎多年。因为时间与污染的侵蚀，巴黎圣母院早已受损严重，法国政府也一直无力承担修缮费用，直至火灾前才启动整修工作。

1831年，雨果的旷世杰作《巴黎圣母院》出版。在对巴黎圣母院施以浪漫想象的同时，他也有感于这座建筑的破败凋敝，慨叹它“或许快要从大地上消逝了”。这掀起了读者们的共鸣，人们自发捐款，希望修缮巴黎圣母院，最终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关注与支持，并启动了持续20年的修缮工作。

因文学作品而重获新生，这是巴黎圣母院之幸，也是法国文化的荣光。哀叹“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小部分被大火烧掉了”的马克龙，在火灾后宣布将重修巴黎圣母院。在当时，我认为无论是经费筹集，还是修缮难度，配合法国人特有的低效率，这都将是一个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大工程。以至于我引用了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的那句“既然我都不想这个世界，那它又为什么要想我呢！熄灭了火之后，灰也是冷的”，问出了“百年来始终未能重返巅峰的法国，今天是不是感受到了更刺骨的冷意？”

不过，我似乎低估了法国，2025年春节期间，我再次前往巴黎，见到了内部修缮一新的巴黎圣母院。在此前不久的2024年12月7日，圣母院才正式重新开放，我也算是“抢鲜”到访。虽然外墙旁仍有吊车在围蔽施工，但内部已开放参观。尽管是旅行淡季，圣母院内外仍然人头涌涌，胜在淡季无需排队，仍然在可控的入场人数内。

抬头望向花窗和穹顶，最美的细节是阳光将花窗的图案打到对面墙上，这是巴黎圣母院数百年来的日常。

巴黎圣母院花窗的光影打在对面墙上

巴黎圣母院花窗

北向玫瑰窗是巴黎圣母院保存最完好的花窗，几乎完整保留了13世纪时的彩色玻璃。南向玫瑰窗比北向玫瑰窗的建造大概晚了十年，建于1260年。

巴黎圣母院花窗

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3月23日，由当时的巴黎大主教莫里斯·德·苏利决意兴建，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主持开工仪式，1345年落成，建造工期长达180多年。

巴黎圣母院所在的西堤岛东半部地块上，早在罗马帝国的提庇留大帝时代（公元14年-公元37年在位）已建起一座祭祀罗马与高卢神祇的神庙。公元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定都巴黎并皈依基督教，西堤岛上也出现了一座建有祭拜圣史蒂芬的基督教教堂，6世纪时扩建为圣艾蒂安基督大教堂。12世纪初，圣艾蒂安基督大教堂坍塌，后来莫里斯·德·苏利决定重建新教堂。

1182年，圣母院中堂就已建成，基本功能大致成型。1208年，主立面的修建工程基本完成。1220年的扩建，添加了钟楼和屋顶雨水系统等。1250年，北立面和北耳堂完工，此后又陆续修建南立面等，直至1345年正式竣工。

1726年，时任巴黎大主教路易-安托万·德·诺艾耶枢机主教对巴黎圣母院进行改造，加固了飞扶壁、画廊和露台，翻新了框架和屋顶。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圣母院归属国有，因为天主教在巴黎被禁止，圣母院也遭遇极大破坏，大量珍藏被掠夺。1801年，巴黎教区重建，1804年，拿破仑以木制门廊、硬纸板和灰泥、丝绸、天鹅绒窗帘等重新装饰衰败的圣母院。但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动荡，彻底摧毁了圣母院彩色玻璃窗，烧毁大主教区，巴黎当局一度计划彻底拆除圣母院。

在此存亡之际，维克多·雨果于1831年出版《巴黎圣母院》一书，引发轰动，也掀起了全国性的保护行动。1842年，法国政府决定重修巴黎圣母院。1844年，历史学家、建筑学家奥莱·勒·杜克受命主持重修工作，工程于次年启动，重修了尖顶、圣器堂、13世纪的大门、国王画廊、中世纪风格的复古高窗等，工程持续至1864年。

奥莱·勒·杜克对巴黎圣母院的修复方式堪称前所未有，是真正现代化的历史建筑保护方式。他对巴黎圣母院的过往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建筑和历史的每个细节，以理解巴黎圣母院在不同时间的结构变化，将自己的观察汇编为《19世纪法国建筑理性词典》。

从地理位置来说，巴黎圣母院可谓得天独厚。它临近居住区，周边街道系统密集，人们很容易到达，教堂前广场是极佳的公共空间，连接着宗教与城市。几百年前，它就是巴黎人休闲、约会和交易的场所。

记得第一次带儿子去巴黎时，曾在黄昏经过圣母院的广场区域。角落的小小游乐场里，一群巴黎当地孩子正在旋转盘上嬉戏，六岁半的儿子兴冲冲地加入其中。尽管肤色不同、语言不通，但他们仍然玩在了一起。一旁的西堤岛两岸坐满了人，游船时不时经过。

历史与生活，就这样融为一体。法国历史上的无数重要瞬间，都在巴黎圣母院出现。

十年前儿子第一次去巴黎，在巴黎圣母院旁玩得很开心

西堤岛一带景致

1431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国王亨利六世在圣母院加冕为法国国王。1455年，圣女贞德的昭雪仪式在圣母院举行。1558年，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特和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二世于圣母院举办皇室婚礼。1559年，法兰西女王伊丽莎白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于圣母院举办皇室婚礼。1572年，苏格兰女王玛格丽特·德瓦洛伊斯和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于圣母院举办皇室婚礼。1804年，教皇庇护七世授予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圣礼并于圣母院为之加冕。1853年，蒙蒂霍女王尤金妮和拿破仑三世皇帝于圣母院举办皇室婚礼……

但这些历史瞬间绝不是巴黎圣母院的全部，那些普通人的日常才是。他们在圣母院前经过，或是在广场上、塞纳河边休憩，或是在圣母院内安静祈祷，一代代巴黎人的生活，总有圣母院的存在。

巴黎圣母院一带是巴黎重要的公共空间

所以，大火后的巴黎圣母院修缮，也经历了漫长的论证。在全球征集的226项方案中，法国人最终的选择依然是“忠于原始建筑”。

十年前的巴黎圣母院

修缮过程还经历了新冠疫情和一些技术上的争论，选材就是个大难题。巴黎圣母院的木制框架主要以橡木制成，最早的框架历史可追溯至13世纪。当时人们从附近森林砍伐橡树，动用约21公顷的林木，以完成所需的木结构制造。在大火前，这些木结构房梁已支撑了800多年。修缮过程也砍伐了2000多棵橡树，为了避免环保主义者抗议，工程师还曾向公众解释过树木来源，指两千多棵的数量看似很多，实际上仅占法国年度橡木出口量的0.3%。而且所用的都是原本就会在一两年内陆续砍伐的树木。

重新开放的巴黎圣母院内部

在工艺层面，法国人也严格按照中世纪状态复原，比如执拗地用斧头劈凿木材，以最大程度保留木材的纤维长度，确保其不会变形。

彩绘花窗的修复也非常关键。在法国这个大教堂之国，彩色花窗似乎无处不在，统计出来的面积数据极为惊人，竟达90000平方米。巴黎圣母院的中世纪彩色花窗，更是被誉为欧洲最伟大的彩色花窗群之一。

重新开放的巴黎圣母院内部

因为消防员在救火期间并未直接喷水，所以花窗没有遭遇热冲击，所以没有发生爆裂。但哪怕在火灾之前，花窗也已有一百多年未经修复，遭遇过长时间侵蚀。花窗修复师需要完成花窗的拆卸、修复和重新安装。

所谓精益求精、工匠精神，并非只是以斧头劈凿木材和手工修复花窗，对新技术的运用同样是工匠精神的一部分。法国人以考古学的方式复建巴黎圣母院，调取大量图像、书籍和测绘档案等过往资料。巴黎圣母院完整保留了奥莱·勒·杜克的修复记录，加上详细的历史档案、火灾前的数字化扫描，都提供了精确数据支持。另一方面，法国人也对火灾后的残存现场进行极其详尽的调查，使用3D扫描和全景记录等技术，严格记录所有受损部分，也包括砖石的残留、跌落木梁的原先位置和状态。

奥莱·勒·杜克在19世纪的修复工作，既对哥特式建筑有充分认知，又共情了中世纪的建造者，成就了一次虽不能令所有人满意但堪称典范式的修复。火灾后的修复，也严格遵循和尊重了奥莱·勒·杜克的逻辑。

当地考古学家曾这样描述巴黎圣母院大火后的情况：“（火灾后）每个人都在谈论碎砖瓦砾。但这些不是瓦砾，而是法国遗产的碎片。从今以后，我们将把它们作为考古遗迹来对待。”

也正是这样的想法，让巴黎圣母院迎来新生。（图源 |叶克飞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飞一般自游”，作者：叶克飞，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