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革命和数字货币，会瓦解美元霸权吗？

2025年的金融市场上演了一幕让无数资深交易员瞠目结舌的戏剧。

这一年，美元指数在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甚至还在释放紧缩余温的背景下，走出了近五十年来最差的同期表现。

这件事之所以令人不安，不在于跌幅本身，而在于它发生的时机，恰恰发生在所有传统分析工具都指向“理应走强”的时候。

利率平价本是汇率定价的基础，高息货币吸引套利资本，资本流入推升汇率。1980年代沃克尔加息引爆美元创下历史峰值，2022年鲍威尔激进紧缩同样驱动美元升至二十年高点。这套逻辑穿越周期，从未失手。

但在2025年，美国与主要经济体的利差维持在高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触及4.8%，联邦基金利率仍在限制性区间——一般而言，美元即便不涨，也没有深跌的理由。

可它偏偏跌了，而且跌得义无反顾。

仿佛一夜之间失去了对“高息”的敏感，套利交易平仓，资本没有涌入追逐利差，反而悄然离场。

为什么呢？

旧有理论和模式破产

我想首先应该是与避险属性有关。

美元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是全球动荡时期唯一的避风港。欧债危机时资金涌向美元，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美元荒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这种避险溢价是美元体系核心竞争力的直接体现。

然而2025年的情况完全不同。

特朗普政府宣布“对等关税”后，全球贸易摩擦骤然升级，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中东战火重燃，委内瑞拉局势突变——传统意义上每一个应该推升美元的事件都发生了。

可美元不仅没有走强，反而加速下跌。

主要是，资金流向了两个方向，一是黄金，伦敦金现货一度突破5500美元；二是人民币资产，中国在岸市场录得可观的外资流入。

避险资金不再默认选择美元，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

从国际收支上看，贸易赤字与汇率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很大不同，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元净流出，对汇率构成压制；反之，缩窄逆差有助于支撑美元。

2025年美国政府试图通过高额关税抑制进口、改善贸易收支，这在逻辑上应当对美元形成正面支撑。但实际走势恰恰相反，关税落地后贸易逆差并未实质性收窄，“抢进口”效应甚至导致短期逆差扩大；关键是，美元在“试图缩窄逆差”的政策周期中，贬值速度反而快于“放任逆差扩张”的时期。

也就是说，市场对美元信用的定价逻辑已发生变化——投资者不再关心美国能否通过贸易政策改善外部均衡，他们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

这些不同的地方都在说明，传统汇率分析框架的底层假设开始失效了。

利率平价、购买力平价、避险属性溢价，这些工具之所以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效，是因为它们共同植根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货币秩序。

在那个秩序里，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力是逐利，信息通过代理行网络缓慢传递，主权信用的背书具有近乎绝对的权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货币时曾指出，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商品世界对它所代表的抽象劳动时间的信任。

在工业资本时代，这种信任是相对稳固的，因为它锚定在实物的生产与交换之上。

但数字金融资本主义改变了这一切。

资本依然逐利，但“生存安全”已经取代“收益最大化”成为主权资本和长期机构投资者的首要考量。当美国财政赤字突破GDP的6.4%、债务上限谈判沦为政治表演工具、美联储独立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公开挑战时，持有美元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发生了结构性偏移。

信息不再是缓慢流动、对称分布的——每一个主权投资者都能实时看到美国政策不确定指数飙升至1985年以来最高点，看到期限溢价中隐含的风险补偿正在扩大。

因此，2025年美元弱势的本质，不能归因于降息预期提前或贸易逆差短期波动。

这些只是触发因素。

真正发生的是国际资本对美元资产的重新定价——不是调低目标估值，而是更换估值模型本身。旧的模型以“利率”和“增长”为核心参数，新的模型正在将“信用锚的稳固性”和“技术锚的不可替代性”设为权重更高的变量。

当这两个锚同时出现松动迹象，资本流出就不再是周期性的仓位调整，而是结构性的资产重配。

被开源截胡了

而且，美元资产的定价逻辑里，有一个很少被公开讨论却至关重要的溢价。那是全球资本的共识预期，以前大家普遍认为美国将永远作为下一代技术革命的唯一母港。

从PC时代的英特尔和微软，到互联网时代的思科和谷歌，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苹果，直至AI浪潮初期的英伟达和OpenAI，四十年间这条技术迭代的轨迹从未偏离美国本土。

全球资本持有美元、购买美股，是因为他们相信，无论下一轮颠覆性创新是什么，最终兑现红利的交易所一定在纽约。

2025年，DeepSeek开源R1模型，这一事件理应在美元汇率史上被单独标记。

极低成本、逼近GPT-4的性能、完全开源——已经被反复讨论，但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后果至今仍在发酵。

那不是中国AI产业的一次常规追赶，也不是开源社区对闭源商业模型的又一次胜利。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这是全球生产工具演进史上的一次断裂：最前沿的通用人工智能，第一次不再是硅谷科技巨头的“私有生产资料”，而是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形式向全球公开发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指出，超额利润的来源是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资本溢价的前提是生产工具的排他性占有。

当英伟达的算力集群和OpenAI的算法架构构成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资料，且这种生产资料只集中在旧金山湾区和硅谷方圆几十公里时，美国科技资本便获得了抽取全球技术租金的制度性权力。

全球资本买入英伟达股票，本质上是在认购这种排他性占有的未来分红。

而DeepSeek的开源发布，以一次干脆利落的技术扩散，从产权层面解构了这种排他性。

后果首先体现在美股科技巨头的估值逻辑上。

支撑七巨头六万亿美元市值的核心假设，不是它们当下赚了多少钱，而是它们锁定了下一代通用技术平台的入场券。当这张入场券不再是限量发行的稀缺品，而是全球开发者均可免费获取的开源资源时，估值体系中的“稀缺性溢价”便失去了附着点。

2025年1月英伟达单日市值蒸发六千亿美元，那是资本对“生产资料私有化程度”进行了重新评估后的出价。

过去二十年，全球美元储备的积累模式变得不同，2008年之前，贸易顺差国将赚取的美元主要配置于美国国债；2008年之后，随着零利率时代的开启和美股长牛的形成，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股权益资产迅速攀升至二十万亿美元规模，首次超过美债持有量。

这意味着支撑美元汇率的需求结构也有变化，官方储备的配置是稳态的、低弹性的，而私人部门的权益配置是高流动性的、对估值变化极度敏感的。

当美股科技巨头的“技术垄断叙事”出现裂痕，这部分全球资本配置美元资产的意愿便不再稳固。

不是美联储降息慢了，也不是美国经济衰退了，而是那个让全球资本愿意接受较低股息率、较高市盈率的核心故事，被一次开源发布削弱了可信度。

这种削弱通过产业链分工的传导，将进一步侵蚀美元汇率的长期基本面。

传统的“微笑曲线”赋予美元一种看似不可挑战的产业基础，如美国占据研发、设计和品牌终端的高附加值环节，东亚和东南亚承担制造组装的低附加值环节，原油和大宗商品国垫底。这个分工秩序支撑了美元的强势——既然最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唯独在美国完成，全球自然需要持有美元以购买这些产成品和服务。

而开源AI的降维打击在于，它将研发环节的专用性门槛大幅拉低。

当一家深圳的硬件创业公司可以调用与硅谷同行同级别的开源模型，进行芯片设计、结构优化和市场分析时，研发环节的稀缺性溢价开始收敛。

微笑曲线的弧度正在被抻平。

如此看来，周期性的汇率波动并不属于这个现象，我认为更多还是一个结构性趋势的起点。美国在产业链顶端的生态位不再是唯一的，附着于这个生态位之上的美元资产相对优势也就不再是永久的。

全球资本在2025年抛售美元资产的深层逻辑，也不是对美国科技能力的否定，只不过是对“唯一性”的祛魅。当世界发现生产未来最核心知识工具的生产资料，不再被垄断在俄亥俄河与太平洋之间的那片土地上时，美元汇率的那份隐秘的、从未被计入利率平价模型的技术期权费，开始被市场逐笔核销。

数字货币与网络外部性被消解

在AI之外，还有一道美元霸权最深的护城河，是一张看不见、摸不着却几乎无法逃离的网络。

这张网络的名字叫SWIFT，是一套金融报文系统，而非实际货币结算系统。

它只传递指令，不处理资金。

它可怕之处不在于报文传输的速度，而在于它所固化的一套代理行清算秩序。

在这个秩序里，一笔从雅加达到拉各斯的贸易付款，必须经过纽约；一家做咖啡豆生意的哥伦比亚出口商，最终必须在曼哈顿的某家托管行持有美元备付金。

这是路径依赖堆积成的制度惯性。

全球三百七十万亿美元金融交易的结算指令，都在这个拓扑结构中完成流转。

任何试图挑战这套体系的国家，最初的想法都是建一套“更好的SWIFT”——更快的报文、更安全的加密、更公平的治理。

可这个思路从一开始就错了。

数字人民币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恰恰没有踏入这个陷阱。

它不是在和SWIFT比谁的电报传得更快，而是在改变电报这种通信方式本身。

传统跨境支付依赖层层嵌套的代理行账户，每一层都占用流动性，每一层都收取费用，每一层都暴露在对方国家的司法管辖之下。

而mBridge构建的是一种点对点的分布式清算逻辑：两家商业银行，无论位于北京还是迪拜，无论持有人民币还是泰铢，可以在一个共享的、基于智能合约的平台上直接完成券款对付。这不是对代理行模式的改良，这是对中介地位的彻底废除。

当沙特阿美的石油买家可以直接用数字人民币向中国的炼化厂支付货款，而资金在几秒钟内完成跨境结算且无需途经任何第三国司法管辖区时，美元作为交易媒介的那个环节被干脆利落地跳过了。

SWIFT依然在运转，纽约依然在清算，只是这笔交易与它们无关罢了。

真正让美元体系感到不安的，除了mBridge的技术参数，还有美国在应对这一趋势时所暴露的战略焦虑。

2025年通过的GENIUS法案，被西方媒体包装为数字货币监管的里程碑，却很少有人拆解这份法案的真实意图。它根本不是要阻止私营稳定币的发展，恰恰相反，它是要将已经野蛮生长到千亿规模的USDT和USDC收编进美元体系，使其从潜在的竞争者转化为美元数字边疆的雇佣军。

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的防御姿态。

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时，美国处于攻势——主动撕毁布雷顿森林规则，以换取更大的货币政策自由。

而2025年的GENIUS法案，美国处于守势，它无法阻止其他国家开发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也无法阻止非美元稳定币在跨境支付中的渗透，于是选择将自家的私营加密美元纳入监管沙箱，试图用合规牌照换取市场存续。

但这种收编付出的代价，是美元信用基础的微妙降级。

此前全球使用美元，本质上是在信任美国政府的征税能力、偿付意愿和法治传统。这是国家信用，是经过两百年积累、以宪法和预算程序为背书的公共信用。

而GENIUS法案生效后的数字美元，其流通基础是Circle和Coinbase的代码审计报告、储备资产托管证明、以及美国证监会的合规审查。信用主体从美利坚合众国，降级为注册在特拉华州的私营科技公司。

这当然仍是优质的信用资产，但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主权信用。

如果一种货币的边际供给取决于私营公司的合规成本和董事会风险偏好，这种货币的定价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在美联储手中。这解释了2025年一个反常的货币现象——联邦基金利率预期波动幅度收窄，美元的日内波动率却显著放大，其走势特征越来越偏离传统主权货币，而与纳斯达克巨头的股价曲线高度耦合。

美元周期的“非对称性”在逆

另外，美元周期最显著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特征，并不是波幅的高低，而是形态的非对称。过去半个世纪，三轮完整的涨跌周期呈现出清晰的“急涨缓跌”轮廓，上行期平均持续六至八年，涨幅凌厉，回撤有限；下行期虽然幅度可观，但往往以极其缓慢、反复抵抗的方式展开。

这种非对称性是美元体系特权地位的映射。

上行由技术霸权和网络效应双重驱动——前者支撑美股长牛，吸引全球权益资本持续流入；后者强化交易惯性与储备黏性，延缓资本流出节奏。

美国可以凭借一轮技术创新预期，在六七年内将美元指数推升百分之四五十，而对手货币则需要耗费近十年，才能在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的侵蚀下，将美元缓慢拉回均衡水位。

这套不对称博弈格局维持了三十年。

2025年之后，支撑非对称性的两根支柱同时发生变化。

AI开源将技术霸权从私有生产资料转化为全球共享工具，硅谷不再是下一代创新红利的唯一兑现地，支撑美元“牛长”的权益资本流入逻辑因此松动。数字货币的平行网络建设，则让美元的交易网络不再具备排他性，当贸易结算可以绕过纽约完成，资本流出便不再受制于代理行体系的路径锁定，美元“熊短”的制度屏障正在消融。

这两个变量叠加作用的结果，让周期形态本身转换过来了。

未来的美元周期，将大概率从“牛长熊短”逆转为“牛短熊长”。

上行窗口收窄、幅度受限，且高度依赖偶然事件驱动；而下行过程则呈现黏滞、漫长、抵抗微弱的新特征。

2026年初因美联储主席人事传闻引发的美元短暂冲高，两天之内收复全部涨幅，或许正是这种新形态的预演，也就是反弹依然可以有，但持续性正在归零。

这一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定价逻辑影响甚大。

二十年来，人民币的强弱分析几乎被锁定在中美利差的狭窄视野里。市场习惯于通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剪刀差，去推算三到六个月的汇率方向。这种分析框架在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外汇市场深度有限的条件下或许有效，但它隐含着一个危险的简化假设——人民币是被动接受外部定价的客体。

2026年初人民币创下三十三个月新高，表面触发因素是欧洲多国政要集中访华、美国与盟友信用裂痕扩大，但这些短期事件无法解释汇率中枢的系统性抬升。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锚定物本身。

是的，人民币现在不有了减轻出口创汇的工具特质的趋势，相反，越来越成了全球科创周期的计价符号。这一判断的核心依据在于，支撑汇率长期信用的基础资产正在发生代际更替。

当中国在固态电池、商业航天、存储芯片、EUV光刻机领域形成实质性突破，当DeepSeek之后更多开源大模型不再依赖美国架构，全球资本配置人民币资产的动机就不再局限于分享中国市场的消费红利，而是参与下一代技术红利的早期定价。

外汇储备规模仍然是汇率稳定的压舱石，但决定汇率长期中枢的边际变量，已经悄悄切换为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速。

未来看待人民币，需要将更多权重分配给中、美、全球的科技代际差，而非仅仅盯住联邦基金利率与七天逆回购的利差。

这是一个估值逻辑的范式转换，其深远程度不亚于2005年汇改。

在这一轮信用锚切换的大背景下，黄金的资产属性正在经历深刻的回归。

无论是美元的数字分身——经GENIUS法案收编的私营稳定币，还是数字人民币、数字欧元，本质上都是主权信用的数字化延伸。它们改善支付效率，优化交易体验，但无法解决主权信用本身的长期稀释问题。

美国联邦债务占GDP比重在2025年已迫近百分之一百二，且并未呈现任何趋势性逆转的信号；欧元区财政一体化进程依然遥遥无期；即使资产负债表最为健康的新兴市场国家，也难逃人口老龄化与福利支出刚性对财政空间的长期挤压。

各国央行彼此持有对方的主权债务作为储备资产，本质上是在交换对彼此财政纪律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正随着债务绝对规模的不断累积而边际递减。

黄金在这个时代的变化，恰恰发生在信用递减与效率需求并存的夹缝里。

它不是一种高效的交易媒介，不具备稳定币的跨境结算速度，也无法像央行数字货币那样植入智能合约。但它的全部稀缺性正来自这种“低效”——无法通过政治决策增发，无法被公司董事会决议稀释，不依赖任何特定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承诺。

2026年初金价在美联储人事传闻冲击下单日暴跌百分之九，又在随后两周内收复过半失地，这种剧烈波动恰恰印证了黄金的新定位，即全球信用体系极端尾部风险的平准基金。

各国央行发现彼此持有的国债都在经历信用折价，而私营稳定币的储备资产同样暴露于同一套财政体系，黄金作为唯一非主权、非人力、非代码创造的终极清偿手段，其货币属性正在以五十年未见的力度回归。

这所有一切，都不是周期的轮回。

周期的前提是秩序不变，波峰波谷往复，轴心始终稳固。

今天发生的是秩序本身的重构，是货币网络外部性的离散。

假如一条信息可以不经过枢纽节点完成端到端传输，枢纽就不再是枢纽，只是众多节点之一。

假如美元同时失去技术租金的独占权与交易网络的排他性，而人民币开始锚定科技创新而非外汇流水，黄金也被重新纳入央行储备管理的核心考量区间得时候，我们面对的就不是强势与弱势的交替了，而是支撑强势与弱势的秩序，解体或革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针商略”，作者：东针商略，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