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净增门店减少2000家,消费者去向不明,便利店从万千宠爱到半死不活只用了五年

食品内参·2026年02月10日 13:30
便利店站在悬崖边。

对无数个“某位加盟商”而言,2026年的春天并没有带来便利店行业预想中的复苏,只有愈发干瘪的钱包和不断缩短的同店增长曲线。

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在不久前发布的最新摸底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便利店门店净增数量仅为7572家,相比2024年的9570家出现了断崖式下滑;更残酷的数据是,58.9%的企业净利润率被死死压制在-5%至5%的窄区间内,这一比例比一年前提高了10.6个百分点。

在这场名为“便利”的博弈中,超过半数的店主是在“悬崖边跳舞”。

“9.9元”烧穿账本

便利店曾是抗周期的“现金奶牛”,但在2026年,这头“奶牛”正因为过度参与餐饮价格战而加速失血。

某位在华南某省会城市经营日系便利店的加盟商,最近把店里的咖啡机挪到了仓库最深处。在这之前,他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咖啡补贴战争”。在总部的KPI考核下,他必须配合外卖平台参与“全场9.9元”甚至“8.8元拿铁”的促销。

他算出了一笔细账:一杯售价9.9元的拿铁,扣除5.7元的原料成本、1.5元的包材费、1.9元的人工摊销以及0.2元的水电费,毛利仅剩0.6元。而这还没算上平均每杯1.8元的房租成本。

“每卖出一杯,我其实是在倒贴一块多钱给路过的白领买提神药。”这位加盟商说。总部赚取的是确定的供应链利润——无论单价多少,卖给加盟商的豆子和杯子价格是固定的;外卖平台赚取的是确定的抽佣——每单20%的扣点是刚性的。唯独加盟商,在日均500杯的“虚假繁荣”中,成了最廉价的体力劳动者。

这种“血亏”并非孤例。在即时零售(O2O)占比突破45%的今天,便利店的生态位开始逐渐扭曲。

某位在上海黄浦区经营门店的店主表示,他的店员已经不再是“服务员”,而是彻头彻尾的“外卖拣货工”。为了维持平台上“3分钟出餐”排名,店员必须优先处理线上订单,导致线下进店的散客经常因为无人收银而流失。

“原本便利店靠的是‘顺手买一件’的冲动消费,现在消费者在APP上点完即走,这种‘便利性’变成了我们的成本负担。”该店主表示。2025年,半数便利店企业的门店客流出现下滑,这种从地面向线上的流量迁移,正在抽干实体店的毛利。

“二房东”与“纸老虎”

业内有观点认为,中国便利店行业最隐秘的内伤,在于其采购能力的长期缺失。

在便利店行业的教父级人物铃木敏文的逻辑里,便利店应该通过极致的单品管理(MD)和共同开发(JBP),实现供应商“零加价”直供。但在中国,便利店总部更像是一个“货架租赁商”和“物流加价商”。

由于缺乏真正的直采能力,国内大多数便利店品牌依然深度依赖区域经销商体制。这种体制在2026年却成为了“成本黑洞”。一件商品从工厂到货架,要经过大区代、省代、物流中转,层层剥皮后,进价通常比零食折扣店高出20%以上。

而这种差距,在“零食很忙”、“赵一鸣”等折扣业态面前更是暴露无遗。

某位曾在武汉经营某知名品牌便利店的店主表示,他在2025年底忍痛关闭了经营四年的门店。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斜对面开出的一家零食折扣店。

“同样的瓶装水,我进价2.2元,必须卖3元才有利润;人家零售价卖0.9元,还敢搞每周三打折。”他还表示,门店客单价从2024年的22.5元缩水至2026年初的14.8元。

便利店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高溢价”基石——即对标准工业产成品的渠道垄断,正被这些“硬折扣”怪兽彻底拆解。这些零食店直接与工厂挂钩,省去了所有中间商费用,在2026年消费追求极致“质价比”的背景下,便利店这种“加价逻辑”在消费者眼中成了纯粹的“收智商税”。

被“地下化”的动线

除了内部成本和外部竞争,城市地理空间的变迁也给了地面便利店沉重一击。

2026年,中国一二线城市的TOD(以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已进入成熟期。以广州为例,地铁10号、12号线的贯通让更多职场人实现了“不出地面”的通勤。

这种“地下动线”对地面店的打击是结构性的。某位在写字楼区域经营便利店的加盟商发现,尽管楼里依然有几千名员工,但他的门店日营收(PSD)从2024年的6000元跌到了不足4000元。

原因很简单。白领们下班后直接从办公楼的负一层或是地库进入地铁。他们在地铁站内部配套的自动售货机、小型快取店完成了消费需求,全程不经过街道。地面店支付的高额临街租金,购买的其实是已经枯竭的客流。

“你以为你占领了黄金转角,实际上你守着的是一片流量荒漠。流量流向的不可逆改变,导致地面便利店被物理孤立。”某零售观察者表示。

2025年,便利店头部阵营经历了惨烈的“大洗牌”。曾稳居TOP20的9个品牌——包括中百便利、快客、好德等,由于单店营收无法覆盖成本,纷纷从榜单中消失。

标志性的事件是罗森旗下的折扣业态“罗森100”在2026年初的战略转向。因为无法维持“百元定价”(约合4.5元人民币)的利润空间,这个曾拥有1200家门店的业态已缩减至604家,并宣布全面向生鲜超市转型。

转型意味着必须放弃高毛利的即时消费,转而去和更专业、更重资产的生鲜商超贴身肉搏。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武汉,中百罗森在面临单店销售连续18个月负增长的现实后,也被迫关闭了大量非核心商圈门店。而曾经高喊2025年要开出万店的罗森,由于现实压力,已将目标期限大幅延后至2031年。

“如果说2020年是便利店的‘万店梦’,那么2026年就是行业的‘求生路’。”某位连锁品牌负责人表示。

后记:

2026年的中国便利店,正站在一个极其尴尬的生态位上。论价格,它无法与去中间化的零食折扣店抗衡;论效率,它正被美团、京东的即时零售网络反向围猎;论空间,它正被日益发达的轨道交通抛弃在地面。

对大多数加盟商而言,最绝望的不是当下的亏损,而是这种“时代必然性”带来的无力感。

在2026年这些离场的名单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失败的账本,更是这一套依赖“信息差和地段红利”的旧零售逻辑,在数字化、效率至上的新时代面前,留下的最后一道落寞背影。正如某位店主在关店那天发在社交媒体上的俏皮话:“便利店没变,只是现在大家不需要这种‘昂贵的便利’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品内参”,作者:佑木,编辑:橘子,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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