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上海和东京，在乡村生活和生产的00后

最近几年，社交媒体上持续涌现着“逃离城市”的叙事，美学化的场景制造了浪漫化的风潮，乡村一度成为了都市白领治愈焦虑、实现自由的理想路径。另一边，随着远程工作模式的兴起，“数字游民”在国内逐渐成为一种可实践的生活方式。许多厌倦了都市高压的年轻人，选择迁往大理、安吉、万宁等自然环境优美、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形成松散或组织化的社群。他们往往依托于稳定的网络和共享办公空间，将城市的职业发展与乡村、小镇的居住体验相结合。

区别于那些依赖城市资源、仅将乡村作为背景板的飞地式社区，驻扎在皖南碧山村的黏菌俱乐部试图在乡村探索一种全新的叙事。泽洲、芮综和灼热，三位创始人离开上海、东京这样的超级大都市，试图更深入地将工作、生活与乡村的肌理相融合。他们没有选择成为来去自由的“数字游民”，也并非简单地回乡隐居，而是试着把工作、生活和生产真正嵌入乡村，成为一种更长期、更现实的存在——他们称自己为“数字乡民”。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与本地村民比邻而居，将碧山村的乡土风味开发成一个乡村风物品牌，也在与房东、村民具体的合作甚至摩擦中，重新学习何为“乡村”。

01

在碧山村，人生拐弯了

安徽黟县碧山村，位于皖南，毗邻宏村、西递、塔川等古村落，距离这些年因鱼灯而走红的呈坎，也仅有一小时的车程，在大多数游客的旅行计划里，这个并不知名的小村落往往是顺带经过，或是直接略过。

2024年的秋天，灼热从上海搭乘高铁到达黟县，再从县城里打车到达了碧山村。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这个皖南小村落，一下车映入眼帘的便是绵延到天边的金色稻田，徽派建筑中的白墙黛瓦与背后的青山相映衬，是她在过去许多年的城市生活中未再见到的景色。

碧山村（图源金毅）

那时灼热刚结束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课程，在深圳和上海都生活过一段时间。一线城市丰富而快节奏的生活很快将她卷了进去，当时她住在上海的706生活实验室里，工作之余，忙着看电影、参加活动、和朋友社交，除了睡觉以外，几乎没有时间待在家里。

五光十色的生活让人“上瘾”，但渐渐地，她感觉自己患上了“错失恐惧症”——哪怕没有太想出门去参加活动，但因为缺席的焦虑感还是选择了参加。

这样的状态让灼热重新开始思考：严丝合缝的、被外部世界填满的城市生活，真的是自己所追求的吗？

同样是在2024年，在日本念硕士的芮综面临着城市生活的另一重困惑：无论是东京还是曾经生活的北京，生活节奏都快到让他不适，狭小的生活空间让他的精神在日复一日中被不断挤压。

这种高密度、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及其带来的不适感，一直压在灼热和芮综头顶。在收到泽洲的邀请后，他们决定来碧山村看看。

泽洲当时应策展人左靖的工作委派，在碧山村为当地工销社做平面设计支持。工作之余，一直对于乡村振兴与社区建设感兴趣的他萌生出了想要建立“黏菌俱乐部”的想法。

与皖南其他村落相比，碧山的名气在游客之间没有那么响当当，但是在乡村振兴实践这条路上，它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2011年，艺术策展人欧宁与左靖在碧山村发起了艺术乡建项目，试图通过艺术驻留、非遗保护等方式构建城乡协作的文化生态。碧山计划开启后，为村庄带来了许多实际的改变，奠定了这个小村庄的文化艺术基调，但也面临了许多现实的困境，2016年项目走向终止，在碧山计划的基础上，2017年碧山工销社成立直至今天。

碧山村的鱼灯游行

碧山计划虽然未能实现最初的目标，但却为这个皖南村落留下了碧山书局、工销社等地标性文化空间，民宿、酒吧、咖啡厅等商业空间和当地村民的生活自然生长在一起。

第一次来到碧山村，泽洲发现这里既有碧山计划留下的文化遗产，又不是一个被刻意划分出的景观式飞地，祖祖辈辈扎根在碧山村的本地人仍然生活在这里，与外来的新村民共享着同一片土地。

“这种生活加商业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状态是比较理想的。我觉得做乡村振兴有非常重要的两个主体，一方是像我们这样的设计师、返乡青年，另一方是在地的原住民，双方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的叙事。如果缺少村民，那就是一群想要逃离城市的年轻人到一个风景好的地方自嗨。”

决定在碧山村扎根后，泽洲邀请了芮综和另一位大学时期的好友，共同建立了“黏菌俱乐部”，在乡村探索全新的实践模式。他们在远离村中心的田边租下了独栋建筑，以工作室的名义接一些设计、策展相关的工作。

从春天到秋天，等到灼热来到碧山村时，黏菌俱乐部已经初具规模。设计工作室有条不紊地推进着工作，灼热在碧山村待了十天，每天和黏菌俱乐部的伙伴们一起散步、吃饭，谈论关于乡村的未来。

黏菌俱乐部租下的老院子通往工作室的小径

回到上海后，灼热发现自己无法从碧山村的生活里抽离出来。白天室友都离开了房子，她一个人坐在空空的客厅里，屋子里无比安静，从20层的房间窗户里望出去，只能看到川流不息的车辆。她突然想到，如果在碧山村的院子里，一抬头就能看到大树、白云和天空，风吹过的时候，树叶轻轻晃动，风卷着云朵快速移动。在城市里，耳朵总是被车辆鸣笛的声音塞满，在碧山村，灼热却能捕捉到树叶的沙沙声、家里小狗的叫声和门口溪水的潺潺声。没有半点犹豫，灼热退掉了上海的房子，带着行李搬去了碧山村。

在老院子里，大家的合影

“它好像突然成为了我的一个新可能性，走到村里边，我的人生突然拐了个弯儿，顺着另一条路走下去了。”

02

游泳、散步、工作及其他

来到碧山村后，灼热过上了一种规律而充满秩序感的生活。天气好的日子，她会和黏菌俱乐部的伙伴们一起骑公路车去县城里吃午饭，再顺路买一些食材，晚餐通常由大家合作完成，大家最期待吃的菜是土豆炖肉。下午的时间通常分配给工作，伙伴们根据自己的技能，认领一个项目里不同类目的工作，有的负责设计，有的负责文字，有的负责管理统筹。

这样规律的日子很快如流水一般过去了半年，去年五月，房东想给他们租住的房子涨价，价格从3.5万一年涨到了5万一年，大家开始思索要不要重新找房。泽洲向成员们提出了自己策划已久的想法：换一栋更大的房子，招募更多的伙伴，组建一个稳定的社区。这样的模式也更加贴近泽洲对“黏菌”的定义：去中心化的、互相支持的生产型社区，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设计工作室。

“‘黏菌’代表着一种生长蔓延的状态，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一个节点，自由地、主动地向外发散自己的能量，建立新的关系和联系，这和我心中的社区模式是很契合的。”

泽洲是一个做事行动力很强的人，但芮综起初对这个想法抱着较大的担忧，招募到人或许不难，但如何让大家在这里获得足够的收入，愿意长期驻留在乡村，是他最不确定的问题。这样的担忧在灼热看来或许正是黏菌俱乐部能够抓住的机遇，“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待在城市里，只是城市里工作机会多，能够获得的经济条件会更好”。

在一些小小的冲动下，泽洲做了几张招募海报，发到小红书上不到24小时，就收到了大量的私信咨询，受欢迎程度远超过成员们的想象。第二天，泽洲就签下了新房子，一栋木构三层建筑，房东曾将其作为民宿经营，但疫情后便客源不多。

这栋房子有十来间卧室，泽洲和芮综在墙壁之间加了隔音棉，三楼被改造成了办公区域，请村里的木工师傅打了大书桌，成员们自己设计制作了一些书架，墙上钉了许多置物架，一楼的一间小屋子则砌上矮墙做成了厨房。随着十多位不同背景的年轻人陆续来到碧山村，黏菌俱乐部能够承接的项目变得更加综合，大家也制定了更加合理的盈利分配方案。

搬去新空间后，大家的合影

“我们的每一笔项目费里有30%会给到公账，用于支付煤气、水电网费、猫粮狗粮等公用支出，剩下70%按照参与度与贡献量分给成员。”灼热向我们介绍，黏菌俱乐部现在的目标是保证每位成员每月能有最低5000元的收入，这个标准对于工作水平不错、参与项目较多的成员来说很容易就能到达。这也是黏菌俱乐部与国内数字游民社区最大的不同，他们希望留下来到这里的人，让大家成为“数字乡民”，而不是不断接待来来去去却没有与乡村真实发生关系的年轻人。

以碧山村的物价标准来说，5000元的收入覆盖生活成本已经绰绰有余。在黏菌俱乐部住下来，每月需要支付的房租从600元到1200元不等，伙食费每月平摊后大约为500元。

在工作室里开社区会议

在上海生活时，灼热热衷于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常常流连于各种文化艺术空间之中，而在碧山村，她和伙伴们的快乐几乎都是免费的，更多依靠的是打开心灵与五官去感知自然与村落。“来到这里以后，我再也没去酒吧喝过酒，也很少去美术馆看展。”灼热说，在碧山村的这一年多，让自己对消费主义构建起来的生活方式祛魅了。

春夏秋三季里，大家总在晚饭后相约出门散步，路上时常会有奇遇，“比如我们家的狗把别人家的鸡咬了，还有一次一个小伙伴骑车的时候为了耍帅摔了一大跤。”

在需要出门的集体活动中，灼热最喜欢的是在山谷的水潭里游泳。在城市里游泳总是需要提前规划、装备齐全，到了游泳馆后要换衣服、寄存随身物品、淋浴冲凉，一整套流程后才能开始游泳。在碧山村，这些规则都是多余的，夏天的下午有伙伴在群里吆喝一起去游泳，十分钟后大家就能换好泳衣出发。灼热喜欢躺在水潭的一块石头上，感受从山顶流下的小水柱带来的冲击力；有的伙伴则喜欢在水潭里和当地村民一起找石蛙。有次去游泳时看到水潭里被扔了不少垃圾，过几天便有黏菌俱乐部的伙伴骑着车去把垃圾捡了回来。

大家去游泳时拍的照片

“乡村不是给你打造了一个很完美的环境去体验和感受，而是很原生态的，我们会跟不同的村民遇见，会跟自然界里的其他生物遇见，会跟垃圾遇见，这些相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03

土地的味道

程阿姨是隔壁枧溪村人，婚后随丈夫来到碧山村生活，前一份工作在碧山工销社。从工销社离开后，另一位村民阿姨把她介绍给了泽洲，当时泽洲正想为扩容后的黏菌俱乐部找一名全职的做饭阿姨，负责十几位成员的午餐和晚餐，程阿姨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程阿姨的到来为黏菌的成员们带来了更加规律的生活节奏，每天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五点半准时开饭，让工作时间灵活的自由职业者们也能拥有秩序感。程阿姨经常为大家带来家里小菜园里吃不完的菜，有次她带来了一罐用自家辣椒制作的土椒酱，美味程度惊艳了大家。

那时黏菌俱乐部正考虑发展设计、策展以外的工作，在泽洲看来，如果仅仅只是人在乡村，但承接的工作却全是来自大城市的项目，那么他们距离真正的乡村振兴就还很遥远。在多次的讨论和思考后，俱乐部的伙伴们想到，既然黏菌俱乐部身处乡村，更接近自然的原料与食物的源头，为何不建立一个地方风物品牌，开发在地的乡村产品，土椒酱就可以作为第一款产品。

和村民奶奶一起上山

黏菌的成员们帮着程阿姨一起在碧山村和枧溪村里收购了村民种植的辣椒，再一起清洗、去籽、炒制、灌装，制作出了第一批土椒酱。考虑到食品安全问题，尽管土椒酱在朋友间获得了一致好评，黏菌俱乐部仍然没有选择上线售卖。不过，经过这款商品的制作，他们感受到了创立一个地方风物品牌的可行性，“地儿地儿”就此诞生。

“地儿地儿”主理人的合影

在程阿姨的介绍下，芮综带着部分成员每天去碧山村和枧溪村村民的家里采风，寻找合适且还没有规模化生产、售卖的产品。有天大家走得口干舌燥，一位奶奶招呼他们去家里喝口水。余奶奶给他们冲了几杯野蜂蜜水，一入口芮综就发现这和小时候喝到的枣花蜜完全不同，在甜蜜之外还有一丝淡淡的自然回苦，口感层次很丰富。

余奶奶向他们介绍，年轻时自己患上了直肠癌，医生建议她喝蜂蜜保养，外面买到的蜂蜜质量参差不齐，程爷爷便决心自己学习养中国野蜂，到现在一共养了十箱蜂。枧溪村位于上游，水源质量好，养出来的蜜不仅质量好，味道也相当不错。中国野蜂一年产蜜的时间有四五个月，因为野蜂采食的花粉不同，两个季节的蜂蜜味道有细微的不同。春夏的蜜颜色偏深，味道更甜；秋天的蜜颜色偏浅，喝起来有山花自然带来的苦味。

程爷爷制作野蜂蜜的过程

在味道之外，芮综最关心的是农产品的食品安全问题和上线售卖手续。为了让程爷爷家里的野蜂蜜能够安全地售卖，芮综会将每一批蜂蜜都送去检测，确认没有问题后，才会上架。

“我们既然做品牌，就希望它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对村民负责，也要对消费群体负责。”

2025年10月，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地儿地儿”成功落地，国庆节期间在碧山村开启了一间线下策展商店，线上线下都收获了不错的评价。

在碧山村的线下店铺

没过多久，上海的上生新所中的Coffea Shed发来邀约，带着“地儿地儿”去到了市集进行线下售卖，但在天气等原因的影响下，营收情况十分不理想。在后续的复盘里，芮综和伙伴们发现城市市集与碧山村的线下商店最大的不同在于脱离了乡村的语境，也没有通过文字、图片充分地向消费者们传达商品的故事，“我们品牌的现场感崩塌了，产品本身对消费群体就失去了吸引力。”

在他们看来，“地儿地儿”的每一款农产品背后，不仅是碧山村独特的风味，也藏着村民们与土地、与生活之间的故事：爱编花篮的媛阿姨一开始在工艺厂里编竹篾，爱做手工的她常在家自己钻研编织，每次儿子把她新做的花篮发到抖音上，她都特别开心；朱师傅做糕点的手艺是跟着外公学的，现在每次做徽墨酥时，他还能想起外公对于这份手艺的认真和执着。

“地儿地儿”参加360设计节

现在，哪怕是线上售卖，“地儿地儿”的产品详情页里都花了大量篇幅来讲述这件农产品和它背后的故事。“我们后续改进了包装，把产品本身的好、它源自哪里、是谁在做、我们产品的强地域性都传达给消费者，这也是在建立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信任。”

04

不浪漫的乡村

近几年里，“逃离城市”已经从零星的个例变成了持续的潮流，越来越多被城市快节奏挤压的白领选择了回到乡村探索全新的生活方式。在社交媒体的讨论里，乡村生活常常被描绘成一副对抗城市焦虑的解药，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习惯于浪漫化乡村，将其构建成一个用以安放焦虑、寄托理想的情感符号。

对于泽洲、灼热和芮综来说，这种浪漫化从一开始就是他们所要避免的。在运营黏菌俱乐部的近两年时间里，他们在工作、生活上都频繁地和碧山村村民打交道，面对乡村的熟人关系社会结构，他们也花了不少时间学习如何与当地人打交道。

在经营“地儿地儿”的过程中，他们与许多村民都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在涉及到具体的利益分配时，很多村民都重利轻承诺，并不具备良好的契约精神。在最开始做“地儿地儿”时，团队成员选了一款产品，定好价格后，对方看售卖情况不错，没过多久就要求涨价。缺少经验的黏菌俱乐部选择了同意，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对方又要提价。

“第二次我们还是同意了，到了第三次对方再次要求涨价时，我们就签署了一个协议，要求不能继续涨价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后面再有新的合作对象，我们尽可能一开始就跟他们签协议，虽然不一定有用，但至少可以减少后期的一些拉扯。”芮综告诉我们，最终这款频繁涨价的商品并没有进入正式线上售卖，并非因为他们“记仇”，而是考虑到其不适合变成有资质的商品。

“地儿地儿”现有的产品

当然，与村民打交道的过程大多数时候仍是愉快的。隔壁小卖部的老板娘前些年开了家快递站，但她搞不懂如何为快递分类，俱乐部的伙伴们听说以后便一起出动，帮她整理快递站、给每个货架都贴上编号，结束后大姐请大家一起在家里吃面，每次见到他们，都一脸乐呵呵的笑容。

大家和村民一起吃饭

再过些日子，黏菌俱乐部落地碧山村就要两周年了，无论是泽洲、芮综还是灼热，都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被乡村彻底改变。偶尔回到城市“度假”，泽洲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城市庞大的交通系统，“坐地铁的时候感觉换乘路程特别长，太麻烦了”。

关于黏菌俱乐部和乡村振兴的未来，三位创始人也很难在当下就给出确切的定论。

就如芮综所说，乡村现在面临的老龄化严重、年轻人大量出走城市的问题并不能仅仅依靠黏菌俱乐部的存在就得到解决，但毫无疑问的是，不远的将来，黏菌一定会走出碧山村，去到中国更广阔的乡村里，寻找新的解法与答案。

与此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证明了一件事：当年轻人不再把乡村当作短暂停留的目的地，而是尝试在这里建立长期生活与生产关系时，乡村不再只是城市的对立面，也不只是被消费的想象空间。

或许，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这种模式能否被复制，而是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长期游移，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新的生活安排方式：城市是否仍然是唯一的中心？工作是否必须与居住地绑定？而乡村，又是否只能被想象为一种退路？这些问题暂时没有答案，但至少，在碧山村，有人已经开始用生活本身，给出了一种回应。

“我们就好像是根瘤菌，没有我们，乡村也可以继续存在，我们的介入并不是强行改变，而是慢慢渗透到乡村的生命中来。”

（图片均由黏菌俱乐部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echo，编辑：oi，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