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跳Krump的年轻人用身体对抗生活

我第一次在成都看到Krump，是在一个创意园区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几个年轻人围在一起，伴随低频突出的音乐，他们挥拳、跺脚，胸腔剧烈起伏与振动，面部表情随之扭曲，脚底发出重锤般的声响，营造出一种带有压迫感的氛围。这样的肢体传达出不安、愤怒与攻击性，在控制与失控之间游移，如同受伤的大地。

这些动作皆由内在情绪驱动，强调即兴发挥，而非事先编排。有点危险，也让人挪不开眼。同时，它们引发了我的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这帮年轻人会如此激烈地使用自己的身体。

在这里，我也看到，他们专注地聆听和观看他人动作里传达的情绪，并为之欢呼。他们常常跳到后半夜甚至跳整个通宵。一些在白天无法言说的情感，都在夜晚显现。

城市的身体，诚实的身体

Krump舞者胸腔运动的方式，是我最早在这个舞种中注意到的特别之处。在视觉上，它造成这样的效果：一团气，也像是一种有机体，在舞者的体内聚集、上涌，最后爆破而出。这里的chest pop仿佛让人体的呼吸过程变得可见，胸腔快速向外“爆开”或是震动，身体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器官，通过其一张一缩的节律，旁观的人可以窥见内里包裹的全部感受。呼吸，就是表达。

与chest pop和stomp相伴的，还有arm swing。舞者们将手臂大幅地挥出、收回，像击打空气中那些让他们窒息的东西，也像是试图甩掉自己身上的恐惧和厌恶。

“不要太舞蹈化地去做这个动作，而是要多想想生活中你不爽的时候是怎么把手挥出去的。”在一次Krump的教学活动上，21反复强调着这些观念。

Krump 摄影 ©孙掌柜

26岁的21是成都Krump圈最常见到的面孔之一。每周，他都在一个二十人不到的群里召集人来学Krump，但因为各自的日程安排不同，来上课的人数基本上不会超过五个。“跳这种舞像是在说话。重点不在跳舞，而在说话！你心里想什么，就用这些动作说出来。”

我不止一次听到他说：“忘记你会跳舞。”

这似乎表明，相比对技巧的追逐，这些跳Krump的人会更加在意情绪的表达。技巧当然也重要，但技巧并不是他们选择跳Krump的根本原因。他们把Krump看作一种诚实表达的媒介，一个在剥离矫饰之后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全部的好与不好的机会。

日常生活中，21是一个个性温和、不愿意与人起冲突的人。但一些愤懑总需要出口，这些都会在舞蹈中得到宣泄。“活着就难免会有想要咒骂什么的时候。但你不能真的去骂人，那就跳舞吧。”

这种“想要咒骂点什么”的冲动，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曾经稳定地做过大半年的街舞老师，主要教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小孩跳hip-hop，收入尚佳，但他长期处于一种“活人微死”的状态，每天一睁眼就去教课，下课后就回家睡觉。

那时候，虽然每天都在教跳舞，21却觉得自己和舞蹈失联了。这种状态不对劲，但他又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不知道什么舞蹈是最适合自己的。

这些问题一直伴随他到今年4月，他去上海参加了一个Krump比赛。这个名为“修罗场Buckline2025”的比赛，赛程期间设有大师课，21见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Krumper，来自加州的Sherwin "Beast" Salonga。

听着Beast讲解Krump文化的起源背景和核心精神，21入迷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21逐渐确认了自己的感受——只有跳Krump的时候，只有那样使用肢体的时候，他才能感觉到自己“活过来了”。

回到成都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告别按部就班的教学工作，做一个全职Krumper。是那种想要对抗虚无的冲动把他推向了Krump。“跳Krump是为了对抗生活，而不是为了娱乐或者好玩。”

于是你会看到，21的拳头就是在锤向虚无。击打空气变成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

这种诚实对抗虚无的身体，基本上都在城市空间的边缘地带徘徊。

2005年，麦当娜发布了单曲《Hung Up》的MV。她拿着老式录音机走进舞室，那里明亮整洁，墙边立着巨大的舞蹈镜。音乐铺陈开后，画面在街边、屋顶和舞室之间来回切换，户外和室内的氛围形成微妙的对比。在室内，麦当娜对着镜子独自练舞，显得冷静且精致；而在街头，几个年轻黑人和小孩激烈挥动自己的手臂、跺脚、跳跃，在强烈阳光下，肢体互动传递出原始的情感。

麦当娜《Hungup》MV中，年轻人在阳光下跳Krump

这可能是Krump第一次出现在主流的音乐录影带中。作为一种当时新兴的舞蹈，Krump只花了大约五年时间，就从黑人社区进入美国娱乐工业的最前沿，在这支金曲MV中诉说着多元、先锋和包容的意味。麦当娜和其他人的画面交替，呈现出不同阶级和社会身份的舞者对城市空间使用的差异。

那些Krumper的归宿更像是街头，而非舞房。

在这个MV发布后的20年后，我在成都见到的Krumper们，也同样更依赖城市中的免费场地。可能是街边的角落，或者不会被物业干预的建筑中的空地，也可能是高架桥下，又或者是被地图难以定义的地方，这种在城市中“游击”的方式，无比贴近街舞的根源。

免费、隐蔽、不被规训——这些本来“城市副产品”的空间，成了 Krump 最核心的舞台，也给予Krumper们安全感。不用巨大的舞蹈镜，不那么依赖自己的倒影来修正动作，这些舞者似乎也不那么在意动作是否美观，而是试图通过掌握一套语汇，最终将自己的内在体验外化。

麦当娜《Hungup》MV中，麦当娜和年轻人在街头跳Krump

21家住青白江，这是成都东北部的一个郊县地区，距离主城区约三十公里。每个周末，他往返于青白江和市区间，只为每周和人一起跳Krump。

“全职Krumper”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定义，基本上是指“以Krump为最核心的舞蹈风格的舞者，或者专门跳Krump的人”，他们往往也是krump文化最主要的推广者。21的收入主要来自教授Krump课程，但这部分收入在21这里可以说很微薄，他每个人每节课收费60元/人，上课人数每周很少超过5人，而且并不能稳定开课。21偶尔也会接一些舞蹈比赛DJ的兼职，但这不是他事业的重心。和hip-hop、jazz等已经在商业舞房有相对饱和市场占有的舞种相比，Krump是更新但也更边缘的舞蹈形式，显得“非常不赚钱”。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成都一个由旧厂改造的创意园区角落。这片区域和大多数中国城市中拥有类似性质的商业综合体一样，坐落着网红打卡点、异国料理餐厅、潮牌和古着服装店、livehouse和酒吧、展览空间、剧场等等文化和娱乐消费场所，休息日的人流在工业遗迹和新潮的店铺间穿梭不息。

与这份热闹相比，Krumper们选择跳舞的地点在商业上显得清冷，周边没有多少人气店铺，路过的人并不过多停留，这让他们可以调大音量播放音乐，一直跳到深夜。

麦当娜《Hungup》MV中，年轻人在街头跳Krump

Krump音乐往往比多数嘻哈和舞曲音乐的拍速更慢，拥有标志性的沉重低音线条和强劲的节拍，而园区远处时常传来工地晚间施工的声音，那些城市噪音仿佛也成为这个空间即兴创作的一部分。舞者们利用stomp（跺脚）这个动作，让地面发出响动，回应着那些噪音。Krump强调舞者的身体与地面的链接，也常被比喻为“把愤怒砸进地里”。

跺脚的动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猩猩。在社交媒体输入“Krump“，偶尔能看到一些评论用“大猩猩”一词来嘲弄它，这种表达着攻击性的动作离多数人的审美经验还很远。不过，21告诉我，大猩猩正是他最喜欢的动物，“跳得像大猩猩”对他而言并不构成诋毁，反而会是一种对真实的激励。

我不确定他从大猩猩身上获得过多少灵感，但他的身体语言确实试图冲破现代生活要求的体面、干净和情绪稳定，跳舞时传达出一种与钢筋水泥的肌理相悖的愤怒和不安。

灰烬中诞生的舞蹈

Krump 的诞生背景有时会被忽略：它是在洛杉矶暴动的废墟里长出来的——真实、愤怒、没有修饰，是黑人年轻人把“活下去”刻在身体上的方式。而要理解这种愤怒和不安的根源，需要回到Krump的诞生地。

1992年4月29日，洛杉矶爆发了一场长达四天的暴动，它的导火索是一次不公正的判决。一年前，洛杉矶街头4名白人警察殴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Rodney Glen King）的画面被一名市民记录下来，该视频在电视台播出，引发轩然大波，4名警察虽然被起诉，但却在后续的审判中被宣判无罪。

这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暴动之一，造成超过1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63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在一部追踪Krump诞生过程的纪录片《RIZE》（2005）中，这场暴动的画面就是影片的开端：火光四射的街区升起灰色烟雾，大片建筑燃成废墟。画外，响起了一个黑人男性的声音：“这就是我们长大的地方。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孩子，但我们都在灰烬上挣扎着成长。”

这就是Krump诞生的地方，洛杉矶中南部。沿中央大道两侧，从世纪的上半叶开始，建立起无数黑人文化场所，从爵士乐到嘻哈，逐渐成为成为洛杉矶黑人文化生活的中心。

“灰烬”是一个可以用来描述这片黑人聚集区集体心理的核心意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因为混乱的帮派斗争、毒品、贫困和结构性的种族歧视和暴力而对生活丧失信心，与此同时，也有人试图在这片心灵的废墟上重建生活。

对于这群黑人青年而言，Krump 是一种用身体转化愤怒、转化暴力、建立自尊与社群联系的精神性的一种替代性路径，它既“黑且骄傲”（black and proud)，又向不同种族与性别的边缘舞者敞开。 

纪录片《RIZE》年轻人的讲述

暴乱之后，一个在这片区域长大的黑人为自己取名为Tommy the Clown，把自己装扮成小丑，为社区中的孩子庆祝生日。他还发明了一种舞蹈——“小丑舞”（Clowning），希望借此来帮助年轻人远离毒品和帮派的暴力生活。

很大程度上，小丑舞确实在90年代成为洛杉矶黑人社群的一种凝合剂。对于中南部的人们来说，Tommy不仅仅是一个小丑演员和舞者，也是社群的精神领袖。很多年轻人和小孩跟随他，用油彩在脸上画小丑面具，在人群中舞蹈，爆发出一次次的欢呼和击掌。那时候，在充斥着帮派和枪支暴力的街区里，小丑舞是为数不多的能让人毫无畏惧地笑出来的事。

不过，这种在观感上给人带来喜悦的舞蹈最终让一部分更年轻的舞者感到些许厌倦。他们厌倦了要“假装”开心，反而更想把胸中积聚多年的愤懑和创伤袒露出来。千禧年初，同样是生活在中南部的Tight Eyez和Big Mijo等更年轻的舞者，开始寻求一种更新的舞蹈语言，去表达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磨难和不公，小丑舞逐渐分化为一种更激烈、更原始的舞蹈，Krump由此诞生。

纪录片《RIZE》，年轻人在海边跳Krump

Krump延续了小丑舞的社群精神，经常也被视作一种帮派生活的替代性方案。但相比小丑舞，它更具侵略性，让舞者直面自己作为黑人的挣扎。如果说小丑舞的标志是明亮的假发、小丑戏服、彩绘装饰的脸庞，和令人大笑的娱乐氛围，那么Krump更像它的反面——日常的着装、去掉修饰的脸和身体，以及表达令人不悦的真相。

关于Krump一词的确切来源已不可考。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它取自90年代一首歌词中“Kingdom Radically Uplifted Mighty Praise”首字母缩写，也有说它最初被那帮舞者叫成Krunk或Cromp等街头俚语，但最终Krump被选中。因为这些舞者爱跺脚（stomp），发出像碾碎东西般的声响（crunch），两个词合为Krump，“击中”了Tight Eyez。

Tight Eyez后来被视作Krump最重要的发明者之一，把这种舞蹈带向更主流的舞台，至今仍旧活跃在传播Krump文化的一线。他是一个所有Krumper都绕不过去的名字，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如果说真实的情绪是Krump的基底，人的情绪体验千差万别，难以被量化，自然也会存在极度个人化的表达风格，每个人对它都有不同版本的诠释。

在纪录片《RIZE》中，Krumper在夕阳下跳舞

由于缺乏早期的资料，我无法精确考证到中国的年轻人最早何时开始跳Krump。但不同的Krumper都向我提过同一个名字——Future（崔梓峰）。他被视作国内的OG，据称从2009年开始跳Krump，也是北京Krump最重要的推广人之一。在网络检索国内过去十几年的Krump活动，包括比赛、课程和工作坊，可以发现，它们大多仍处于比较“地下”的状态，几乎没有“爆款”记录。

四年前，张艺兴在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中表演Krump，那是Krump在国内的第一次“出圈”。但相比于其他类型的街舞，它的精神依旧只被小众共享。

“我理解的Krump核心精神是Be buck。”目前在重庆居住的舞者皮坨对我说。Buck这个词在Krump文化中高频出现，原本的意思是雄鹿，有时也被作为一个动词，表示动物暴烈的弹跳或冲撞。而在Krumper的口中，它经常被当做一种高度的赞誉、肯定之词，“You're so buck!”

她向我解释道，Buck就是一种向内挖掘、找寻真我的状态，而不是假装出一种强大、凶狠的样子。这是一个把Krump和其他舞种明显区别开来的特征，这也让跳Krump的人可以不用那么在意动作里的“丑”。

“你不需要去做一些看起来很完美的动作，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阴暗的角落，但它们都是真实的，是一种很难通过更加高雅的、精心编排的那类艺术抵达的真实。”在皮坨看来，Krump给一些人开辟了一片精神上探索的广阔空间，在向内挖掘的时候，人反而能够不在意美丑去探索真实的自我。“你甚至可以说，Krump就是丑的。”

脆弱的艺术

那么，当它远离了原先的土壤，传播至其他地方，那些舞者究竟为什么需要Krump？

跟着21学Krump的艾明给了我一个他自己的答案。他的家乡在陕西省南部的一个城市，亲戚和家人中有很多教师、医生，或是其他体制内的工作者，按照这些长辈的期待，他本该是一个“做题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做一个全职舞者。

艾明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接触街舞，十八岁考了流行舞专业，此后一直是职业舞者。到2025年，他认识了21，开始更深入地接触Krump。

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过年，晚辈们要挨个在一个大家长面前回答题目，答不出来的小孩会被当众扇耳光。从有记忆起到青春期，艾明都是在这般高压教育中生存，也驱使他逃离。

在跳舞的时候，他和朋友们一起，能够从这种分数为先、稳定至上的社会标准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庇护，到今天早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

2025年夏天，艾明和21逐渐熟络起来，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你的生活中总有绝望的时候，总有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真的没招儿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需要Krump的原因。”

21也是一个游离在主流应试教育体系之外的人。初中毕业以后，他就没上学了，大部分时候“一个人待着”，也试图找过“像样的”工作。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份四年前的纯体力活，在厂里卸货、装货：每天早上7点开始，把货物从一辆卡车搬到另一辆卡车上，干上一整个白天，吃饭和上厕所都有严格规定的时间，一个小时12块钱的收入。

他觉得自己“没被当成人看”，干了四天就辞职了。

而在舞蹈中，他被尊重、被看见，成年后的几乎所有朋友都是通过跳舞认识的。“大汗淋漓之后，没有谁嫌弃谁的汗臭，大家又脏又累地融在一起，那个感觉让我觉得特别治愈。每个人都脏脏的，但每个人都脏得很真实。”

21和艾明都视主流的评价体系为一种桎梏。我理解，他们需要 Krump，实际是为了能够在一个不允许出错、不允许哭、不允许愤怒的成长体系里，找到一块可以“失控”的地方。

摄影©孙掌柜

皮坨曾在成都待了一年多。作为一个从青春期开始就接触舞蹈的人，她几年前就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里浅显地了解过Krump，也在回国后短暂地通过网课的形式学习了一段时间，当时却并没有太多信心能把它跳好。

但皮坨一直隐约地感觉到，Krump的舞蹈语汇和自己有某种很深层的联结，似乎可以回应她的“病”。她向我吐露，自己仿佛在成长过程中总陷入某种在人际关系中被伤害的模式，她想要去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这种模式总是伴随着她。这些困惑拉着她走向Krump。

其实Krump并没有给她一个答案，但却让她逐渐接纳了自己本来的样子，也带她找到了自己归属的社群。

网课期间正是疫情，她只能在家一个人跳，无法跟其他舞者实时互动。她无法独自学会Krump。

两年前，她看到一张Krump线下教学的海报，上面写着“女性和性少数友好”，发起人是一名跨性别女性白磷，她便报名参加了课程。

“你很Krump啊。”白磷对她说。在那节课后，皮坨逐渐打消了对自己的怀疑，也开始参加每周的session。这是一种Krump文化中极具特色的聚会形式，舞者们围在一起，轮流在圈内即兴表演，以肢体此释放情感。在Session中，大家可以相互挑战，或去Hype正在跳舞的人——这个术语通常指给予跳舞者的一种声音鼓励，用夸张的叫喊声回应舞者的表达，形成一种精神能量的流动。

“能被这种舞蹈吸引的人，都有些边缘性在身上。”皮坨告诉我，她所熟悉的Krumper们，基本上在生活中都有”不得劲“的方面，可能是创伤体验，可能无法找到主流意义上体面的工作，也可能是精神障碍……这些“不得劲”让大家彼此产生共鸣。她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点‘病’。”

“我的自身经验和专业研究都告诉我，Krump能帮助到很多人。”于是白磷在成都发起了Krump社群。她同时拥有舞蹈和心理学专业背景，会在推广Krump的过程中结合一些身体理论、种族和阶级分析等工具诠释这种舞蹈文化，也力图让社群变得更加女性和性少数友好。

“跳Krump需要保持察觉。”白磷说，一方面，它需要一个人对自己“毫无评判”的察觉，不对自己审查和规训，跳出一个人最真实的样子。与此同时，它还需要舞者保持对周围环境的察觉，拥有与人对话的能力。“你需要邀请别人进入你的精神世界，对自己和他人都保持诚实。”

这种对他人敞开的态度，也是社群的基础。尽管白磷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但她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成都的一次session 摄影©孙掌柜

和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相比，成都的Krump根基并不算强。白磷把Session的形式带到成都，也办过比赛和工作坊。从2024年起，她连续两年组织了“Buck in Chengdu”（BIC）比赛，借此把更多的Krumper聚合到这座城市中。

第二届BIC日程持续三天，除了本地的参赛者，还有很多外地舞者前来，有参赛的，也有做评委和嘉宾的，其中还包括一些Krump的前辈。白磷和她的伙伴们用众筹解决了大部分的比赛经费问题，这三天大约吸引了五十人参与其中，已然是成都Krump圈最大规模的一次事件。

这次比赛以一场“盛大的session”作为收尾，二十来人聚到深夜。我全程观看了影像回放，白磷贡献了诸多高光时刻。

她的肢体灵活地流动于规则的缝隙中，不断变换着形状，让我联想起某类会变形的幻想生物。

她一边跳，嘴里一边诉说着什么。由于Hype的声音很大，我很难听清完整的句子，但通过一些关键词，我明白那是一名跨性别女性的愤怒、勇敢和直率，热烈的氛围隔着屏幕也并未冷却，每个人都在回应她的表达。

对于白磷来说，在探索酷儿经验时，Krump实际上帮助提供了更多意义上的可能性。酷儿运动创造了诸多新的词汇和标签去描述体验、身份，它们是必要的，但在这些词汇和标签之外，还有一些无法用现有语言描述的经验，而那正是可以借由Krump去探索的领域。“Krump是一种能够承载各类经验的容器。当我做出一个Jab（Krump的基础动作之一），再收回来，它可以是任何的含义，而不必被语言框住。”

而皮坨说，BIC第二届最后的session，则让她真正理解了自己为什么需要Krump。

“大家围成一个圈，一个人接一个人跳着，像传递着某种能量，好似一个神秘的仪式中。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那种感觉……像被什么迷惑了一样，所有人都边跳边哭。我也哭了。”皮坨意识到，她需要Krump，是因为她很脆弱，她想让脆弱被看见。

这种脆弱背后共享着某种“东亚性”，对于皮坨、21和艾明而言，都莫不是如此。对驯顺的要求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做自己”的时刻是稀缺的。于是他们或是扮演乖巧的小孩，或是被期待拥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又或是被要求服从于某类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这些痛苦都是不可言说且隐形的。”白磷认为，如果说中国的Krumper在表达什么共同的精神体验，那就是某种“东亚性的痛苦”，它的形式往往并不骇人，但却总让一些微小但持续的压力萦绕着日常生活，进而影响人的精神状况。

一些人在Krump中疗愈着自己的身心，每一次session就像一次心理互助会。在这里，情绪不被评价，只被接纳。

与此同时，我还常常在Krumper身上看到一种布道般的激情。1月11日，21和几个伙伴在成都办了场比赛，参赛人数比21预料的多出很多——刚好和他的名字一样，21个。没有赞助，海报设计、DJ、MC和现场拍摄都靠朋友帮忙。报名费66元一人，全部用作奖金给冠军。

比赛在一个自助舞房举行。不知怎的，电力在中途中断，现场的年轻人纷纷点亮手机电筒。在零星的灯光中，比赛并未降温，黑暗并不吞没舞动的身体。他们继续跳着、叫着，走向夜的更深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肖鼠 肖鼠，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