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随礼到回礼，这届年轻人经历了什么？
每到春节前后，许多中国人的生活都会被“份子钱”重新编排一次节奏。
有人掏出请帖，有人悄悄翻出抽屉里的“小账本”，回顾过去一年的人情往来：谁结婚了、谁乔迁了、谁孩子满月了，自己随了多少，还有哪些礼尚未回。今年春节，又该准备多少红包，又能回来多少？
在这个被称为“礼尚往来”的传统体系中，份子钱看似是一种祝福的形式，实则是人情社会中的“通货”。它像一种流动的社交货币，在亲情、友情、职场、乡土之间穿梭，编织出中国人独有的关系网络，也悄然将个体的归属、面子与财力挂钩。
“份子钱不仅是一种经济交换，更是一种维系社会关系的情感表达。”笔者认为，人在不断交付的过程中确认自己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而一旦不随，或者未能及时回礼，就有可能被这套系统“剔除”。
图数室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社交场合中，抛开地域差异，大多数人随礼的金额集中在500到1000元之间。但仍有超过六成（67.63%）的受访者表示对份子钱感到压力，另有5%的人认为这种压力“非常大”。
这种焦虑，在处于工作初期、未婚或远离家乡的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明显。
北京大学公益讲座发起人郭梓林指出：在市场经济主导下，伴随人口流动与社交边界扩大，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逐步过渡到“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维系逻辑也随之改变。对于同事、泛交朋友等“弱关系”而言，份子钱的情感属性正在退化，越来越被“性价比”与交易属性所取代。
我们找到了四位来自不同城市、处于不同生活阶段的普通人，听他们讲述各自的“随礼故事”：
有人把人情账本一笔笔记下，谨慎维系着一套熟人的关系秩序；有人选择退出，不随礼也不收礼，试图逃离人情的隐形绑定；有人身在传统礼数的旋涡中，为了家人和面子不断妥协；也有人在一次次热情参与后意识到，份子钱也可能是一次关系的“告别式”。
份子钱，从来都不是一笔简单的支出。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在关系中，究竟想保留什么，又想放下什么。
01：张俊：红包账本的守门人
（31岁，河北邯郸，国企职员）
张俊不是个健谈的人，说话慢，语气平，但一提起“份子钱”，他下意识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
“我记了几年了，谁随过我，我随了谁，哪年哪事儿、多少数，全在上面。你不记，到时候回错了，容易得罪人。”
他在邯郸一家国企上班，进单位早，认识的人多，年头久了，不请自来的请帖也多了起来。“我不是非得去谁的婚礼，但你看着请帖发过来，微信也打招呼了，不搭理显得生分，多少得随点儿。”
2025年他大概随了14次，多的是同事/同学，偶尔也有亲戚。“最少的300，多的一次800，差不多也有个几千块钱。”他说得平静，没有怨气，也没有“吐槽感”，更像是在叙述一件他已经习惯的事。
他记得，有个中学玩的不错的同学，但是现在平时联系不多，婚礼请帖突然发过来，他犹豫了两天，还是随了300块钱。“不去也不好，就在当地，老同学圈子就那么大，他婚礼上要是都在场，就我没随，感觉不太好。”
他停了一下，补了一句：“我不是说真在意那些场面，但有时候这个面子，是替爸妈在维系。”
张俊的父母也在邯郸生活，熟人多、街坊多。“他们年纪大了，嘴上不说，心里在意得很。别人问‘你家孩子来没来’，或者‘随没随’，你说咱不管这个，他们能不上火？”
有几年他没太注意这些事，有一回 回礼少了200块，过了很久对方才补过来，“也没啥，就是尴尬。后来我就开始记账，图个安心。”
他说：“反正不是天天都有，但一年也得十来回。你不记账，不小心回少了，对方心里有数，你自己就没底了。”
他低头翻着账本，有几页已经磨边。他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平静地总结了一句：“不是非得怎么算计，就是得知道，在这个圈子里，一些关系顺手还是得维护一下。”
02：林宁：不随礼也不收礼的“不婚主义者”
（29岁，广州，出版社编辑）
林宁说自己是“人情体系里的局外人”。不是因为清高，也不是刻意独行，而是她在很早以前，就主动退出了这套“你来我往”的礼金规则。
“我不结婚，也不打算办什么酒席。那我为什么还要一场场去随礼？”她抿了口茶，语气轻缓，“人情这个事，如果注定回不来，那我宁愿不开始。”
她在广州一家出版社做编辑，生活规律、社交圈不大。近两年，身边很多人陆续进入“孩子满月、幼儿园毕业、乔迁新房”的阶段，而她的微信里，最开始时不时出现朋友发来的“好消息”。
“有一次，一个关系还行的朋友孩子办生日宴，给我发通知的时候顺手说了一句‘礼随意，不来没关系’。林宁看着消息沉默了一会儿，“我觉得挺窒息的，那种‘话是那么说，但你最好还是照做’的感觉。”
她最终还是发了。“200块，算是体面。”但从那之后，她默默开始再生活中向大家传递自己不婚主义，不收礼不随礼的态度。
“我不是抠门，”她说，“我很愿意为别人花钱，哪怕请吃饭、帮忙买礼物都可以。但‘份子钱’这个事，特别容易让人心里不舒服。”
但她也承认，做这样的选择，有时候确实会被边缘化。“有几次单位聚餐，大家聊到某某的婚礼，说‘你那天随了多少’，我就插不上话。久而久之，不了解的人会觉得你不合群。”
林宁对此并不抗拒，“每个人在关系网里，总得放弃点什么。我放弃的是那些‘靠金钱保温’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靠份子钱来判断关系的深浅，那很多社交上的压力，其实都能松一口。”说这话时，她并不高谈理想，只是像说一件做了很久的决定。她把杯子转了转，又笑了一下：“我不随礼，也没有人随我，挺公平的。”
03：熊先生：关系账，全落在我身上了
（33岁，重庆，酒店服务员）
熊先生今年33岁，在成都一家酒店做服务员，平时轮班制，节假日尤为忙。能请几天假回重庆老家过年，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但真正让他觉得疲惫的，并不是舟车劳顿，而是回家后接踵而至的各种“人情安排”。
“我爸妈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利索了。以前这些走动的事儿他们还能撑着跑，现在都落到我头上了。”熊先生说，“刚到家的第一天，还没歇一口气，亲戚就来拜年，送了两瓶酒。我爸就让我第二天回礼，得‘回得体面点’。”
他说得很平静，没有责怪谁的意思，但语气里有明显的疲倦。
“你看，拜年、吃席、送礼、回礼，一环套一环。谁结婚了、谁搬家了、谁娃满月，都是请帖、红包、人情饭。我这工资也不高，一年攒点钱，春节这几天基本就得花出去大半。”
熊先生说，自己不是不愿意花钱，而是觉得“心里没底”。
“有些人家我平时不太来往，但请帖发来了，不随又显得生分；去了吧，一顿饭下来几百块，再一来一回，基本上不是你请人，是你在交份子。”他停了一下，“我这不是斤斤计较，我是真的吃不消。”
他父母嘴上从不多说，但他知道，他们心里其实还挺在意的。“谁来拜年了，谁收没收到红包，谁家孩子长得多好，这些在私下都是话题。”而作为家里唯一在外工作的子女，他感觉自己成了“门面担当”。
“别人觉得你在外头打工，应该宽裕，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做服务行业，一年攒不了几个钱，过个年反倒是最花的时候。”
他不是没有过退意，但每当真要不去了，心里又咯噔一下。“你不去酒席，人家可能不会说你，但以后有事，人家可能也就不喊你了，你以后有事需要帮忙别人也不来了。
说到这儿，他看了一眼手机，“你说我不懂这点情理吗？我懂啊。但现在这份账，全在我身上了，我也真是力不从心。”
04：卢娜：友情的价格
（27岁，杭州，品牌运营）
卢娜是春天去三亚的。她最好的朋友结婚，在海棠湾订了一个靠海的婚礼场地，布置温馨，流程紧凑。她作为伴娘，全程跟着忙前忙后，几乎没歇过。
“正好赶上我们公司在筹备一场活动，我请了三天年假，机票酒店自己订的。红包包了3000块，也不算特别多，就想着是好朋友嘛，该尽的心意。”
她没觉得委屈，也不觉得辛苦，只是回到杭州之后，她突然意识到：她们的关系，似乎没那么常联系了。
“她婚礼那几天对我特别好，忙里忙外都想着我。我们以前关系也一直挺近。但后来她回北京工作，我这边也换了岗位，渐渐就各忙各的。”
她记得婚礼前一晚，她帮着挂布幔、搬喜糖，一直忙到半夜。新娘进房间看见她，还特意说了一句：“你真靠谱，我最放心你。”她听着挺感动的，也笑着说“应该的”。
“可那之后，也许是我太敏感了吧，就突然感觉，好像她没再主动找过我了。”
不是生气，也不是失落。卢娜只是隐约有点明白了：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自动转化为更亲密的关系。
“她不是不好，只是她生活节奏变了，我也变了。再联系，话就少了，不像以前那么自然。”
她说自己不是一个把关系算得很清楚的人。但那次之后，她确实多了一点犹豫：“如果以后还有人请我做伴娘，我可能会先想一想，关系够不够近，自己扛不扛得住。”
“3000块我不心疼，年假也不心疼。”她顿了一下，“就是觉得——你以为是一场巩固，结果是一次转向。”
她想了想，又笑了笑：“这也不是谁的错，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一部分。”
05：“人情往来”的尽头，是如何看待我们与世界的连接
有人把红包看作关系的契约，有人觉得它像一笔沉没成本；有人记得账，有人退出局；有人盼着回礼，有人干脆不再开始。
这些看似琐碎的选择，其实都在回答一个隐秘的问题：我们希望用什么方式，被这个世界记住。
份子钱本身没有好坏，它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一种社会黏合剂。但在它的流转过程中，我们时常感到焦虑、算计，甚至受伤，那些关于“关系是否值得继续”的疑问，也往往藏在一张张红包背后，难以启齿。
有时，我们给的并不是钱，而是一种期待；收的也不是礼，而是一份确认：我们仍被这个人、这群人、这个圈子需要着、牵挂着。
只是时代变化了，“人情”的运行逻辑也在悄然改变。
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能回礼，不是每一次随礼都能换来温情。我们或许该慢慢接受这样一种现实：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随了多少钱，而是你是否愿意在这段关系中留下情感的回应。
再往后数年，我们或许还会照旧包着红包，走进婚礼、满月、乔迁的场合。但愿那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与礼金和解、与关系和解、也与自己和解的方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高见观潮”，作者：李静，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