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曼哈顿计划”：科技右翼将如何缔造一个科技共和国

大数据文摘·2025年12月23日 19:38

这一次，潮水的方向，不再只由一个大陆决定。

2025年11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启动一项名为“创世纪任务”（The Genesis Mission）的国家级计划。此项任务旨在整合国家实验室的超级计算能力与顶尖科学家的智慧，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科学突破。

简单来说，这是一份不加掩饰的战书——美国要倾国之力，打造一个能自主推动科学发现的人工智能。

事实上，美国举国搞科研从来不是新鲜事。八十多年前，范内瓦·布什以寥寥数笔提案打动了罗斯福，由此诞生了汇聚全球科学精英的“曼哈顿计划”。那场以国家意志集中推动的科技工程，不仅造出了原子弹，也塑造了此后近一个世纪的美国科研体系——从国家实验室的体系化管理，到大学科研的长期投入，再到战后整个美国主导的技术秩序。

而今天，当人工智能被视为决定未来百年国运的“战略奇点”，美国再次走到了类似的转折点。“创世纪任务”的问世，宣告美国正式进入新的“AI曼哈顿计划”时代。

更耐人寻味的是，推动这一时代转向的，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华盛顿建制派，而是一批来自硅谷、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科技右翼”——以PayPal黑帮、马斯克等人构成的庞大网络。

从曼哈顿计划到创世纪任务，从科学将军布什到硅谷加速主义者，这条历史脉络在悄然闭合。一场新的“大科学时代”正在到来。

它将塑造怎样的未来？

从二战伊始：美国“举国科研”体制早有渊源

1939年，欧洲战火初燃，纳粹德国的科技实力令世界侧目。8月2日，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匈牙利科学家西拉德联名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警告纳粹可能正在研发一种“极具威力的新型炸弹”。这封信点燃了美国的警觉，也埋下了计划制造原子弹的种子。

1940年夏天，纳粹德国在欧洲捷报频传之际，麻省理工学院出身的工程师、当时核研究的负责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科学将军”的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拿着一张半页纸的提案，走进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椭圆形办公室。他主张，只有军队以最高优先权，才能在战争结束前生产出核原料来。

此时罗斯福在白宫办公室里，早已研究了爱因斯坦的信，正一直举棋不定。接到布什的建议后，仅过了15分钟，罗斯福便同意按照他的建议成立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后升级为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由政府提供巨额资金，招募一群最优秀的科学家工作。

《奥本海默》剧照

这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一改往日的放任自由的策略，开始深度介入科学研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参战。战争的紧迫感迫使美国政府加快步伐，正式批准了原子弹研制计划。1942年6月，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成立了一个代号为“曼哈顿工程区”的特别项目组，由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执掌，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负责技术主导。从此，这项计划正式命名为“曼哈顿计划”。

曼哈顿计划规模大得惊人，且汇聚了当时西方世界（除纳粹德国外）最顶尖的科学家。在“曼哈顿”工程管理区内，科学家人数之多简直难以想象，在某些部门，带博士头衔的人甚至比一般工作人员还要多，而且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

奥本海默、费米、玻尔、费曼、泰勒……这些名字如今如雷贯耳，当年却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沙漠中隐姓埋名。为了保密，他们与家人隔绝，通信受审，甚至不能提及自己所在的位置。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在最短时间内，突破核裂变的极限，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武器。

曼哈顿工程在顶峰时期曾经起用了53.9万人，总耗资高达25亿美元。这是在此之前任何一次武器实验所无法比拟的。

罗斯福总统赋予这一计划以“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范内瓦·布什作为这一体系的架构师，领导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在战争期间有效统筹了全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顶尖科研力量；“跨领域、跨机构、跨部门协作”这一套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科研模式，正是在曼哈顿计划中首次被验证。

曼哈顿计划的“军研一体”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不仅帮助美国赢得了二战的胜利，也给战后的美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红利。

4年后的冬天，战争压力退去，盟军胜利在望。在和平年代，举国科研体制是否还需要保留？罗斯福再次向布什征询建议。布什用一份报告做出回答，即被视为美国科学政策开山之作《科学：无尽的前沿》，倡导政府继续支持科研，特别是基础研究。

在政府资金、科研自由和长周期投入机制的加持下，一批大学与研究中心快速崛起。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体系等高校，借助政策与经费的东风，逐步成为全球知识创新的枢纽。二战前的科学中心仍在欧洲，但战后科研重心逐渐向美国转移，直到最终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研秩序。

如果说二战彻底改写了全球地缘格局，那么“曼哈顿计划”以及提出并执行这一计划的范内瓦·布什，则奠定了美国自二战以来近一个世纪的科技路径。

许多科技史学者认为，美国战后至今的科技优势，真正的源头不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军备竞赛，也不是硅谷传奇的创业文化，而是曼哈顿计划所奠定的那套“科学研究听命于政府、服务于战争”的体系性逻辑。它不仅让美国在核时代占领先机，也让它在后续的冷战时期、信息时代、生物技术时代持续领先。

“新曼哈顿计划”崛起：AI成为新世纪的“核武器”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物理学家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荒漠中叩开了原子弹的大门，曼哈顿计划的巨大成就成为20世纪美国举国体制下科技与战争意志的巅峰结晶，那么21世纪的今天，一场性质相似、规模更广、影响更深的“新曼哈顿计划”正在崛起。

只不过这一次，目标不再是原子弹，而是人工智能——被华盛顿战略家视为决定未来百年国运的“数字核武器”。

2025年11月24日，一则看似技术性的行政命令震动全球科技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正式启动一项代号为“创世纪”（Genesis Mission）的国家级AI科研工程。

文件开篇即称，这项任务的紧迫性与雄心，“堪比二战期间对我们取得胜利至关重要的曼哈顿计划”。这份表态撕开了撕开了AI领域“商业竞争”的温情外衣，露出野心勃勃的军事内核。这是一次明确的历史对标——美国正试图以当年制造原子弹的决心与组织方式，锻造21世纪的战略武器：人工智能。

白宫启动“创世纪”任务（来源：白宫官网）

曼哈顿计划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是将分散的智力资源、工业产能与军事目标高度集中，在极短时间内实现技术奇点突破。它的成功，不在于分散零碎的科技创新，而在于国家意志对科研体系的直接指挥——建立封闭但高效的“大科学”协作机制，打破学术孤岛，打通从理论到武器的全链条。它的逻辑非常粗暴且直接：集中力量办大事，扫除一切拦路虎。

今天，“创世纪任务”正在复刻这一逻辑。特朗普意图集中美国科学界最核心的竞争力，打造一个国家级的超级基础设施。该命令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正是指示美国国家实验室——那些曾经孕育了核武器和互联网雏形的科研圣地——全面转向AI技术研发。能源部下属17个国家实验室将被整体动员，整合约4万名科学家与工程师，拟连接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下一代量子设备，以及美国最先进的科学仪器。

其技术核心是打造“美国科学与安全平台”，将公开科研数据、专项领域机密数据、国家安全敏感数据分类整合，训练针对基础科研的专用AI模型，目标是实现“从科学假设提出到实验模拟验证的全流程自动化”。联邦政府数十年积累的科学数据集，从气候模型到基因图谱，从材料性能到核反应参数，全部用于训练新一代的科学模型。

“创世纪”，取自《圣经》开篇，寓意“从无到有创造世界”。而特朗普政府赋予它的使命，正是要在政府主导下，建成一个前所未有的“AI科学之神”。一旦建成，这将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先进、最复杂、最强大的科学仪器。虽没有直接参与战场，却能定义未来战争的技术边界。

值得注意的是，“创世纪”这一计划并非凭空而来。它是2025年7月《美国AI行动计划》的具象化落地，更是过去五年美国科技政策深层转向的必然结果。

自2020年以来，美国对华技术遏制不断加码：实体清单、芯片禁令、投资审查、人才围堵……但特朗普已不满于这些防御性手段，如今的行动，正是更系统、更庞大的进攻型策略。

“创世纪”任务也明确将六大领域列为优先方向：先进制造、生物技术、关键材料、核裂变与聚变能源、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与微电子。这些领域无一不是中美科技博弈的主战场。

在中美科技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美国正企图通过AI这一终极载体，重建国家的技术主权。

谁在推动这场“创世纪”？硅谷鹰派与科技加速主义

如果说“创世纪任务”是21世纪的曼哈顿计划，那么它的“奥本海默”，并非五角大楼的将军，也不是国会山的政客，而是一群从硅谷走出、信奉技术救世主义的亿万富翁，即科技右翼。

在这股潮流中，帕兰提尔（Palantir）的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卡普（Alex Karp）堪称最具哲学自觉的代言人。

卡普的身份本身就充满张力：他拥有斯坦福法学博士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理论博士学位，却执掌一家深度嵌入五角大楼作战系统的软件公司；他常在国会听证会上引用康德与韦伯，同时又为美军开发预测叛乱分子行动的AI模型。

在他与同事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合著的《科技共和国》一书中，这一忧虑被系统化地表达出来。他们指出，硅谷“已然迷失了方向”，将数十万顶尖技术人才引向优化广告点击率或短视频推荐算法的琐碎研发，却对国家安全、能源转型、基础科研等真正紧迫的挑战视而不见。

《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美]亚历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而人工智能的崛起，终于敲响了警钟。卡普指出，AI不仅是工具，更是对人类创造性地位的首次真正挑战。若放任私营部门主导其发展，结果只会是“非创造性的毁灭”，宏大叙事被解构，共同信念瓦解，社会陷入四分五裂。

届时，面对同样以国家意志推动AI发展的对手，美国将毫无胜算。

因此，他反复呼吁科技界回归“曼哈顿计划”时代的责任感。而这一理念，早已超越口号，转化为切实的政治行动。

帕兰提尔自身就是试验田。早在2011年，Palantir就以其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参与了击毙本·拉登的行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无人机精准打击、屡次奇袭，背后正是Palantir的Gotham数据系统的强大支撑……其Gotham与Foundry平台已部署于美军联合全域指挥系统、国土安全部边境监控网络、疾控中心疫情响应模型，甚至跨国战场的情报融合体系。

卡普毫不掩饰其立场，在他看来，科技公司不该是中立的技术供应商，而应是美国及其盟友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他推动的不是脱离国家的科技乌托邦，而是一个技术与国家使命重新结盟的共同体。

更重要的是，他并非孤例。近年来，美国硅谷科技精英日益拥抱右翼思想，在企业结构、资本风向等多方面出现“右转”倾向。

这群人的核心，是一个被称为“贝宝黑手党”（PayPal Mafia）的紧密圈子，其中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彼得·蒂尔（Peter Thiel）、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基思·拉博伊斯（Keith Rabois）……他们曾共同缔造了PayPal，随后各自在风险投资、社交媒体、太空探索与国防科技领域开疆拓土。如今，他们早已形成一张横跨资本、技术与权力的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华盛顿权力核心，将个人财富、价值主张转换为政治资本。

彼得·蒂尔，“PayPal黑帮”的精神领袖、科技右翼的核心人物，早在2016年就押注特朗普，继而又成为万斯的政治导师与最大金主。据NBC统计，特朗普政府2.0中至少有十名高官是蒂尔的前雇员、投资伙伴或基金会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