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丑小鸭，观察“问题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落地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后，沿东南方向行驶70余公里，就能抵达常住人口数不足40万的云南宜良县。继续向远离县城的方向行进，随着海拔不断升高，连绵不断的农田和森林映入眼帘。昆明丑小鸭中学（下称“丑小鸭中学”）就坐落在这片森林中的某个村庄中。

村庄里的年轻人大多已定居县城或外出务工，村里唯一的小学早在2020年就宣告关停。直到去年，出村的路还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如今想要进城，要么自驾，要么步行约3公里后再搭乘公交。

这条进村的路，数百名被贴上“问题学生”标签的孩子都曾走过。每一个进入丑小鸭中学的学生，都被定义过各式各样的“问题”：叛逆、厌学、抑郁、沉迷游戏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父母“威逼利诱”送来这里。

许多家长将孩子送到学校后，总会补上一句：“我实在管不了了，你们帮我管吧”。

自2011年创办以来，丑小鸭中学已累计招收过3000余名“问题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且以一线城市居多。学校每学期（约5个月）收费约4万元，暑假还会开办2至4周的夏令营。目前，学校共有初中三个年级，在校生80余人。

家长不远千里、花费重金送孩子来丑小鸭中学，目的很简单：把“问题孩子”送进来，半年或一年后，再从学校接回一个“没问题”的孩子。

被送来的学生

今年十月国庆假期，12岁的杜林因被父母认为“无法处理好同学关系、不讨老师喜欢”，被以“拜访朋友”的名义哄骗进了丑小鸭中学。

在学校分别时，杜林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被单独留下，还像过年走亲戚般玩着手机，等着父母和陌生人聊完。紧接着，父母收走了他的手机。告诉他要留在这里上学。在他的哭闹声中，父母驱车离去。

据当时接待杜林的学校生活老师向国跃回忆，杜林是初一年级里个子最矮小的孩子，刚来的第一天，他不会独立洗头、洗衣服，生活难以自理；来学校第一个月，几乎每天都要哭一次。

在学校里，杜林的更多“问题”逐渐显现：性格固执、喜欢斤斤计较；做任何事都十分拖沓，即便第一个进食堂，也基本是最后一批吃完饭的；不合群，不愿和同学一起洗澡、洗衣服；还不时会做一些被认为“女性化”的动作。没人哄的时候，他能哭一整个上午。

12月上旬，杜林的父母第一次返校看他，还私下向老师表达了“希望改变孩子‘女性化’性格”的想法。那天，恰逢杜林12岁生日。

在向国跃眼中，杜林算不上真正的“问题孩子”：“这孩子其实特别讨大人喜欢，说话温柔，又懂礼貌，他只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

杜林的经历，只是丑小鸭中学“问题”孩子的冰山一角。在父母眼里，更多孩子的共性问题是“厌学”。相当一部分孩子转学来丑小鸭中学之前，曾就读于所在地的名校，且学习成绩优异。

10月底，在宜良县举行的一场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上，丑小鸭中学学生艺馨就讲述了自己的厌学经历。她曾是一名顶尖学生，一次发高烧后，发现生病可以成为逃离学校巨大压力的理由，此后便多次“让”自己发高烧逃避上课——这是一种抑郁症的躯体化反应，一到特定地点，身体就会应激般难受。

艺馨说，“必须帮班级拿第一”的期待让她不堪重负，而发烧在家，意味着可以暂时抛开所有压力与期盼，获得片刻安宁。

12月9日下午5点，正值学校的运动课，学生们从教学楼鱼贯而出，在操场上三五成群地嬉笑打闹。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远远地看着孩子，像“点兵点将”般，讲述着这些孩子曾遇到的问题：“那个正在打球的孩子，天生记忆力差，父亲是县级干部。他总是被父亲指责不喜欢学习、干啥啥不会。言辞激烈时，孩子会和父母打架。孩子曾跟学校生活老师坦言，每天都活在恐惧里，担心随时会被父亲打骂。”

“那个长头发、长相帅气的男生，平时喜欢跳女团舞，喜欢和女孩子一起玩，性格也比较柔和。昨天他的母亲还问我：‘孩子总喜欢和女孩子玩，该怎么办？’”

“正在玩轮滑的男生，很有艺术天赋，喜欢唱歌、弹吉他和演奏钢琴曲，也乐意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做才艺表演。但他父亲在检察院工作，性格严肃，一心想让他走学术路线。所以他只要和父亲单独相处，就浑身不自在。”

詹大年说，当孩子们嬉笑打闹时，完全是小孩模样，根本看不出所谓的“问题”。“学校里很多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贫困的地区考上大学、站稳脚跟的。他们会下意识地按自己的成长规律和曾经的成绩，去规划孩子的人生。”

学校成立14年，向国跃见过形形色色的家长：有家长在除夕夜把孩子送到学校，直言“实在管不了”；除了哄骗，还有家长希望学校派人把孩子强制带走，甚至提前恐吓孩子“不听话就送去矫正学校”；孩子入学后，部分家长仍然会频繁在线指导“老师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此前，一位家长直白地追问詹大年：“我把孩子骗到你们学校，他从学校出来后会不会恨得想杀我？”

田进拍摄

“问题”的变化

2011年，17岁的向国跃从中专警校毕业后，就来到丑小鸭中学担任生活老师，一干就是14年。向国跃说，2020年之前，学生的问题多集中在行为层面：叛逆、打架、逃学、沉迷网络游戏；2020年之后，抑郁、焦虑的学生比例大幅上升。

此前，清华大学积极心理中心团队曾开展一项历时四年、覆盖42万名青少年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16.4%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7%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也表明，自杀是15—29岁人群的第三大死因。

近年来，政策层面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今年10月，教育部发布《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明确提出要提高对学生心理行为偏常的识别和早期干预能力等举措。

向国跃观察到一个明显变化：近几年的新生中，出现了不少常年戴着帽子、口罩的孩子，他们能一整天不与人交流；还有些孩子的手臂上有明显的自伤痕迹。“而且抑郁的孩子情绪波动特别大，前一秒还活泼开朗，下一秒可能就以头疼为由，拒绝参加任何活动。”

据詹大年预估，学校约70%的新生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或双相情感障碍。向国跃坦言，生活老师需要随时安慰情绪低落的孩子，这让他们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别看我们平时嘻嘻哈哈，包括我在内，已经记不清偷偷哭了多少次。”

在行为层面，学校里的孩子也常和老师“斗智斗勇”。

建校14年间，曾有不少高学历教师怀揣着对学校的美好向往，不顾薪资偏低来这里任教，但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让他们大多很快就离开了。向国跃观察到，这些老师习惯了“优质学生教育模式”，而丑小鸭中学里的孩子本就厌学，这种教学方式与课堂氛围格格不入，课堂上几乎无人听课，导致老师们缺乏成就感。

2018年之前，向国跃每年都会遇到一两个学生翻墙擅自离校的情况。每当这时，生活老师们就得沿着进城的各条道路去寻找。

他发现，行为问题较严重的孩子，往往是过早接触成年社会、比较早熟的。如果学校的思想引导工作没做到位，他们就容易擅自离校。学校创办初期，向国跃几乎每个月都会和学生发生一次冲突。

2012年前后，他曾撞见一个学生在厕所抽烟，要求对方上缴打火机和香烟，遭到拒绝后，就让这个学生在运动课上跑圈惩罚，还试图用皮带抽腿以示警告。学生当场反抗，他的同学也想上前帮忙。

后来在学校领导的干预下，冲突变成了向国跃与该学生的“一对一”单挑，学生两次被制伏在地，最终哭着认输。

冲突发生当天午休，向国跃担心学生报复，全程没敢睡。当天下午，他主动向这个学生道歉。没想到，两人后来冰释前嫌，学生还教会了他弹吉他。如今，这名学生已大学毕业，两人依旧保持着联系。

詹大年、向国跃等老师均表示，随着教育理念日趋成熟，目前学校已明确禁止体罚学生。近两年来，再也没有发生过学生擅自离校的情况。

学校的教育

12月8日，丑小鸭中学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文化艺术节。活动当天，学生们互相帮忙装扮，轮流上台表演，弹吉他、轮滑、武术等十余个节目，从内容策划到服装搭配，全由学生自主决定。

詹大年说，丑小鸭中学的核心特点，是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空间。无论活动大小，都尽量让学生自主决策，目的是帮他们找到自身优势，培养自我认同感，减少外界标签带来的心理影响。

操场一侧，学生们把废弃运动鞋绑在树干上，在鞋里种上了多肉；图书架上贴满了学生手工制作的各色小饰品；宿舍墙壁也被自创涂鸦全覆盖。

田进拍摄

在校规方面，学校对学生的发型、指甲、校服穿着均无要求；图书借阅不需要登记，馆藏书籍中包含大量动漫、小说；每天设置6节文化课和3节活动课，活动课以学习军体拳、体育锻炼为主；每周还有两节晚自习为iPad自由上网时间，但需用相应积分兑换。

2025年上半年，学校开始对所有学生实行积分制。积分可兑换台球桌使用权、iPad自由使用权，甚至是跟随老师进城游玩的机会；而积分需要通过按时完成作业、保持寝室内务良好等表现获取。若违反校规，比如打架，就会被扣分并接受相应处罚，包括罚跑步、当周禁止给家里打电话等。“积分制实行后，我们发现孩子们都特别看重积分。”詹大年说。

这所学校也有一些“硬性规矩”：没有洗衣机，所有学生必须手洗衣服；起床后要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学生会每天检查寝室内务并评分；周末若无老师或家长陪同，学生不得外出；早餐时间推迟到9点，白天学生可在校园内下棋、打牌、聊天、看书等。

学校的十位生活老师，每天都身着全套迷彩服，每间宿舍配备一名生活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负责除文化课之外的所有校园活动。

学生入学首月，学校通常建议家长不要联系孩子。从次月开始，学生可使用老师的手机与家人通话，或在晚自习上网时间与家人联系。

向国跃说，自己小时候也是别人眼中的“问题学生”：成绩差，还经常打架。有一次和同学打架后，他被学校政教处主任抓到办公室痛打一顿，疼得站不起来，回家后也不敢告诉父母。

詹大年说：“虽然我办丑小鸭中学的目的就是最终要让这所学校不存在。但是我相信，只要应试教育存在，丑小鸭中学就一定会继续有市场需求。”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杜林、艺馨系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作者：田进，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