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超级联系人”进阶,靠什么抢占全球财富C位?
从香港国际机场到中环的路上,一般矗立着两类广告牌:一类是“通往中国的门户”,另一类是“由香港到华尔街”。这形象地勾勒出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在关税战背景下进一步放大。
“对等关税”宣布后的两个月,香港恒生指数不跌反升,涨超20%。与此同时,港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触及7.75的强区间。
超预期的关税加剧了全球市场波动,焦虑的投资者急需寻找资金出口,这让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成为了“避风港”。
2025年上半年,来自内地的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港股市场超7100亿港元,远超往年同期。受国际资本驱动,香港IPO(首次公开募股)市场募集资金同比上涨约700%。
资本持续回流中国香港,暗含一场美元危机。
2025年上半年,美元指数跌超10%,创1973年以来最糟糕表现。美国市场亦多次演绎“股债汇”三杀。仅4月,国际资本从美国净流出额便达142亿美元。
中国香港的机遇不止于此。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贸易商正在支付、融资等领域寻找美元的替代选项,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香港因此焕发生机。
4月,中国香港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相关的人民币汇款总额达13621亿元,环比增长15%。2024年,在香港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点心债发行额同比上升31%至944亿美元。
虽然关税问题正削弱美国与其他国家的金融联系,但并不意味着各方将脱钩。在不确定的时期,各方更需跨境投资的“中转站”。凭借全球化配置优势,香港正抢占财富管理高地。
从存量资产来看,多年来,诸多经济体将贸易盈余投向美国,已沉淀成存量的美元资产。截至4月,中国持有美债7570亿美元。
从增量资产来看,中国、东南亚、中东等地区资本往来日益密切。瑞银调查显示,未来五年,30%的亚太区家族办公室(下称“家办”)计划增加对大中华区的投资。
波士顿咨询预计,2029年中国香港将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作为小型开放的经济体,香港易受跨境资本急剧波动影响,这使港元资产大起大落。在此背后,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香港金管局”)不得不干预市场。
随着港元兑美元汇率数度触及弱区间,截至7月4日,香港金管局一周内三次支撑本币。两个月前,这一货币对数度触及强区间,监管向金融体系注入了约1290亿港元流动性。香港金管局的频繁干预,引发了对联系汇率制度利弊的讨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表示,联系汇率制度一直面临压力,尤其在不确定的时期。事实证明,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是香港经济成功的根本因素之一。但他也补充道,香港的金融体系并不完全依赖这一制度,未来香港会加强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主导地位。
对此,香港资深大律师、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亦对《财经》表示,作为“超级联系人”,中国香港一方面采取港元锚定美元制度,这将中国香港的资产与国际市场挂钩,让其有能力承接从美国回流的资本。另一方面,它还推动了互联互通制度,这促进了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的资本流动,使其抓住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
相似的论断也出自罗奇之口。这位曾经论断“香港完了”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近日改口称:“香港没有像我预期和所写的那样遭受重创,反而可能从中受益,因为它是中国通往国际金融的最重要窗口,地位独特。”
虽然历史不能重来,但罗奇表示,如果可以再次书写自己的文章,他会这样写:“香港或许正在经历一场复兴,恰恰是因为它具有中国特色,而非受制于此。”
资金入港避险:股债上扬、汇率震荡
5月迄今,港元兑美元汇率坐上“过山车”,短短两个月内从“强方兑换保证”转向“弱方兑换保证”,这也让香港金管局在强弱两侧不断干预。
7月2日,港元兑美元汇率再度触及7.85的“弱方兑换保证”。随后,香港金管局买入200亿港元。6月26日,其已在市场上回笼94.2亿港元流动性。
近一段时间以来,港元融资成本走低,投资者不断借入港元、买入美元。这让港美利差愈发走扩,拉低了港元汇率。
从衡量香港银行业融资成本指标来看,即便香港金管局已入市干预,但一个月港元同业拆借利率(Hibor)仍于6月30日报0.73%。该数值曾于6月中跌至0.52%,为2022年以来的最低。
6月中下旬,港美利差走扩至4.28个百分点。5月,港元兑美元下跌了近1%,为1983年以来的最大月度跌幅。
5月初,香港金管局向金融体系注入约1290亿港元流动性,成为上述现象的重要推手。自此之后,香港银行体系总结余在5月8日增至1741亿港元。
香港金管局此举的原因恰恰在于此前港元走强。4月2日-5月初,港元对美元汇率一路由7.78涨至7.75,触及“强方兑换保证”,并触发隔夜Hibor从2.8%一度飙升至4.4%。
香港金管局上述举动,是联系汇率制度设计的自然结果。该制度规定,美元与港元以1∶7.8价格锚定,并设立了7.75-7.85的浮动区间。在该机制下,香港金管局须按既定承诺响应银行的兑换需求。若港元兑美元汇率触发“强方兑换保证”,香港金管局便要“抛港元、买美元”,反之亦然。
港元一度走强的背景在于,4月2日美国政府公布了超预期的“对等关税”,这引发美国市场持续多日“股债汇”三杀。在意识到外汇错配风险后,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国际投资者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平仓压力集中释放。自此之后,国际资金持续回流中国香港,引发了对港元的集中性需求。
4月,香港持有美债环比减少158亿美元。在此之前,截至2024年底,香港外汇基金美元资产占比仅为79.1%,为十年来最低。
这或许只是开始。据彭博社6月中上旬报道,中国香港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已制定初步计划,若美国失去最后一个受认可的最高信用评级,他们最快将在三个月内减持美债。
有迹象显示,上述趋势将在亚太地区加速。目前,日本最大的寿险公司正寻求美债的替代品。澳大利亚养老基金宣布,其对美元资产的配置已达峰值。瑞银则称,该集团亚太区富裕客户的投资偏好趋多元化,由美元资产转向黄金、加密货币和中国资产。
4月底-5月初,港元需求快速上升,不只与国际资本回流有关,内地资金涌入及优质资产频现亦是重要推手。高盛在6月4日的研报中表示,近期港元的强势亦部分归功于两大因素:南向通净买入强劲及港股IPO(首次公开募股)活动增加。
2025年上半年,来自内地的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港股市场超7100亿港元,远超往年同期。受国际资本驱动,香港IPO(首次公开募股)市场募集资金达1071亿港元。其中,包括宁德时代、恒瑞医药、海天味业在内的A股公司掀起赴港上市潮。在此期间,恒生指数年内累计上涨近20%。
高盛亚洲(除日本外)股票资本市场主管王亚军对《财经》表示,港股IPO热度强劲,首先在于中国持续加大宏观政策刺激,加之科技产业发展迅猛,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关注度升温。其次,监管对内地企业赴港IPO备案的审批速度提升;再次,赴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质量较高。
“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更广泛的再平衡,资本再平衡迹象明显。从增量角度看,中国和印度股票市场有望成为资本再平衡的受益者,带动了中国香港市场的活跃。”他进一步表示,“不仅如此,长线投资者的热情也在回归。目前,一单境外IPO项目国际长线基金参与数量超20家,此前在2022年至2023年间常见3家-5家。”
据王亚军预测,2025年或是港股IPO的“丰收之年”,全年规模或达200亿美元-250亿美元,来自A股的公司或能贡献八成左右。今年迄今,高盛在香港市场的IPO及增发交易达56亿美元。
除股汇市场,香港债券价格亦在上涨。4月中下旬以来,香港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由3.46%降至3.00%左右,债券收益率走势与价格反向。
澳新银行资深中国策略师邢兆鹏对《财经》表示,这是香港银行间流动性较为充裕的体现。在港美利差驱动下,资金大量进入政府债券市场替换信贷。目前,香港信贷需求较低。3月,香港银行的贷存比率跌至16年来的最低水平。在此背景下,即便香港金管局三次回笼港元流动性,也难以驱动Hibor上行。
展望后市,高盛研究部认为,目前投资者对香港市场和港元资产兴趣浓厚,港元流动性环境比较充裕。香港IPO市场持续火爆,并未对流动性形成冲击。如果海外投资者对港元需求持续提升,未来香港金融市场或呈现相对温和的流动性环境。
人民币交易提速:金融、贸易双增长
在“对等关税”公布几个月前后,香港的银行家变得愈发忙碌。他们一边要会见内地客户,另一边还要回复东南亚、中东客户的问询。关税战背景下,企业调整现金管理、贸易融资等业务的需求迫在眉睫,这正是专注贸易金融银行最擅长的事。
香港发钞行之一的汇丰控股表示,一季度,该行的批发交易银行业务(包括现金管理、贸易融资与支付)收入同比上涨超14%,这是该集团企业及机构理财的一部分。同期,德意志银行企业银行业务中,总部设在亚太、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企业客户业务同比增速,超过其全球企业银行业务增长水平10个百分点。该行在香港地区的业务也呈现显著增长势头。
“全球经贸格局的巨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香港而言,这正是一个跟随贸易流和资金流的新走向,在新兴贸易走廊服务金融需求的好时机。”汇丰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宜建对《财经》表示。
中国香港的机遇得益于“人民币交易渠道”的地位。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约全球八成的离岸人民币支付款额。它还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拥有全球最活跃的人民币外汇及债券市场。
近期中国香港人民币市场变化的推手在于,中国与东盟、中东北非等地区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提速。渣打银行称,该行正利用其在中国香港的人民币流动性,协助其在这些地区分行的现金管理、融资等需求。
这一情况已有时日。渣打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与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35%,占区域贸易的比例达到28%。4月,中国香港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相关的人民币汇款总额达13621亿元,环比增长15%。
不仅如此,企业使用人民币融资的趋势也逐渐增强。渣打银行发现,即便早期主要以美元融资为主,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项目开始使用人民币融资。在市场人士看来,这亦推动了香港的人民币融资需求。
人民币跨境使用加速,某种程度上是市场“去美元化”的重要体现。越来越多中国在东盟和非洲的贸易伙伴在寻找美元替代方案的同时,开始采用人民币结算。“在外汇市场十年一遇的波动中,企业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都在考虑对冲风险。”德意志银行亚太、中东和非洲地区企业银行主管兼全球现金管理主管马瀚宇(Ole Matthiessen)表示。
“对等关税”公布以后,美元并未如期走强,反而遭遇史无前例的下跌。2025年上半年,美元指数下跌10.8%,为1973年以来最糟糕表现。
除美元因素,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融资,更来自于对人民币的实际需求。马瀚宇称,许多企业已经在调整其供应链。比如,不少中国企业正置身于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这使得中国与东盟和中东等国家与地区的贸易投资往来更为紧密。随着该形势持续增强,贸易双方均更有动力使用人民币。
“这便创造了人民币的资本流动。”他进一步表示,“贸易关系激增时,资本投资亦回流到这些地区,这反映了贸易活动和资本投资之间的关联。”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月-5月,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约155亿美元,同比增长20.8%。
目前,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的制造业合作伙伴,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基础设施、工业和物流等领域投资。同时,东盟也是中国的终端市场,东盟企业也在拓展中国的消费市场。”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CEO(首席执行官)黎敬之(Lai King Chi)对《财经》表示。
不仅如此,其他“一带一路”国家也在吸引中国企业的目光。汇丰近期的调查显示,中国企业正在寻求扩大其在南亚和中东地区的业务。
全球供应链重构过程中,不仅是金融地位,中国香港作为贸易枢纽的作用亦在增强。2024年,在中国香港开设地区总部数量回升。其中,中资企业占比最高,数量同比增长63间至310间。
“香港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高效的物流网络和良好的营商环境,这让许多中资企业仍将香港作为其区域总部或转口贸易基地。”星展香港董事总经理兼企业及机构银行总监陈智勇对《财经》说道。
但惠誉评级亚太区金融机构评级董事范启阳对《财经》提醒道,虽然短期全球供应链重构或为香港银行业带来机遇,但从中长期来看,如果贸易冲突持续,无论聚焦跨境业务的商业银行还是外贸企业都将受到冲击。叠加房地产等问题,香港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或存在上行风险。6月,惠誉将香港银行业2025行业展望维持在“恶化”。
为应对关税冲击,一季度,德意志银行将拨备增加了8000万美元。同期,汇丰控股亦将预期信贷损失上调了1.56亿美元。
不过,在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欧盟贸易专员拉米(Pascal Lamy)看来,即便当前贸易紧张情绪加剧,也无需过于悲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助长不确定性的贸易政策有可能破坏全球经济稳定与投资者信心。但全球化仍然会存在,虽然它可能与10年前、20年前有所不同。”他对《财经》说。
抢占财富管理高地:全球化配置助力
在中环的咖啡店里,总有拿着小册子讲解的理财经理,爱丽丝就是其中之一。爱丽丝每天穿梭在不同写字楼之间,这让初到香港的她时常迷路。除此之外,她没有遇见更多工作障碍,即便不会说粤语也无妨,因为内地客户才是其主要客群方向。
一季度,星展银行香港财富收入较2023年同期增长了86%。2024年,恒生银行内地零售客户新开户数同比增加81%,带动其财富管理业务相关收入同比增长22%。2024年全年,汇丰香港新增客户达80万。
即便在关税战背景下,内地客户赴港理财热潮亦未减弱。在爱丽丝看来,此前客户更多是追逐高收益,但当前他们更关注全球资产配置、分散投资风险。“这些客户往往是外贸商等海外营收比较多的从业者。不论是他们公司还是其个人,都有开设离岸账户、在海外理财的需求。”她说。
凭借全球化配置的特点,中国香港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投资者可投资中国香港、欧美等多个市场。对于风险偏好较高的内地投资者,他们对国际大型科技股票的参与度较高,其兴趣更高过港股。”星展香港零售银行业务及财富管理丰盛理财及分行网络业务主管容兰芳对《财经》说。
除传统的股债资产,瑞银财富管理中国区主管吕子杰亦对《财经》表示,香港市场的产品较多元化,比如有结构性票据、保险、信托等。其收益率预期更高,但也要注意风险。
在爱丽丝的客户中,还有一群周末打着“飞的”赴港理财的群体。他们大多是内地的富裕人群及中产新贵。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他们的视野较上一代更国际化,这亦使其将目光投向香港。
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储蓄是置业理财的基础,并有望推升跨境投资潜力。据瑞银报告,截至2024年,中国内地成年人口平均财富中位数达27812美元,较2020年增长15%以上。未来五年,这一数字将持续增长。另据汇丰环球投资研究统计,在内地居民储蓄当中,有160万亿元属于现金,其中50万亿元属于“超额储蓄”。
跨境投资热度不减,其背后风险不容忽视。范启阳认为,为平衡收益与风险,银行需要充分了解客户,这涉及其背景、资金来源及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比如,当前汇率等市场的波动正为客户带来挑战。
站在联通中外的十字路口,在全球化配置优势推动下,香港正成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公司称,2024年,中国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同比增长9.6%,至2.7万亿美元。预计2029年,中国香港将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没有人愿意错失这块不断增长的蛋糕。据媒体报道,为吸引更多内地客户,中银香港、花旗银行等银行正为其提供热门的球赛和音乐会门票。3月,汇丰集团在香港的首间商业财富管理中心已正式营业。星展银行则计划,将在香港新增100名财富管理经理。
全球资产超千万的金字塔尖人群亦不断聚集香港,成为其私人财富管理行业的增长源泉。截至目前,香港有超2700家单一家办,超一半由资产超5000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人士成立。香港投资推广署的目标是,2025年再引入200家。
香港不仅是内地资金走出去的出口,也是海外资本走进来的第一站,后者成为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另外一翼。
瑞银称,未来五年,30%的亚太区家办计划增加对大中华区的投资。此外,39%家办计划增加对中国内地的投资。其中,中东(45%)和亚太地区(30%)的家办投资意愿最强。
占港股流通市值30%的科技股上涨,是吸引外资回流中国香港的一大推手。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太区资产配置策略师滕瑶表示,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目前科技股是中国股票盈利最高的板块之一,且较美国等国的估值也有增加。此外,该行业还受中国政府大力支持。
海外资本看向香港,也在于全球科技和能源转型背景下,各地投资风格较为趋同,大家都要站上新兴技术制高点。接受瑞银调查中,超四分之一的中东家办表示,已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和能源转型方面制定了明确的投资策略。
正因为此,中国香港的银行家们的忙碌又多了一个理由。为了解当地资本的实际需求,吕子杰要飞往中东、瑞士。为帮海外客户考察另类投资项目,她又要去往上海。
这促使中国香港进一步加强与不同地区的联通。无论是专注零售银行还是财富管理的金融机构,均在亚太、欧美、中东之间加大了跨境走廊建设。
随着贸易和金融体系重构,来自中东的资本正受市场热捧,这被视为香港的一大增量财富来源。
从主权基金角度来看,廖宜建估计,中东北非地区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集体资产,将以7%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或达8.1万亿美元,这将满足中国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为便利中东企业赴港上市,香港交易所已将沙特、阿布扎比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
金融的双重引擎:联系汇率与离岸人民币
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55楼——香港金管局常设着百年金融的公开展览。这一“历史长廊”以香港开埠初期为起点,辗转浮动汇率等时期,最后停留在联系汇率制度时代。
这一制度肇始于1983年。彼时,港元兑美元汇率在12个月内下挫约三分之一。为稳住市场信心,港府决定将港元与美元挂钩。在金融政策目标的“不可能三角”中,它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但实现了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自此之后,联系汇率制度历经考验,但不乏争议。
在当下复杂的经济环境中,联系汇率制度再次面临考验。受关税战影响,作为小型开放的经济体,香港易受美元不稳定性及资本流动的影响,这使港元资产大起大落,提升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
但代价须与收益比较。“联系汇率制度一直面临压力,尤其在不确定的时期。事实证明,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是香港经济成功的根本因素之一。”李家超表示。
这一表态延续了香港各界的声音。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于1月撰文称,联系汇率制度经历多次经济和利率周期,应对多次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已成为与香港经济和金融体系密不可分的核心组件。
在梁定邦看来,正是联系汇率制度,才确保了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位置。港元与美元挂钩,亦是将中国香港的资产与国际市场挂钩,这可以帮助投资者规避汇率风险。“在国际资本从美国市场流出后,中国香港得以承接部分资金,充当‘避风港’的角色。此外,即便当前各方分歧加剧,但中外的资本联通仍然重要,中国香港可以在其中起到‘缓冲器’的作用。”
余伟文表示,减少汇兑风险,对营商和投资环境而言是一个优势。汇率稳定及行之有效的货币制度更是吸引国际投资者以香港作为金融交易平台及中转站的主要元素,对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极为重要。
目前,海外投资者约占四成香港股票市场总成交金额;香港在全球外汇市场市占率达7.1%,排名第四;截至4月,香港银行体系港元和外币的净敞口(即银行体系的外币资产扣除外币负债)升至1.94万亿港元,同比上升90%。
虽然绝对地位已有所削弱,但美元亦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目前,全球88%的外汇交易都涉及美元;约60%的国际贷款和存款、70%的国际债券发行均以美元计价;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超过57%是美元。
此外,40多年来,香港的货币制度颇为稳健,也在于流通中的每一港元都有流动性很强的美元计价外储支持。截至5月底,香港官方外汇储备资产达4310亿美元,这相当于香港流通货币的5倍多。
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梁定邦认为,香港的法律制度采取普通法,其特点在于适应能力强,可以吸纳很多新东西到已有制度里。这使得香港金融市场兼具开放和稳定的特点,任何资金在此都可来去自如。
不过,李家超亦表示,香港的金融体系并不完全依赖联系汇率制度,未来香港会加强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主导地位,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产品,这些措施可以令持有人民币的海外投资者从中获利。
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按全口径计算,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全球第三。
邢兆鹏认为,在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将影响人民币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角色。此前,中国积累了大量贸易盈余,而后将其沉淀为美元资产,中国投资者置于美元体系之中。随着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贸易商可通过人民币支付、结算和融资,投资者亦可在此投资人民币资产,这或形成新的以人民币为中心的贸易—货币循环体系。
在梁定邦看来,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机制的发展,对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这一机制还应拓展到大宗商品领域。如果中国希望在全球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就需要把大宗商品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内地可利用香港作为大宗商品的交易端口。”他说。
目前,沪深港通下所有的交易均以人民币进行,这减少了跨境资本流动受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此外,上海黄金交易所首家境外交收库落地中国香港,其交易便以人民币计价。中俄在天然气结算中已部分使用人民币支付。
廖宜建认为,未来还应进一步扩大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比如,可继续推进人民币贸易融资,积极落实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持续深化债券通北向通离岸市场回购的创新试点。
香港正大力探索多种新型货币形态,比如央行数字货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及稳定币等。这些货币形式具有实时支付、结算等特点,并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跨境支付效率。
在梁定邦看来,未来mBridge有可能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连接,这将在支付结算领域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如此,多边金融组织倾向于让成员国用本币发债。通过支付体系的升级,香港可为此类融资、征信业务提供助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则对《财经》表示,香港需要发展以离岸人民币为基础的资本市场来承载增量资产,这可以依托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与离岸人民币挂钩的稳定币、有监管的区块链及数字智慧合约等金融科技。
一边联通内地,一边联通世界。在关税战的不确定下,香港所呈现的“超级联系人”的特点让人们重新发现了这座城市。
“香港没有像我预期和所写的那样遭受重创,反而可能从中受益,因为它是中国通往国际金融的最重要窗口,地位独特。”曾经论断“香港完了”的罗奇近期改口道。
如果能够重写文章,他会这样写:“香港或许正在经历一场复兴,恰恰是因为它具有中国特色,而非受制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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