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警惕这两种人，否则血本无归

其实企业做数字化转型如古代千里运往长安的荔枝一样是一场生死局。

在电视剧《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被同僚坑害，接下“从岭南运鲜荔枝到长安”的“不可能任务”，最终凭借数学计算和科学方法，硬生生完成了这个看似无解的挑战。但即将成功之际却被他人坐享其成，攫取功劳。这哪儿是古装剧，分明是现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血泪启示录：

有人像李善德一样，天真地以为技术能解决一切，结果被现实无情的毒打；有人像鱼长侍一样，只想摘果子，但不愿承担风险，最终结局惨淡。这恰恰也反映出了现代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两大极端——技术理想主义与功利短视主义。所以企业做数字化转型必需要警惕这两种人，别学李善德的天真，鱼长侍的贪婪，否则会血本无归，做个寂寞！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李善德这个技术理想主义者。

如果把千里运荔枝的任务比作企业数字化转型，那么李善德堪称古代版的CIO，其规划能力、技术能力堪称一流，算尽千里荔枝转运的每寸路线、每刻时间，连冷链保鲜方案都玩出了新高度。但这位技术大牛，却在转型路上不断碰壁，最终惨败收场，仔细分析原因，与当前企业做数字化转型何其相似，不外乎内、外两种因素。

第一，李善德失败的内因：认知与能力的双重短板

从电视剧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善德是一位难得的技术型人才，精通数学与物流规划，能精准计算荔枝运输的最佳路线和保鲜方法；同时又具备超强的执行能力，面对不可能的任务，他没有退缩，而是通过实验、优化流程，最终完成任务；最关键的是坚守了底线，在看清右相盘剥百姓后，他选择揭露真相，而非同流合污，可以说现代企业CIO所具备的能力在他身上一览无余。

但技术型人才同样有着致命的缺陷，李善德也不例外：比如过于偏执的技术理性，李善德太过于沉迷于数据模型的完美，将荔枝转运简化为可计算的数学问题，却忽视了权力博弈、人性贪婪等非技术因素。他坚信“只要数据能证明效率，就能说服上司”，这种 “数据迷信” 让他在右相将成本从 960 贯暴涨到 3 万贯时，仍执着于用数据自证，完全不懂高层决策背后的政治考量。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设过程中，同样有不少的CIO 常常陷入这类似误区，拿着漂亮的 ROI 报表向业务部门推销方案，却被直接无视或被三言两句打发而屡屡碰壁。有时候CIO们常常陷于技术的自嗨中而无法自拔，以为用所谓的技术就可以解决业务所有的问题。

从电视剧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李善德是空有技术而缺乏政治智慧的，他不懂得经营人脉、建立同盟，也看不清左右相高层之间的利益纠葛。当鱼长侍暗中篡改方案时，他孤立无援；当因直言得罪右相被贬时，更无人为他说情。这与企业做数字化转型建设期间的场景何其相像，一个如李善德般的CIO往往数字化项目没做好却把自己做成了孤家寡人，因此CIO 若想推动数字化转型，必须学会与高层周旋、与业务部门结盟，否则再好的技术方案也是空中楼阁难以落地。

在推动千里运荔枝项目中李善德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资源整合能力，他依赖苏谅、郑平安等盟友，却未能保护他们的利益，为了完成荔枝转运任务，李善德默许鱼长侍砍伐果农果园，用“必要牺牲” 来自我麻痹。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虽然短期内解决了问题，却失了人心、失去了盟友。所以不难看出，技术再强，若不懂组织协同与利益分配，最终可能沦为“孤胆英雄”，甚至被既得利益者摘果子。数字化转型不能只靠信息部门单打独斗，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相互融合、彼此成就。

第二，李善德失败的外因：在权力与组织的夹缝中生存

在电视剧中我们明显的看出右相将荔枝转运视为巩固权力的工具，李善德的方案只是其政治博弈的筹码。当方案成功后，李善德失去利用价值，便被一脚踢开；而一旦方案失败，他更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是不是与当前某些企业做数字化转型很相像， 若数字化转型方案仅被高层视为短期政绩工具，即使技术再先进，也仅仅是一个政绩体现的工具而已，为什么很多企业数字化总是做不好？因为一开始初心就错了。

为什么项目建设难？很多时候就是企业的组织问题，比如在李善德的方案规划已出，在寻求大唐帝国的各个组织帮助时，遭遇的却是官僚主义、各种推诿，导致先进的创新方案难以实施。于是他不得不“扛大旗扯虎皮”，借右相的权力突破层层阻碍，但这种 “人治” 大于 “法治” 的解决方式，注定不可持续，但却在现代企业中重复上演，企业做数字化转型建设大都是信息部门的独角戏，在推进过程中会遭遇业务部门抵触、消极配合等问题，最终项目做的不伦不类，如果不是一把手亲抓，估计90%的数字化项目都很难成功。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企业CIO 不能学李善德只做“技术控”，更要成为 “政治明白人” 和 “道德守护者”。要学会用业务语言讲述技术价值，更要懂得向上管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尚方宝剑”式的特权推动转型，看似有效，实则“饮鸩止渴”，因为企业的组织文化未转型，任何看似的配合其实都是在应付。CIO们需要认清的是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权力重构与利益重组。唯有将技术理性与政治智慧、人文关怀深度融合，才能避免重蹈 "荔枝转运" 的覆辙，真正实现组织效能的跃升。

而鱼长侍堪称古代版“数字腐败典型”，表面上协助李善德搞项目，实则把项目变成了敛财工具，将权力与利益玩到了极致。他篡改方案中饱私囊，只想在荔枝送到后邀功，却不愿承担运输失败的风险。鱼长侍最大的特点是深谙权谋，他懂得如何向上管理，获取领导信任，利用规则获利，又有很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能调动各方势力为己所用，确保任务的完成，这是李善德所不及的。但作为反派人物鱼长侍最大的缺点就是：贪婪、关注短期利益、从未考虑基层感受，最终引发民怨，加速自己的灭忙。

而在现代企业中，不乏鱼长侍式的人物，而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设过程中，鱼长侍之流也并不是没有，其实大家都懂得，老杨在这里不做详细描述。但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鱼长侍式的人物存在，也暴露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三大风险：

1.流程漏洞风险

他利用“荔枝使” 权限模糊的漏洞，肆意操控运输物资与资金，在现代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一些领导利用权力操控数字化项目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2.文化侵蚀风险

鱼长侍为了目标不择手段的行为严重破坏了项目团队的信任生态，让真心做事的李善德孤立无援。因此在数字化转型建设过程中，企业也要通过文化建设与监督机制，让投机者无处遁形，但这点似乎有难度；

3.战略偏离风险

鱼长侍将荔枝转运项目变为敛财工具，导致整个计划背离初衷，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CIO 需定期评估数字化项目的战略契合度，避免项目沦为他人谋利的工具。

所以通过鱼长侍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企业管理的各种管理漏洞，因此企业需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流程自动化与数据透明化，压缩权力寻租空间；要建立严格的内部审计与举报机制，对违规行为零容忍；更重要的是进行企业文化的转型，让“数据向善”成为全员共识。

综上所述，《长安的荔枝》不仅是一部古装剧，更是一面镜子，照出现代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种种困境：

1.李善德式天真：技术至上，忽视组织与人性，最终“赢了项目，输了人心”。

2.鱼长侍式贪婪：只摘果子不种树，最终“短期获利，长期崩盘”。

3.左右相之争：高层博弈若失衡，数字化转型只会沦为权力游戏。

所以最后老杨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企业数字化转型，从来不是技术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权力、利益、人性的大博弈。作为 CIO，既要守住技术的底线，又要玩转职场的规则；既要做得了 “数字建筑师”，更要当得了 “组织变革家”。否则，等待你的不是“一骑红尘妃子笑”，而是“系统上线全员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湘江数评”（ID：benpaoshuzi），作者：老杨，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