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巨头的江南“小城”，靠什么人均GDP四超上海？

无锡的特殊在于 ：

其4627平方公里的面积在长三角核心城市中最小，比苏州小近一倍。其“壮士断腕”最为猛烈（关停数千家污染企业）、其产业传承和承接上海相关技术溢出颇为巧妙，最终“用六十分的牌打出九十分”——

●无锡人均GDP连续第四年超越上海。

●在土地面积远小于苏州、杭州等城市的情况下，工业用地的产出效率在长三角、乃至全国都是领先水平。同时精准嵌入国家战略齿轮——成为集成电路等高附加值产业的核心布局节点。

江南“小”城，不追逐灼目的聚光灯，却在长三角的创新拼图中，以不可或缺的姿态托举起整片星群的光辉。

作为先行者，无锡的“小城大业”对其他城市也颇有借鉴意义——

找准自身特色与国家战略的结合点。

低调但关键的城市定位

北京，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屏幕上是复杂的气动模型，工程师调整参数，敲下回车键。数据流开始奔涌。在经历了无数次计算模拟后，国产大飞机与天宫一号终于正式踏上征服苍穹之路。

承载这些数据洪流的核心算力——在千里之外一座江南小城，一个不起眼的灰色建筑中。

source：unsplash无锡

长三角的夜空群星璀璨。

以龙头上海为原点向外延伸，依次是苏州的外资制造集群、杭州的数字经济生态、南京的产学研转化基地——每座城市都在区域版图上投射出清晰光域。过去，无锡静立其中，并不起眼。鼋头渚的樱花年复一年落入太湖，隐于强邻的光晕下。

今天，太湖西岸，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神威”主机阵列指示灯规律闪烁着，每一次闪烁，都在为中国制造提供最基础的运算支撑。

超算中心如同一颗星辰，代表着无锡的产业力量已从周边巨头林立中蔓生出自己的生态：在长三角的创新拼图中，以不可或缺的姿态托举起整片星群的光辉。

根据行业协会统计，2023年无锡集成电路规上产业产值达2400亿元，全国城市排名第２；

设计、制造、封测核心三业规模约占全省1/2、全国1/8，分居全国城市第5、第3、第1位，成为全国发展的重要一极、全省布局的关键“一核”。

除此以外，无锡在众多领域均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行业隐形冠军，技术实力和市场份额均居世界前列👇

2024年，无锡人均GDP达21.69万元，位居全国第二，连续第四年超越上海。

可见，在太湖美的表层叙事中，潜藏着一条产业进化路线——这座曾被周边城市光芒掩盖的苏南老城，不知不觉中已回归新型工业强市的队列。

它抛掉了旧日的荣光——无锡曾是百年工业老城，是大名鼎鼎的苏南模式的发祥地。也抛掉了过去的“包袱”——太湖生态危机，规上工业多年在省内垫底，是无锡一度面临的困境。

那么，拐点出现在什么时候？无锡做对了什么？

转“危”为“机”

无锡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将“生态红线”转化为倒逼机制，并结合自身特点，通过精准产业定位（集成电路、超算）和区域协同，在有限的资源下实现了高效配置。

无锡产业和生态园区地图source：无锡商务局

2007年，太湖蓝藻危机大爆发，国家直接给无锡划定出生态红线，削掉了大面积的工业用地。

随后十年间，无锡陆续清退五千多家高污染企业，释放空间给高附加值产业，推动绿色制造。

这个过程本质上重构了无锡的土地配置逻辑——在可使用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产出效率。

无锡关停并转移市区内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企业（如小化工、小印染、小钢铁），将保留下来的、有发展潜力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需要升级的骨干企业，有序搬迁至规划好的工业园区。这是一场涉及利益格局调整、就业安置、土地置换的复杂的城市手术。

伴随着大量化工企业的倒闭，2010到2015年间，无锡规上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和省内竞争力逐年下降，与苏州、南京等城市差距越拉越大，部分年份直接在省内垫底。

拐点出现在2017年。

这一年，华虹集团响应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与无锡市政府签署投资协议，建设无锡基地——同时也是华虹走出上海的首个研发基地。

选择无锡是出于两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环顾长三角诸多城市，只有无锡的土壤满足芯片制造的环境要求，可以建设洁净厂房。这有赖于此前政府斥巨资对化工旧址完成的土壤修复。

另一方面，国家早期布局的战略在此刻显效：无锡是集成电路产业起步最早的地区，国内第一块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就诞生在此。无锡集成电路产业基础、人才储备和意识理念主要得益于在“八五”期间国家在无锡实施的国家微电子“908工程”，华晶公司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最早的集成电路产业人才。

这些本土人才成为技术的火种，让无锡在承接上海芯片产业外溢时，拥有罕见的产业底蕴与操作能力👇

·1978年，江苏省政府提出引进集成电路生产线，并建议定点在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

·1990年，在西方技术封锁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立项，正式在无锡启动“908工程”。

工程期间，华晶电子作为国内首条6英寸晶圆生产线的实施主体，在缺乏设备说明书和禁运备件的条件下开展技术攻关。这一过程培养了中国首批半导体技术人才。

·2000年代初，华晶改制重组，技术骨干并未离散，反而在无锡本土催生半导体创业生态。

原华晶光刻团队创立芯朋微电子，专攻电源管理芯片；设备维护专家组建晶源微电子，提供晶圆检测设备；甚至厂务工程师转型成立华润安盛，解决芯片厂超纯水系统难题。

于是，当2005年上海中芯国际、华虹等企业因成本压力向长三角外溢产能时，无锡凭借产业工人储备和专业技术管理团队，成为唯一能接住高端制造环节的城市。

更重要的是，以华虹建厂为契机，无锡将集成电路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开始向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延展，直到建立起了闭环式的产业网络。

source：央视网

目前，中国只有两个城市拥有较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一个是上海，另一个就是无锡。无锡在产业链三大环节的产业规模排名如下——

设计——全国第四（前有深圳、上海、北京）；

制造——全国第三（前有西安、上海）；

封测——全国第一。

从2010到2024年，伴随着工业用地的减少，是一次次华虹叙事的再现，以及无锡工业产值的逆势增长。

当周边城市还在争夺特斯拉配套厂时，无锡用省下的土地陆续建成了国家超算中心、深海技术实验室这些高附加值载体。

华虹故事展现了无锡如何以有限资源嵌入全球价值链，为中国部分城市工业转型提供了范本——

在城市面积与人口规模都有限的条件下，如同通过生态倒逼（关闭化工企业）、产业传承（传统工业基础）和区域协同（嵌入长三角）提高产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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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无锡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突破2400亿人民币，其意义已超越单一产业扩张。标志着无锡精准嵌入了国家战略的齿轮，成为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中的高附加值一环。

如今，无锡在土地面积远小于苏州、杭州等城市的情况下，工业用地的产出效率在长三角、乃至全国都是领先水平，原因就在于高附加值产业的布局👇

以集成电路为例，作为高附加值产业，它清晰地反映了不同城市土地配置与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杭州属于典型的生态敏感型城市，受西湖、钱塘江生态红线的限制，工业用地集中于萧山和余杭。

土地稀缺迫使杭州的集成电路产业必须聚焦于设计层面，并紧扣着杭州本土的数字经济产业优势。例如矽力杰微电子就坐落在阿里云旁边，设计智能家居芯片。

合肥作为内陆城市，平原面积占比高。

合肥的集成电路产业就以大规模晶圆制造、代工和存储芯片为主，并依托国家的大基金支持。例如长鑫存储在合肥的厂房占地1520 万平方米，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园区，旨在打造一个集生产、研发、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存储产业基地。

与无锡毗邻的苏州，在区位、用地成本、产业结构层面都十分相似，但苏州集成电路的生产效率却不如无锡。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方面因为苏州集成电路产业以外资为主导，如三星、英飞凌，依赖全球的技术转移，利润外流风险高。长电科技等虽为本土企业，但也主要服务像苹果这类外资客户。相比之下，无锡的集成电路发展中本土企业占主导地位，本土驱动使得产业结构更为均衡，抗外部风险能力也随之增强。

“有形的手”和苏南的秘密

上述产业形成过程离不开无锡政府的积极斡旋和调整定位。早期华虹建厂因资金紧张，工程进度一度停滞，无锡政府协调地方银行提供了10亿元低息贷款，从土地到资金一条龙服务，最终用18个月完成基地的投产。

从更长的历史线看，无锡的发展模式其实是植根于“苏南模式”的历史基因和国家战略规划的合力中。

source：unsplash无锡

苏南地区自明、清以来就有着发达的家庭手工业、纺织业基础，历来商贾云集，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

与东北重工业或珠三角外资驱动的模式不同，苏南模式依靠内生动力，形成了“强县强镇”的格局，地方积极性高，产业基础扎实。

时间来到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鼓励农村工业化，在家庭承包制实行后，苏南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率先开始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无锡是其中的代表，因为毗邻上海，又拥有发达的交通网络，率先融入到了核心产业链中。

依托上海的技术扩散和“星期日工程师”现象，无锡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逐渐形成“多业并举、一镇一品”的格局，迅速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source：unsplash无锡寄畅园

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以小规模、分散化的组织形式，能够灵活应对市场需求。苏州的丝绸出口、无锡的五金制造，在80年代都成为了城市外汇创收的重要来源。

彼时，无锡数以千计的家庭作坊、小型工厂并非集中于城市地区，而是嵌入了广袤乡村的肌理之中，呈现出一种弥散状的布局。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企业的治理权与控制力下沉至了最基层的村镇集体单元，形成了众多高度自治的微型工业共同体，城市层级的政府更多扮演着环境营造者而非指挥者的角色。

例如，宜兴官林镇的电缆产业起源于村民对上海废品站旧电缆的拆解翻新，随后通过家族、邻里关系裂变出数百家作坊；

锡北镇的印刷机械产业链则由几个回乡技工模仿国营厂淘汰设备起步，依靠师徒关系扩散技术，最终在镇域内自发形成完整分工。

——无锡的早期工业化，是通过无数基层单元的自我驱动与协同，最终拼合出细密的县域制造版图的。

1980年代的华晶芯片厂区（运河西路） source：无锡日报

人口少，面积小，是无锡从一开始就在面对的问题。

1980年代，无锡的常住和流动人口加起来大约在400万（直到今天，这个数字也只有750万）。

本地市场的有限迫使乡镇企业必须向外拓展需求，无锡政府还为出口导向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和税收减免，由此奠定了无锡外向型经济的雏形。

官林镇的电缆从宜兴出发，流经村民们的双手与千百个小作坊，搭上铁路，前往100公里外上海的商场，又在1988年的外高桥码头搭上轮船，首次出口到新加坡，就此开启无锡制造业的全球化之路。

当苏南模式成为教科书范本时，苏南就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巨人的影子——品牌力的缺失让城市在全球化产业链的浪潮中长久地徘徊于中低端水域。进入21世纪，苏南地区整体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但脱胎于苏南模式的板块经济格局却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各个城市发展的产业基石。

转型从来就不是洗牌重来，而是把六十分的牌打出九十分。如今无锡的几大特色产业，基本都可以在当年的乡镇企业集群中找到雏形或关联：

锡山区电动车年产量占在全球的占比，其根基正是1980年代洛社镇柴油机配件厂锻造的金属加工能力——当燃油摩托市场萎缩时，乡镇技工凭借齿轮铸造经验转向电动车电机研发，捷安特等台资企业进驻则进一步激活了供应链，最终形成雅迪、新日等品牌与上千家配套厂共生的“十里车谷”。

即便是无锡近年崛起的生物医药产业，也能在江阴华西村1990年代兴建的生物药厂、以及“星期日工程师”为乡镇药企传递的发酵技术中找到前身。如今药明康德的合成化学技术团队中，仍有当年从乡镇药厂走出的老师傅担任工艺顾问。

source：giphy

在无锡产业转型中，有形的手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苏南模式通常一起被提及的还有温州模式，二者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不同点在于，苏南模式依赖政府引导和集体经济，而温州模式则更强调市场化和民营经济。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以高效的政策引导著称，通过土地、税收优惠与产业基金，吸引高技术企业与研发机构。例如苏州工业园区通过“新加坡模式”引入国际化管理经验。

“863计划”期间，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由科技部、江苏省和无锡市三方共同投资建设，“神威·太湖之光”作为重大科研成果在无锡落地。超算产业在无锡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了宏观层面国家战略的布局节点，另一方面则揭示了微观层面城市产业的累进效应。

无锡成为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的基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基础设施与技术足够适配——超算核心依赖高性能芯片，无锡拥有全国第二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蠡园经济开发区的土地资源和电力供应也能够满足超算中心的高耗能需求。

其次，超算中心需规避核心经济区与地震带。无锡位于长三角腹地但非核心枢纽，相比杭州（沿江流域洪水风险）、合肥（地震带影响），地质更为稳定。而太湖沿岸区域也便于部署备用冷却水源系统。

最重要的是，无锡本身就是我国最早布局微电子的城市之一，2009年就被定位为“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超算中心选择无锡一定程度上是“908工程”的战略延续。

作为中国首个采用全国产处理器登顶全球超算榜首的里程碑，“神威”的成功研发依托于无锡独特的国家队主导、地方打配合的协同机制：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中心提供核心研发能力，无锡市政府则以土地、资金、工业基础予以配套。

这种模式在突破“卡脖子”技术上展现出高效性——中国超算在2016年摆脱对英特尔芯片依赖，并持续四年保持全球运算速度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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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牵引的路径，也完成了无锡产业生态的结构性调整。“神威”系统催生了气象模拟、工业仿真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吸引清华、中科院等在无锡设立实验室，孵化出二十余家超算相关企业。

2019年，“神威”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高端计算芯片与技术全面禁运，无锡被迫放弃国际排名，转向非公开技术路线，在气象模拟、聚变能开发等重大项目中隐蔽地支撑着国家关键领域的算力安全。

2024年，由“神威”迭代而来的“太湖之光A+”项目亮相，算力密度国内最高，平均每天支持7000多项程序作业，巩固了无锡在超算技术领域的地位。

从传统“苏南模式”到高附加值产业，无锡在生态与产业的双重使命下完成了破局之道。类似的转型困境，中国其它城市也会遭遇，无锡经验还能带来哪些启示？

回到超算产业。除了无锡以外，天津、昆山也建立了超算中心。产业的发展轨迹差异，反映了三个城市各自工业转型的特质。

天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是国家首个超算中心。超算产业推动了天津从传统工业城市转型为高科技中心，形成了以国防科技为核心的创新生态。与无锡“神威”的自主研发相比，天津的“天河”系列早期依赖国外芯片，近年虽转向国产，但自主化进程明显落后。

天津和无锡均获得了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但无锡依托长三角经济优势，吸引了更多市场化的资源，应用场景多样；天津则更依赖国防科技背景，政策导向偏向战略安全，应用场景较为单一。

2020年，昆山国家超级计算中心通过验收，成为江苏省第二个、国内第八个国家超算中心，地位次于无锡。昆山超算中心依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拥有“天河”系列超算系统，但其技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都低于无锡的“神威·太湖之光”。

昆山同样从苏南模式转型，依托其制造业基础（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超算以支持本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无锡相比，昆山的超算产业起步晚，技术积累少，更多扮演着区域性的支持角色，而非全国或国际引领者。

由此可见，无锡超算产业的成功，是战略规划、产业融合和自主技术突破的叠加效果。

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既需要政府与市场结合——通过政策引导和超算云平台推动产业化应用；又离不开区位优势——促进产业融合与集群发展；还需要采用绿色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特点使无锡在全球超算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同时带动了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本地产业升级，形成了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生态。

无锡产业转型秘诀就在于化约束为动力——以太湖危机为契机，挖掘本地底蕴，融入区域网络，连接全球市场。中国其他城市在面对类似转型问题时，同样应该找准区域特色与国家战略的结合点。

一个问题

作为转型先行者，无锡的产业发展也可能率先面临着聚焦不足的潜在风险。

从布局上看，无锡不是能简单明了提炼出一个本土标签产业的城市，即便是集成电路产业，其规模也并未达到足以遮蔽其他产业的程度。

无锡产业格局仿佛是微缩版的“江苏十三太保”——作为一座相对人口少、面积小的城市，布局集成电路、物联网、生物医药、现代装备制造、高端纺织服装等多个赛道——齐头并进，既协作又分散。

物联网技术赋能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的产业升级；集成电路为物联网、高端装备提供基石；生物医药的精密仪器需求又拉动高端制造。产业间相互渗透、彼此支撑，形成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创新网络。

好的一面是，均衡策略在维持产业多样性和抗风险能力上具有优势：

它避免了单一产业周期波动对城市经济的冲击。同时多元化的产业生态吸引不同类型的人才，优化了劳动力结构，也进一步促使资本、技术等要素在更广泛领域的流动和配置。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 对“小城”而言，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过于均衡可能导致资源分散、头部缺失。尤其在技术演进的关键转折点，颠覆性创新往往依赖于对单一方向的持续高强度投入。

数据上看，无锡的技术成本投入强度虽高于全国平均，但与深圳等城市相比仍有差距，且方向也更为分散。

当全球科技竞争进入到需要超大规模资源聚焦才能突破的深水区时，分散化的资源配置机制难以在关键领域形成足够的突破压强。

对比深圳支持华为、合肥押宝京东方、长鑫存储的集中投入模式，无锡在单个产业上的“压强”相对不足。虽然研发投入总量不低，但分散在多个领域，可能影响在最前沿领域，如下一代半导体材料/架构、通用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原创性新药靶点发现上形成绝对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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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攀登全球价值链顶端、塑造全球性城市品牌方面，无锡缺乏类似华为之于深圳、阿里之于杭州的“产业灯塔”，削弱了对全球顶尖人才的虹吸效应——那些致力于改写技术范式的科学家或野心勃勃的创业者，往往更倾向选择拥有绝对产业高地和创新生态的枢纽城市。

当长三角一体化加速高端要素向沪、杭集聚时，这个问题就成为了高悬于无锡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无锡面临的潜在命题或许并非产业数量或广度的不足，而是如何在保持多元产业底盘的同时，在关键领域构建起足以穿透技术壁垒的标杆企业。在城市治理层面建立更高效的资源统筹机制，在产业层面培育龙头企业，最终在多极均衡的土壤上生长出引领世界的创新巨头。

尾声

长三角的产业星河中，无锡恰似隐秘角落里的星辰。它既抓住了上海的技术溢出，又传承了苏南模式的草根韧性——

面对生态约束，它关停污染企业腾笼换鸟，将环保压力化为产业升级动力。面对极为有限的工业用地，它聚焦高附加值产业，最终精准嵌入了国家战略的齿轮。手握“苏南模式”家底，它积极挖掘本地技术火种，避免了断层式转型——这种“国家使命+地方智慧”的组合拳，对其他中国城市都有借鉴意义。

主要参考资料

[1] 无锡市统计局

[2] 苏州市统计年鉴

[3] 杭州市统计年鉴[4]《无锡：一座江南水城的百年回望》

[5]《无锡绿色低碳发展报告 2022》

[6]《中国沿海大城市制造业空间集聚研究：以苏南典型城市为例》

本文基于访谈及公开资料写作，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星船知造”（ID：xingchuanzhizao），作者：田语、唐晓园，编辑：田语，36氪经授权发布。